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两相献策

　　正如夏言自己所言，他的奏议核心内容是核定优免标准，即一品大员可免粮三百亩、丁三十人，依次递减，至最低等级的士人--有秀才功名的生员，亦可享受免粮五十亩、丁五人的免税、免役权利。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厚熜就全然明白了：这个夏阁老不愧是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官员，如此巧妙地将打击江南官绅地主阶层，抑制豪强兼并变成了规范优免制度，不但那些豪绅富户有苦难言；那些深受“君子固穷，小人好利”的孔孟圣贤教诲的清流官绅士子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一方面，规范优免制度，并未违背大明祖制，那些人纵然心有不满，也找不到发难的借口；另一方面，出身豪富之家且贪婪好货的官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出身中平之家，甚至还有一部分象高拱、海瑞那样出身寒苦且安贫乐道的官员，他们的既得利益不但没有受到侵害，还因此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和提高，当然会支持和拥护这项政策，等于是借力打力，分化瓦解了文官集团。还有其三，中国人一直是“不患贫，只患不均”，实行统一的优免标准，王八三十鳖也三十，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就该比别人多享受一点！

　　因此，朱厚熜对于夏言的提议赞不绝口：“好好好！自太祖高皇帝而始，国朝便以优免之制恩恤天下官绅士子，但一直有制无度，各地自行其是，自然存在夏阁老指出的苦乐不均的现象。规范优免标准，各地官府衙门照章办事，变暗补为明补，就能能把朝廷优免制度落到实处了。”

　　说完之后，他才把视线投向了坐在一旁的严嵩，笑着问道：“严阁老是首揆，内阁的当家人，对此有什么看法？”

　　严嵩心里愤愤不平：要征询臣下的意见，君父便不能率先表态赞同。你已对夏贵溪那个老不死的东西的奏议大加赞赏，想必就要依言定策，又何必多此一举，垂询顾问我这个首揆的意见？但是，这些话他也只能“腹诽”而已，非但绝对不能公然说出，连表情也不能带出丝毫的不满，反而一脸的春风：“夏阁老这是老成谋国之言！诸多出身寒苦的官绅士子能同沐皇恩，不复有你多我寡、苦乐不均之情事，是必同声颂扬君父圣明，矢志效死以报浩荡天恩！”

　　严嵩的表态不出朱厚熜所料，他当即就说：“严阁老既然也深表赞同，那么，此事就这么定了。不过，我大明官场的痼弊，一贯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国家制定的政策再好，落不到实处也是一纸空文！就拿优免制度来说，即便在朝廷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新法之后，诡寄、投献之风为何依然大盛于苏松？便是缙绅豪强之家勾结官府，利用减半征税的优抚恩恤之制继续偷逃皇粮国税、侵吞国帑民财！如何监督各地官府衙门严格依照优免标准施行，内阁要从速拿出具体的章程和办法来，颁行天下。”

　　“臣遵旨。”严嵩应声之后，略一犹豫，又说：“依臣之愚见，要抑制豪强兼并之势，规范优免之制尚还不够，还需多策并举。新任杭州知府赵贞吉日前上呈奏疏，奏请将杭州府治下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课征税，所短田赋均平于民田之上。李阁老从京里批转到行在，恭请圣裁。老臣与马阁老商议再三，都认为此议不失为一条匡时济难之策，非独苏松两府豪强兼并之势能大为缓解，各地亦能据此清丈田亩，查出豪绅富户隐匿侵吞的田地，依律责其退还百姓，故奏请皇上恩准施行。”

　　严嵩这么做，可不单单是眼红夏言奏议得到皇上的赏识而献策争宠，还有另外一个用意--他心里明白，皇上召集他于夏言一同议事，是要堵他的嘴，若是他当面不提出异议，事后便不能再说什么，还要乖乖地按照夏言的意思，督导各地官府衙门施行，等若是让他这个首辅和夏言共同承担抑制豪强兼并的风险。这么做，且不说要面对江南官场士林的哓哓众口，单是把在朝野内外拥有不可忽视的势力的内阁阁员徐阶得罪到了死处，就会给日后带来不测之祸。因此，他不得不想出其他法子，比如说靠支持徐阶门生赵贞吉的奏议，来换取徐阶的原谅。

