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茶政之弊

　　皇上首肯，首辅附议，准许牛羊互市之议便没有人反对，此事就算是定下来了。接着，朱厚熜突然问道：“马阁老，你前些日子奏称，据大同等镇奏报，自四月开市以来，马市已赚白银近十五万两，可是真的？”

　　马宪成躬身答道：“回皇上，臣派员亲往核查过，各处互市共市马六千三百六十四匹，上、中、下马皆有，按每匹平均折银十二两计，共合银七万六千三百余两；又因鞑靼诸部马匹放养繁衍，多以现银交易，合计货殖近三十万两，依本利各半计算，实际盈利约一十五万两。此外，晋商贺兰石奏请朝廷恩准，另开民市，由昌隆号为牙商，统管往来货殖，两月之中货殖近五十万两，已按十成货殖一成关税的约定缴税五万两，另应按年缴纳三成利润给朝廷，因未满一年，尚未征收。”

　　看来，只要废除了明朝以往“薄来厚往”，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原则，西北互市还是大有可为的嘛！而且官营马市毕竟还带有一点羁縻蒙古各部的政治色彩，在交易价格等方面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优惠，完全依据经济规律运行的民市利润肯定比官营马市大许多，否则晋商集团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得专营许可权！

　　他在心中默默盘算了一阵之后，说：“开通互市仅三月功夫，官民两市少说也赚了近二、三十万两银子。这么说，一年下来，朝廷能开源上百万两喽。”

　　马宪成说：“回皇上，也没有那么多。开立互市这三个月里，每月三次每次三日的互市之所以所得不菲，乃是因去年鞑靼虏贼寇犯国门，徒费人力却未曾掠得许多粮食布帛，到了今年春荒之时，粮米粟豆就很匮乏，只得不惜银钱，高价向我朝购买。若论正常年份，想必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据户部测算，连同民市商税收入合计，一年多增五十万两收入当不成问题。”

　　“马阁老言之有理。”朱厚熜又问道：“既然互市不失为朝廷开源之一大渠道，为何户部前些日子却又奏请在川陕两省厉行茶禁？”

　　这份奏疏由马宪成领衔上奏，是为户部的公本，送入大内也有近半个月了，一直没有回音，马宪成以为是皇上还有诸多军国大事要处置，一时就将这件事给搁下了，听皇上这么说之后，才知道其实皇上早就看过，对此尚有疑议，忙解释说：“回皇上，所谓茶禁，非是禁官茶，而是严榷法，禁私茶，以利朝廷与西番茶马互市。”

　　朱厚熜一哂：“莫非朕不知道你说的这层意思？朕之所以有此问，就是想与诸位辅弼重臣论一论这个官茶、私茶之分。张居正！”

　　侍立一旁的张居正跪了下来：“臣在！”

　　“朕前些日子让你去查了历朝历代茶马互市之史料，你可查了？择其要点给朕及诸位阁老说说。”

　　“是，皇上。”张居正向皇上叩头，又半转过身向四位内阁大员叩头之后，说：“启奏皇上并报各位阁老大人，中原与西番茶马互市源于李唐，成于赵宋，而大盛于我朱明。晚唐之时，茶道大行，茶利大兴，遂专营禁榷，为国家赋税之一大来源，初旨仅限于充裕国用。其后茶道之风传诸西番，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蛮夷之人因而视茶如命，所需更是不菲，时有外番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但尚未成定制。至宋熙宁年间，为熙河用兵之需，委派官员尽榷蜀茶，运边易马，并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专理其事，确定贸易年额及茶马比价，实行专营，严禁私贩，茶马贸易之制由此发端。经神、哲两朝治政者刻意经营，已趋完备。太祖高皇帝至正二十一年便行茶法充裕国用，建元洪武之后，南征北讨，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遂尽榷川陕之茶，贮边易马，并承唐宋遗制，先后于秦州（今天水）、洮州（今临潭）、河州（今临夏）、四川、雅州碉门等地置茶马司，几经革废改并，至今有四川、西宁、河、洮、岷、甘、庄浪、碉门等茶马司，以川陕官茶为主，辅以开中之商茶，自川西、朵甘、乌思藏一直北至哈密、吐鲁番，与西番诸夷互市，岁易马均在万匹以上。太祖以降，列位先帝也无不以茶马互市为重，专营榷卖，并设立巡视监察制度，派遣专门官员巡禁私茶，督理茶马贸易。初置四川等处茶盐转运司于成都，后改为月遣行人巡视，至景泰初罢行人巡茶之制。其后历经反复，正德二年，于陕西设立巡茶御史，著为永例；四川原由巡抚稽查，嘉靖四年归水利佥事代管，而令重夔、南安绵、建昌松潘诸兵备道分别职守，委官管理。由此可见，国朝于茶马互市极为重视，制度之详备，互市之繁荣，持续之始终，成为我朝制番、实边、裕国之国家大经，尤为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

