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军中任职期间,效法古之大将统军之法,时常与将士们一同操练,起初每天累的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久而久之,发觉自己身体强健了许多,不但甚少生病,终日伏身案牍忙于政务,也不觉得累了,算是尝到了体育锻炼的甜头。此刻听到皇上这一番高论,他也来了兴趣,插话说道:“孔圣先师《论语。宪问》有云‘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更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足见皇上的圣谕契合圣人之道。此外,尚武精神也绝非上古先贤所独有,自汉唐以降,文人墨客之中,亦有不少豪勇任侠,精通武技之士。汉有班超投笔从戎,此后扬威西域;唐有诗仙李太白擅长击剑,一生纵情山水。还有生于宋室南渡之际的辛稼轩,其时南宋朝廷偏安日久,主上昏庸,文恬武嬉,忠义之士空怀报国之志,却请缨无路。即便如此,稼轩先生纵然要‘把栏杆拍遍’,一抒胸中壮怀激烈的悲愤之声;也要先‘把吴钩看了’。太岳不妨多给那些监生讲讲这些前圣先贤的至理名言、逸闻趣事,他们想必也能见贤思齐,乐而行之,推行圣谕亦能事半功倍。”
高拱这一番侃侃而谈,令朱厚熜大为惭愧:遭遇过京城宫变、江南叛乱这样的奇惨祸变,竟然也没有使自己变得聪明一点,光知道抱怨士人儒生不能体念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却没有想到在孔圣人的著作中为自己“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找到理论根据,也没有想到从那些名闻遐迩、震烁古今的古代文豪名士中树立几个热爱体育锻炼的榜样,难怪费尽口舌,亦是应者寥寥……
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如今这么做大概也能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开怀大笑道:“肃卿所言甚契朕心啊!其实,在朕看来,若论文武双全,谁能及得上我朝正德年间的阳明先生王守仁?他不但学问渊博,开创了继程朱理学之后最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术流派阳明心学;还曾三箭定军心,孤旅破逆贼,真可谓是文能论经治国、武能平乱安邦的一代名臣大儒。不但太岳要在国子监多给监生们讲讲阳明心学,黄埔军校亦要将阳明心学列为教程,以之激励我朝那些未来的文臣武将都能象阳明先生那样‘去人欲,存天理’,做一位忠君爱国的能臣良将!”
张居正的恩师徐阶算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受其影响,张居正对阳明先生王守仁也是推崇倍至。不过,当是之时,虽然阳明心学在官场士林之中广为流传,昌明正气官员士子多蜂起从之,一时蔚然成风,但朝廷还是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皇上如此盛赞阳明先生,并要在国子监和黄埔军校开设心学课程,等若是把阳明心学提高到了与程朱理学同等重要的高度,有此助力,心学必能大行天下、教化万民!
想到这里,张居正不禁万分激动,离座跪地,慨然应道:“皇上圣心深远,一心为的是我大明万世治安,居正定当凛然奉行,不负皇上社稷之托!”
朱厚熜笑道:“好好好,朕就知道,你张太岳不会辜负朕的一片苦心的!”
接着,他又正色说道:“肃卿、太岳,朕将后世之事说给你们知道,又东拉西扯跟你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你们这些位列庙堂之高的社稷重臣,即便是身处太平盛世,亦要时时居安思危,深谋远虑。其实,无论是防备西洋诸藩,还是讨伐倭国,这些都是御外之策,也不是当务之急。还是朕方才论及建州女真时说的那样,只要我等君臣上下一心,挽振颓风,刷新吏治,革除积弊,布陈新政,开创国家昌隆的太平盛世,使天下黎民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衣食无忧;那么,无论是内贼,还是外敌,都休想乱我大明江山,我们中国亦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后世之炎黄子孙也再不受外夷欺凌侮辱!怕只怕内乱不靖,被外敌趁虚而入。因此,要想攘外,必先安内。安内首重安民,为政之人应该体察民情,为民做主。这便是朕今日为何那样震怒,执意要惩处刘清渠的原因。具体的处分由严阁老、夏阁老他们内阁去议,你们就不必参与了。朕只想问你们一件事:朕记得宋元话本、杂剧之中,时常会提到百姓受到当地官府的凌虐而无处申诉,愤然进京告御状,冤情上达天听,终得昭雪。你们说说,告御状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作者凭空臆造出来的?”