　　自从嘉靖二十一年穿越回到明朝之后，朱厚熜凭借着对历时一知半解的认识，把张居正当年搞的一条鞭法和清朝雍正皇帝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之法一股脑地操练的出来，首先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清查田亩运动。可是，由于此项工程十分浩大，如此草率行事，效果也就十分有限；加之新政推行以后惹出了许多祸乱，让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没有顾得上追查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实际成效。此次南巡，苏松两府的土地兼并形势如此严峻，让他不禁触目惊心，这才下定决心，要掀起打击江南官绅地主阶层、抑制豪强兼并风暴。要这么做，首先要清丈田亩，查实官绅豪强之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将他们侵占的民田发还百姓，对他们的土地课以重税。但是，诚如方才夏言所说的那样，苏松两府可以用水灾过后地界漫灭为由，清丈田亩；其他未曾遭受水患的省府州县却没有这个借口，要再次提出全面清丈田亩，势必招致朝野内外“无事生非、劳官扰民”之讥评，让他十分头疼。因此，听到严嵩这么说之后，他的眼睛骤然一亮，当即说道：“清丈田亩确实迫在眉睫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赵贞吉的奏议可谓是切中时弊、深契朕心啊！均平田赋具体如何做，严阁老仔细说说。”

　　严嵩说：“依老臣之愚见，苏松缙绅豪强之家兼并百姓田地，不过是为了牟取厚利，其弊之根源在于官田民田税率不均，他们便能凭借着权势，将官田充为民田据为己有，将官田之重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清丈田亩，并循前朝‘扒平官民田科则’之旧例，对官田民田实行均粮均赋。一来那些被迫将官田出卖给大户的百姓可以不必再受重税之苦；二来土豪劣绅所占田亩越多，承担的赋税也就越重，亦可稍遏制豪强兼并百姓土地之势。”

　　朱厚熜知道，所谓官田，是原则上属于国有，租给百姓佃种的那一部分土地，赋税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民田。官府对官田的管理只重收取赋税，并不关心由谁耕种，因此耕种官田者事实上几乎等于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转租，以致出现百姓将官田充作民田卖给大户，自己承担重税的现象。而且，官田频繁转手，田籍混乱，导致赋税大量拖欠。因此，从正统年间而始，历代朝廷不得不逐步进行改革，在不减少田赋总额的前提下，将官田重税的一部分转移到当地民田上面，减轻租种官田的百姓的负担，是为严嵩所说的“扒平官民田科则”。这么做，固然可以缓解无地或是少地百姓的负担，却不免加重了民田的负担，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能否承受？

　　沉吟了一会儿，朱厚熜说：“我大明开国之初，官田主要集中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尤其是苏松两府，民田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如今几乎已经全部被大户所占有，平均田赋对百姓影响不大。但嘉靖二十四年朝廷平定江南叛乱之后，又抄没了许多参与谋逆的官员士绅的田地，分给百姓耕种，日后若是一概丈田均粮，就不免加重了那些还勉强保有自己一点土地的小田主、自耕农的负担。所以，丈田均粮要定下一条规矩：凡占地在百亩之下的小田主、自耕农，不必加赋；所欠数额，由那些大户分摊。甚或可以采用累进税制，核定标准，占有田地越多，所应承担的赋税越重，以此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那些占有大量田地的人大都是乡官士绅，无论是朝廷时下实行的对他们以半额起课征税的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还是日后按夏阁老的奏议实行定额优免之制，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优待恩恤，多加的这么一点田赋，也算是他们上体国难，下舒民困。朕以为，但凡忠君爱国之士，是不会跟国家斤斤计较这么一点钱粮的。”

　　说到这里，朱厚熜略微停顿了一下，冷笑着说：“至于那些贪婪成性、重利忘义之人，若是因此而心怀不忿，做出对抗朝廷之事，那也由得他。大不了再闹出嘉靖二十三年的乱子，张老公帅虽说年事已高，但还能吃得下一斗米，拉得开十石弓，想必还能再度挂帅出征，饮马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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