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淋尖踢斛
君臣一行人沿着来路,从南城经过通惠桥,来到了诸暨县衙所在地--新安江北岸的老县城。
由于是县衙、县学等公署所在地,同作为商业区的南城相比,北岸的老县城行人要少很多,也就清静许多,在宽阔的大街上说话,不用担心被人听见。此外,比之先前入城之时,如今身边多了一位诸暨知县孙嘉新,朱厚熜等若是遇到了一位先生一般,一路上忙个不停地问东问西--说起来也着实好笑,回到明朝七八年了,跟他打交道最多的人,不是司礼监大太监,就是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听到的、议论的,都是军国大政,于地方政务民情,却是一概懵懂。这倒也符合他至尊无上、胸怀九州万方的帝王身份。可是,要想治国安民,少得了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地方官府衙门吗?地方实情,能从各级地方官府衙门的奏疏中了解到吗?今次驾幸南都、拜谒祖陵,他之所以执意要撇开龙舟船队、几千里鞍马劳顿地微服南下,还指示随行的高拱、张居正两人每日入住馆驿,都要接受当地府尹县令的拜访,就是为了补上这一课。不过,那样的官场交际应酬毕竟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那些地方官员也不会跟“高大人”、“张大人”这两位天子近臣、过境钦差说实话。遇到孙嘉新这样心直口快的官场硬汉,他当然要仔细询问、虚心请教了。
孙嘉新先前还有些拘谨,渐渐也就放开了,向他说了许多地方官府衙门盘剥治下升斗小民的鬼把戏,直把朱厚熜听得瞠目结舌,简直有一种“叹为观止”之感。
比如收缴赋税、催派劳役,这是各级地方官府衙门的最为重要的一项政务。前些年征收实物,其中的鬼门道就实在是太多了--摊派不摊派、摊派多少、何时征缴、成色如何……各个环节都可以狠狠地敲诈治下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不幸生在有地方特产的州县的百姓,若是更不幸地被地方官府确定为向朝廷敬献贡物的“贡户”,再遇到贪得无厌又心狠手辣的父母官,往往被逼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甚至每年被逼得弃田逃亡、投河上吊的人都不在少数。近些年来朝廷实行一条鞭法,把各项杂赋劳役折银计征;并且实行了政府采购,宫中及朝廷一应用度,只要能从市面上买到的,也都不再向各省府州县征收,一是体恤民生之苦,二来也是为了以此促进商贸流通。两项新政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免征各地绝大多数的贡物,并不能堵绝地方官吏盘剥百姓之门,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征收田赋和从百姓手中收购余粮之上。
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在中国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赋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粮还是要收的--一来全国有数万官员、数十万属吏都要吃饭,官员的本色俸、属吏的禄米都要朝廷支出;二来朝廷将大明军制由卫所屯田制悄然改易为募兵制之后,全国近两百万常备军的军粮,除了将军屯转为退伍兵士的农场提供,并用开中法补充一部分之外,还需要国家再解决一部分;三来京师等各大城市的民粮,也需要朝廷掌握一部分用以保证供应、平抑物价。此外,俗话说得好“手里有粮,心中不慌”,从朝廷到各地官府衙门都建有官仓,也要存粮用以应急备荒或赈灾抚民。因此,各地官府衙门仍需要向承种官田的百姓征收田赋,或按照各自拥有的田亩数量,从自耕农手中强制性地购买一定数额的余粮,这就给了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的大好机会。
田赋是为皇粮,征收田赋或收购余粮都有严格的规制章程,连所用的斛斗量具和秤,都是户部定制的“官器”。究其根源,是因为度量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自秦朝灭六国、成一统,统一了天下度量衡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明朝尤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而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制度,度量衡器均由官府制造,以保证量值统一,凡私造斛斗秤度者“依律问罪”,知而不揭发者“事发一体究问”。