　　或许是久侍御前的缘故，张居正面对皇上和内阁辅弼重臣也是面无惧色，侃侃而谈，将茶马贸易的由来、沿革说得一清二楚，又言简意赅，其他阁老倒也罢了，连任职户部多年、精通财政之务的马宪成也频频点头，忍不住插话说：“正因茶政如此重要，非但关乎国朝财用之丰，更关乎军政边务之强，实为内充军实、外驭诸番的军国要务、西鄙重事，国朝才一直厉行私茶之禁，犯者治以重律，货物入官。但近些年来，茶禁废弛，私茶大盛，商旅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权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图利，四川巡按卢孟良曾稍一盘诘即得十数万，平日更可知之。因茶政由户部兼管，户部闻知此事，才有禁茶之请。”

　　“户部所提奏议确系关乎国朝财用及军务的大事，不过，朕还是觉得尚有可再商榷之处。”朱厚熜说：“张居正，朕还让你查了历代先帝实录及皇史晟档案，找出风宪言官或地方官员论川陕茶课之弊、茶农之苦的奏疏以及朝廷开商茶之发端，也择其要点说来给各位阁老听。”

　　原来，唐宋以降，对茶叶这种“不可一日以无”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了严格的垄断经营和茶禁政策：唐朝时规定，凡贩卖私茶三次，每次满300斤，即处死刑，长途贩运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宋朝更严申茶禁，视私自贩运的茶商为“茶寇”，派出军队巡缉、镇压。明朝虽也实行国家专营榷卖，却有所放宽，在东南皆无榷法，商人请引纳税即可运销，不拘地方。但为了维持茶马互市，独于四川、陕陕两省实行了严格的茶禁。

　　川陕两省地处西北边陲，又是传统的产茶区，自洪武初年起，就在两省征收很重的茶课，如四川和陕西汉中府实行　“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的茶课；官田茶园则由军士或民众承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比种粮食的课赋重了两倍有余，两省茶农苦不堪言。

　　为了获取与藏族易马的茶叶，朝廷对茶户横征茶课，将大量茶叶贮藏于茶马司的仓库之中。可是，宣德以后，官营茶马互市衰落，造成了大批茶叶壅积，于是明朝政府不得不将大批“积茶折官俸”，“支销其不堪换马茶叶，具奏覆验烧毁”。

　　当茶叶在官仓中悄悄地霉烂变质之时，茶叶生产也出现了萧条的景象。在封建超经济剥削之下，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导致茶园荒芜，茶枝枯朽，茶户濒临破产甚至死亡。如四川江安县茶户所说：“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无力培植，积欠茶课责征日急，乞赐减免，并除杂役，专办茶课。”又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

　　另外，明朝政府又禁止民间蓄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这种“民有余茶，官买之”的茶叶统购统销制度，也给茶户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山人治茶，犹农之治菽粟。勤力经理，俯仰所资。今商茶之外，严禁私卖，又以茶多阻滞，商人不得多中，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

　　听张居正摆出这些史料，马宪成脸上的颜色当即就变了，从嘉靖二十二年朝廷推行新政起，他身为户部尚书，秉承圣谕厉行财税改革，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多年来入不敷出的拮据局面，其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克服了多大的阻力，又经受了官场士林多少非议诘难？皇上突然这么说，莫非是要改弦更辙了吗？

　　负气之下，他也顾不得御前礼仪，又忍不住插话说：“皇上奋万世之雄心，一力推行嘉靖新政，便是为了缓解国朝财政危局，并有‘开源节流，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之圣谕，臣至今言犹在耳。论及开源，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便是其中一大要务。以西、河、甘三司而论，洪武、永乐年间每年茶税可得六十万两之多；宣德以来，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至成化、弘治年间，三司每年收项只有二十余万两，且有逐年递减之趋势，臣掌户部，为国家整饬财政，广开财源计，不得不奏请皇上重申茶禁之法。”

　　朱厚熜见他话语之中已带有强烈的不满，也不高兴了，冷冷地说：“如何厉行茶禁？是把那些贩茶的商人全部处死，还是将那些私自将茶卖给商贩的茶农流五千里外充军？”

　　马宪成说：“回皇上，按我《大明律》，凡私茶出境，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皆凌迟处死，全家流五千里充军，货物入关。太祖高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两万斤被赐死，连马皇上都不敢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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