第六章利益均沾

　　为防夜长梦多，贺兰石于朝会次日便将认购国债以及乐输朝廷以资军用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送到了户部度支司。

　　昌隆号各大股东认购一百万，并出面包销两百万国债之事在京城各大商号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便是一直与晋商集团竞争激烈的徽商集团——五年还本，只一分的利息，这样本大利薄的生意还有什么做头？竟然还要乐输二十万两银子！他贺兰石当真是银子多得烧手，要拿出来做善事么？其中必定有鬼，必定有鬼！

　　尽管此中奥妙目前朝廷尚在保密之中，但有钱能使鬼推墨，凭借着遍布京师各大衙门的同乡和与官场中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徽商集团很快探知了贺兰石向朝廷提出的准许晋商参与与蒙古诸部互市贸易的交换条件，都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他们岂能看不出贺兰石那山西侉子打得是什么如意算盘？顿时就更坐不住了。

　　明朝初期实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手工业也开始恢复与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数量、质量提高很快，民营手工业也日渐兴旺，尤其是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规模生产。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则提供了可以用于交换的商品。明成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为了漕运需要修浚大运河之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和商品经济的中心。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旧有的市镇逐渐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同时出现了一部分离开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使得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市场已见雏形。

　　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平和的休养生息，到明中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工农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尤其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意识明显加强，导致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商路更加广阔宽泛，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业资本迅速拓殖，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以民用产品的长途贩运为主的商业流通面广量大、频繁密集；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的大小市镇，则兴盛**，大城市空前繁荣，各地的农村集市与区域性的中小城镇相连接，几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绽现出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作为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店铺业则是熠熠生辉，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都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以地缘、血缘、乡谊为联系纽带的商人集团，如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等，其中势力最为庞大、资本最为雄厚的就是俗称徽州商帮、山陕商帮的徽商集团、晋商集团。

　　刚刚兴起的这两大商帮都是以交通南北，往来货殖为业，徽商集团以江南的盐业起家，经营范围从繁华闹市到穷乡僻壤，遍步全国各地，经营的商品种类也更为广泛，从盐业、粮食、丝绸棉布、陶瓷茶叶、木器家具到文房四宝、书籍字画，无所不包。而较晚形成的晋商集团主要经营区域在黄河流域，并逐步向南推移；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粮食、木材、盐业、铁器、牲畜、陶瓷等。商场如战场，由于经营范围、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多有重叠，两大商帮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几成水火之势。

　　此次江南叛乱，由于徽商集团的根基在江南，主要经营的商品也以江南的手工制品为主，时局不稳、南北交煎对他们的生意影响更为严重，他们的危机感也要较晋商集团更为强烈。如今，晋商集团独辟蹊径，抓住朝廷急需钱粮用兵江南之际，夺得了与北方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专营权，势必将在北方的货殖贸易中占得先机，进而通过用于互市的丝绸棉布、粮食茶叶等江南商品，逐步蚕食徽商集团固有的地盘。因此，他们在佩服贺兰石犀利的商业眼光的同时，也感到了脖颈之处的森森寒意。

　　不甘心束手待毙的徽商集团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此事。他们策动御史翰林等言官词臣和一部分交好的江南籍官员联名上奏朝廷，攻讦以贺兰石为首的晋商集团请开民市之举用意叵测，有勾结鞑虏、资敌倡乱之嫌疑，要求朝廷依律治其干政、资敌之罪。那些或死抱着“重农抑商”陈腐观念不放的清流，或得了徽商集团好处的江南籍官员纷纷上疏，交章弹劾力主其事的严嵩及其同党，一时间朝野上下又闹得不可开交。

　　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挫折和动荡，朱厚熜已经不指望那些饱受圣人教诲，满脑子“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封建等级观念的官僚士大夫能理解自己大力发展商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良苦用心，对这些弹章奏本一概留中不发——大战初定，江南又起了叛乱，目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朝局，团结和调动一切力量，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反正晋商的银子已经入了国库，鞑靼求贡开互市还有一段时日才能施行，没必要急着挑起争端。

