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舌战诸公三

　　李伟业强压着怒火，紧盯着顾璘，反唇相讥道：“我学生言辞多有不当之处，还请顾公见谅。但不过直抒所见而已，顾公乃是文坛祭酒、士林领袖，何必如此有失礼态，对我学生恶语相向！”

　　“岂敢岂敢！”顾璘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那么，李给谏方才倡言‘立君以昏’，并谓因此而使靖难中兴功败垂成，甚或亡国破家也在所不惜，此非甘言巧辩，意欲为朝廷招降南都，又是什么？莫非李给谏竟不知道，一部二十一史，只有诛九族，惟我大明，却有诛十族。若非已得朝廷恩旨，李给谏怎能如此有持无恐，说出‘靖难不成’的话？！”

　　听出顾璘话语之中隐隐流露出的威胁之意，在座的各位官员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当然，他们心里都明白，历朝历代，谋逆都在十大不赦之罪之中居于首位，一旦举事不成，千刀万剐、抄家灭族几乎是注定的。因此，诸如什么“靖难不成、亡国破家”之类的话，若是由在座的张居正和初幼嘉这样二十郎当岁的青年士子说出来，或许还能当真；而由李伟业这样有家有口，且已为官多年的人说出来，不过是一句赌气的话而已。但是，所有的官绅士子都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为了家国社稷，为了维护纲常大义，纵然粉身碎骨也无愿无悔，因此，这层意思是只可意会，却是不可明说的，顾璘以此相威胁，未免在论争中已落了下乘！

　　果然，李伟业把两片厚嘴唇轻蔑地一瞥，冷笑着说：“原来顾公弄此玄虚，无非是欲与我学生辩难。我学生虽庸碌不学，更不是顾公这样的文坛祭酒、士林领袖，却也知道‘立君以亲’是纲常大义、祖宗家法，当此家国之难，名教祸变，我学生为维护纲常大义、祖宗家法而身死，遗骨浮名便能留香于煌煌史册，岂止无所憾，实乃平生所愿也！”

　　顾璘毫不留情地说：“哈哈哈，遗骨浮名便能留香于煌煌史册？非是老朽小觑贵驾，只怕贵驾当无此幸！”

　　见顾璘已经出言不逊，侮辱到自己的门生，张履丁怒气冲冲地说：“顾东桥，在座之中尚有后生小辈，你我身为师长，当注意仪态礼数！”

　　顾璘回过头，对张履丁说：“淡心兄（张履丁的字），弟此前闻说贵门生李给谏即将出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你师弟二人执掌宪台，当真可喜可贺啊！”

　　张履丁怎能听不出顾璘话中的嘲讽之意，更加恼怒：“泽望（李伟业的字）久在六科，能思敢言，便是升迁宪台副使也是众望所归，你不必耿耿于此。”

　　“不敢！”顾璘冷笑道：“只是弟不知为何淡心兄却一力反对此议，倒是魏国徐公、诚意刘伯力持此事？”

　　顾璘所言不差，张履丁为人迂直方正，对自己的这位门生平日好攀附权贵多有不满，加之李伟业升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就是走的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等勋贵的门路，令他十分生气，便坚决反对此事。因他是部院堂官，配备佐贰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他还与李伟业有师生之谊，他都不同意，旁人也不好随意置喙，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师生两人为此还几乎闹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若不是为了说服顾璘，只怕到现在还坐不到一张桌子上！

　　但是，这个时候张履丁是断然不会把师生之间的矛盾暴露在外人，尤其是顾璘这个“敌人”面前的，便冷冷地说：“诚如华玉兄方才所言，弟念及与泽望有师生之谊，共掌宪台于朝廷规制不符，更招致别有用心之人侧目腹诽，为避嫌疑，弟不得不委屈泽望。”

　　“哦，原来如此。”顾璘笑道：“弟还以为是淡心兄不齿李给谏一万两银子向那些权贵买一个宪台副使的位子，才要秉持正义，力阻此事呢！”

　　“你！”李伟业气得面红耳赤，但他为了升迁，当日确实送了总计一万两银子给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等人，如此隐秘之事既然已被顾璘侦知，他也不好当众否认。

　　李伟业纵有千错万错，毕竟是自己的门生，他如此被人当众羞辱，张履丁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便生气地站了起来，跺着脚说：“顾东桥，我等今日前来，是好意规劝你遵从纲常大衣、祖宗家法，你若东拉西扯，我等只有告辞了！”说着，对李伟业大吼一声：“不成器的东西，还不快随老夫走！莫非还要自取其辱吗？”