高拱说道:“回皇上,赵宋之时,确有允许百姓上书君父或伏阙陈述冤情于御前之制,百姓家俗称其为‘告御状’。史载,北宋仁宗皇帝嘉祐年间,曾有开封一老妇因自家喂养的一只鸡被人偷走而告到御前,仁宗皇帝固然以之为殊为可笑之事,却仍御批着令开封府尹为其加倍赔偿。宋室南渡之后,仍奉行此制而不违。是故宋元话本中多有‘告御状’之情事。”
朱厚熜感慨地说:“百姓丢失了一只鸡,天子尚且能亲自过问,这是何等的仁君爱民之心!见微知著,宋仁宗确实当得起庙号之中的一个‘仁’字!”
接着,他又意犹未尽地说道:“赵宋皇室虽多孱弱庸碌之君,朝臣也多是颟顸迂阔之辈,在安邦定国的战略方针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说割让幽燕十八州给辽国,使中原失去天然的防御屏障,宋朝步兵不得不在广袤平原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野战。又比如说,宋室南渡之后,君臣上下都仰仗长江天堑,偏安于江南一隅,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直至被蒙元亡国灭种。但是,正因他们始终都怀有一颗爱民之心,士人百姓感念宋室数百年恩惠,即便到了蒙古铁骑席卷江南,几乎全部国土沦丧敌手,宋室行朝漂泊海上之际,仍有数十万百姓抛弃家产,矢志追随行朝,身死国难亦无怨无悔。换作是我大明朝到了那么一天,真不知道甘愿守节殉国者能有几人啊……”
朱厚熜只顾着自己说的痛快,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感慨等若是质疑朝臣士人的忠君爱国的节操。高拱、张居正两位臣子对此都不以为然,甚或觉得皇上今日一再说到大明覆亡如何如何,是为大大的不吉。不过,皇上有上天示警,有此忧思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高拱也不敢明着反驳,便婉转地说道:“请皇上恕微臣放肆敢言,若论仁君爱民,非独赵宋有之,我太祖高皇帝比之宋室列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大明定鼎之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便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接受百姓击鼓申冤。为防有人暗中阻拦,还派都察院御史每日轮班值守,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府不接状或不能秉公而断者,百姓便可以击鼓,由当日值守御史即时带着上奏御前。”
“呵呵,朕就知道你高肃卿会这么说。”朱厚熜笑道:“既然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告御状是太祖高皇帝定下来的祖制,想必也没有人敢贸然废止。那么,朕就不明白了,今日朕向那位浙东行商李老爸提出此议,他为何却畏之如虎?”
高拱解释说:“自设置登闻鼓之后,刁民诬讼之事屡有发生,地方官员难以行政治民,对此多有怨言。弘治年间,孝宗先帝便采纳有司官员奏议,对所告不实者,族诛其家;所告属实,涉案官员依律治罪,诉告之民以‘违制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里。”
朱厚熜叹道:“原来如此!无端捏造、诬陷父母官,有抄家灭族之祸固然是不法刁民咎由自取;即便是真有冤情,告倒了虐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却还要吃四十大板,流放三千里之外。难怪那些受了官吏欺凌压迫的良民百姓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来敲登闻鼓告御状!既然如此,那面有名无实的登闻鼓不妨撤去,省得官员看到它心慌,百姓看到它心烦!”
听到皇上虽然仍是面带微笑,话语之中却有压抑不住的尖刻讥讽,高拱这才明白皇上的言下之意,不禁为之语塞。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设置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在于借助民众力量来监督官员、惩治腐败。不用说,这一制度让那些贪官污吏为之胆寒,也让那些即便自己不贪,却自诩为“抚牧一方,为民父母”的官员觉得有损官威。诚如朱厚熜所言,由于这些制度是他们固然不敢非议朱元璋钦定的“祖制”,却能找出种种理由,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限制,严防百姓越级上告,高拱所说的孝宗弘治年间的律令便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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