　　受到攻讦的严党，以及被贺兰石收买的官员见皇上对此事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以为圣意尚在犹豫之中，心中深感不安，决定予以反击，为对皇上心思早已了然于心的严嵩一言所阻：“我等胸怀社稷，兼济苍生，公忠谋国之善早已简在帝心，如今只需坚定心志，秉持上意去做，彼辈区区口舌之利，其奈我何！”

　　果然，又过了两天，朱厚熜便颁下口谕，着内阁即刻拟旨，对晋商贺兰石诸人上体国难，为君分忧的义举予以旌表，并明发邸报刊行天下，朝野关于晋商包销国债一事的争论遂渐渐平息。

　　见此举不能奏效，徽商集团又改弦更辙，通过与江南各大商帮多有来往的荣王阿宝，密奏皇上，声言徽商集团也愿为国分忧，输财五十万两以示共赴国难之决心，恳请朝廷增发国债五百万两，由徽商承销。作为交换条件，恳请朝廷也许开海禁，准许民间商人参与海市。

　　嘉靖二十二年年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朱厚熜下旨准许重新开展朝贡贸易，并复设了苏、杭、泉州与宁波等处的市舶司，但东南沿海的倭患日甚一日，海路不靖，西洋诸番国小势微，有心朝贡，无力成行；虽朝廷责令兵部并东南沿海诸省加紧整饬军备，加强海防，肃清海路又非是一日可以奏效，因此，朝贡贸易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市舶税也没有收到多少。这样的结果令一心要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来带动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朱厚熜很是沮丧，也无法以事实说服那些因循守旧的封建官员和士大夫同意废弛海禁，后来又因新政引发了接二连三的反对，导致外敌入寇，内乱不休，这个想法也就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徽商集团的提议可谓是正中他的下怀，当即下诏恩准。

　　先是晋商集团，再是徽商集团，为了确保朝廷能同意自己的条件，早已暗中收买了京城勋贵重臣、貂铛贵宦和大部分官员，并许诺利益均沾，以换得官绅阶层的支持。因此，如此重大的、严重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寸帆片板不得下海”祖训的决策竟然没有在朝堂之上引起太多的非议。

　　这也在朱厚熜的意料之中——半月之前的粮食大战之后，他责令东厂和锦衣卫加强了对京城豪富巨贾的监控，自然很清楚其中的猫腻。但事急从权，如今国难当头，可顾不上反腐败，就对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网开一面，反而以“目下国事蜩螗，已不堪问，且不可妄开意气之争。”为由，下旨斥责了几个仍死抱着祖宗成法不放，上疏坚决反对朝廷废弛海禁的清流官员，赢得了朝野上下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扬。

　　有严嵩说动吕芳授予贺兰石官职的先例，得了徽商集团重金贿赂的荣王阿宝也厚着脸皮向“皇帝哥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朱厚熜受不了这个活宝堂弟的纠缠，只好答应了，但也提出了更苛刻的“考验”的条件：一是三月之内，自江南弄来三十万石粮食；二是广泛搜集江南叛军的情报；三是相机收买附逆叛乱的各边镇军将，要他们归顺朝廷，并暗中许诺，对他们附逆之罪既往不咎。

　　徽州商人跟山西老抠一样，一向俭省得紧，只在两件事情上异常的大方，一是乌纱帽，二是红绣鞋，为了结交官府和追逐美色，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机会，徽商集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皇上的“考验”，不少商人更是迫不及待，交了购买国库券的银子之后就收拾行囊，动身赶赴江南，要凭借他们在江南诸省深厚的根基和在江南官场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完成朝廷交付的三大光荣使命，以期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中，为自己挣得以前数代先祖穷其毕生所有也不曾换来的官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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