　　奉了监国令旨前来与顾璘谈判，怎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即便不说延误国事，在监国面前也无法交代！许子将赶紧出面打圆场说：“淡老且息怒，都是几十年的老友，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说的。何必如此，让后生小辈说我等有亏行止……”说着，又转头对顾璘说：“泽望贿赂权门之事，纯属捕风捉影，华玉兄不必为之义愤。但他方才所说却是正论，‘立君以亲’是纲常大义、祖宗家法，确乎不容改易……”

　　在这么一阵语言交锋的同时，顾璘已经整理好了思路，便起身向张履丁深深做了一揖，道：“弟久居乡野，不察真相，言辞之中多有得罪贵师弟之处，还请淡心兄见谅。我们还是接着谈下去如何？”

　　张履丁也自知肩负责任重大，只好顺坡下驴，一边回礼，一边坐了下来，气哼哼地说：“你说！”

　　顾璘说：“方才贵门生所言‘立君以亲’，确是纲常之至理、祖宗之家法。但祖宗定此法之时，正值天下承平，四海咸安，朝多贤良，野无遗民，夷狄有臣服之心，匹夫无桀骜之志。当其时也，人主可以垂拱无为而治。是故为合天亲、息竞争，定下立君惟亲惟长，而不必惟贤之法。今则不同，因当今悖行变祖宗之成法、乱春秋之大义之新政，导致天下大乱、四海腾波，国家危急存亡，已是间不容发。倘若不速择贤君而立，以系民心、振士气，必致靖难大业功败垂成。我辈屡受国恩，身死国难固不足惜，无颜于九泉之下见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并列位先帝，此为不忠；祸延家室，必及父母，在世之身势必难存，辞世之人坟茔也万难保全，更无人日后祭扫祖坟，使先祖不免若敖馁鬼之祸，此为不孝；王师南下，必在江南推行虐民之新政，致使百姓流离失散，无以为生，此为不仁；新政之祸，尤在士林，名教裂变、士林蒙羞，我辈圣人之徒更无颜面对天下士人君子，此为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还谈何纲常大义？！”

　　顾璘一番痛心疾首的陈说，为“立君以贤”的主张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更为“立君不贤”描述了一副可怕的结局，那些官员都觉得他的话不免危言耸听，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辩驳的话来，只得默然不语。李伟业似乎也没有防备，急切间张了几次嘴，竟也答不上来。

　　初幼嘉更是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禁为自己刚才那突然生出的犹豫而感到无比的羞愧。他也知道，在这种达官师长济济一堂的场合下，自己只能是叨陪末座，虚心受教而已，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但他一心想为恩师出力，要以自己的所学所思声援恩师，就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顾公所言说得痛切！国危则立君以贤，本朝亦早有先例。衮衮诸公岂不记得当年‘土木之变’……”

　　正在说着，他突然发现在座诸人都面色大变，不但恩师顾璘，就连身旁的张居正也露出了尴尬之色，不由得愣在了那里，下面要说什么话，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初幼嘉所说的“土木之变”，是九十多年前，英宗正统皇帝在位期间，蒙古瓦刺部落首领也先率军入寇，英宗御驾亲征，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仓促成军、又有权阉王振从中作梗，五十万明军一战尽墨于土木堡，英宗皇帝也被俘虏。也先挥军南下，围困京师。受命御敌的兵部尚书于谦见形势危急，在皇太后孙氏的支持下，与群臣商议，秉持“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之理念，毅然放弃年仅两岁的太子，改立英宗的弟弟郕王为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终于稳定了局势，统帅全国军民在北京城下大破瓦刺军队；继而又挫败了也先挟持英宗企图诈开城门，再度南侵的阴谋，最终迫使也先将英宗释放回国。这确实是“立君以贤”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学子，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一片好心，却在无意之中犯下了一个大错误--英宗被释放回国之后，因被刻薄寡恩的弟弟景泰帝软禁于南宫而心怀不忿。八年后，他趁弟弟景泰帝病重之际，在一帮别有用心的宦官和文武大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登上皇位，废除景泰帝帝号，谥之以侮辱性的“郕戾王”，而于大明江山社稷有擎天护国之功的一代名臣于谦也被冤杀，可以说，结局并不完美。不但如此，其后英宗之子宪宗即位，虽然为于谦平反昭雪，也给景泰帝改赠了谥号，并以帝王之礼为他营造了陵寝，但最终还是没有给予景泰帝庙号，也就是说，景泰帝与被自己的叔叔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了天下的建文帝一样，仍不被明朝官方承认曾是皇帝。这一个致命的缺陷，身为南京兵科给事中，最擅长“攻其一点，不及其他”的论争之术的李伟业岂能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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