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令铸造铁斛斗升,付户部收粮,用以校勘,仍降其式于天下,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时估定其物价。”次年,又令司农司依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标准器进行较定后,依样制造并发下属府、州、县仓库收支行用,商行店铺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赴官府印烙,乡镇百姓使用的斛斗秤尺,也要与官方颁发的相同才许使用。此后,由于各地使用的器具又开始出现不统一的情况,明朝分别于宣德七年(1432年)、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五年(1469年),又多次重申按照洪武年间的标准量器式样重新铸造,以备校勘,官民通行,并且仍将各式标准器具悬挂街市,以便比较。并下令布政司各府州县,凡每岁收粮五十万石,收布绢十万疋以上者,工部各发给铁斛一张,铜尺、木尺各一把。景泰二年(1451年)、正德元年(1506年)、嘉靖八年(1529年)皆令工部制造戥秤、天平和砝码,分给各司监收内府银科道官及内外各衙门,以作征收银两和支付官吏俸禄之用。
律法煌煌,胆小的贪官污吏轻易还不敢象那些放贷的财东地主一样大斗进、小斗出,或是在秤上面做文章。他们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往粮食里掺谷壳、麦糠甚至沙子、或从各地米行低价购来陈粮淘换当年收到的新粮以赚取差价,都可以大捞一把,不过要担风险,被户部查验出来或被边军拒收以致劣迹败露,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最稳妥的法子,还是在征收时做手脚,“淋尖踢斛”就是其中最常用的法子。
所谓“淋尖”,百姓将粮食倒入官家收粮的斛斗之中,一定要高高超出斛口;收粮的官吏再用铜尺在斛口上面这么一刮,高出斛口的部分就被刮到了斛外,这一部分照例是不退的。接下来便是“踢斛”--收粮的官吏穿着寸许来厚的厚底官靴,狠狠地在斛斗上面踹上两脚,就又有一部分粮食洒了出去,也照例不退,斛口却浅了一层,还得百姓再倒入粮食补齐。就这么一刮两踹,能盛五斗米、收粮七十斤(明制,一石约为141.6斤,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一斛约为70斤)的官斛,足斤足两能收到八十五斤到九十斤,等于多收了至少一斗。
一斛多收一斗,一石就是两斗,等于给百姓增加了20%的赋税,不用说,收粮的官吏将收到的粮食交到官仓之时,当然不必如此淋尖踢斛、锱铢必较,这多出的20%,都进了各级官府衙门那些贪官污吏的腰包!
朱厚熜闻之不胜骇然之至,怒道:“竟有这等事!难道他们就不怕引发众怒、激起民变?”
孙嘉新苦笑道:“回皇上,官器之下,百姓安敢言怒?至于民变,历年皆是如此,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亦只能逆来顺受。”
“好一个‘官器’!朕这个万民君父,纵然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个‘官’字下面,竟还藏着这等血盆大口!”
朱厚熜愤慨地说了一句之后,突然问道:“既然历年如此,那么,你在各地做州官、县令时,也是这样淋尖踢斛的吗?”
孙嘉新坦然说道:“回皇上,田赋是皇粮,官府是代天家征收,征粮缴税,全凭‘良心’二字。微臣辱蒙圣恩,牧民一方,治下并无此等情事。”
朱厚熜不相信他的保证,:“你有良心,未必你手下的那些人都有良心。无论是做州官还是县令,你就算是长着三头六臂,也不能亲自监督到每一次、每一处收粮。如何担保治下没有这等虐民自肥之事?”
孙嘉新说道:“回皇上,微臣每到一处,便按照户部规制重铸铁制斛斗,并铸一杆铁秤,秤砣亦是铁铸,秤杆七十斤之处钻一孔,将秤砣固定于孔,先过秤,再过斛。并在斛斗下面平铺草席,淋尖之后的粮食由百姓自行收取。至于踢斛,微臣明令收粮官吏只能赤脚,不得穿厚底官靴。铁斛加上五斗粮食,重量超过百斤,他们若不怕踢断脚趾,微臣也只好听之任之。不过,微臣为官二十年,倒还没有发现这等要财不要命的贪婪之徒。”
孙嘉新说的一本正经,朱厚熜却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方才的怒气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笑过之后,朱厚熜又正色说道:“征缴田赋是国之大政。因为,粮还是要收的!全国官吏的禄米、官兵的军粮、京师的民粮,还有年年必不可少的赈恤粮、平粜粮,都得要靠各地官府衙门的官吏去收!可是,朕不能、更不敢把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活寄托在你们这些当官为吏之人的‘良心’之上。你用的那些征粮办法,跟方才建议朝廷以铁弓清丈田亩一样,虽说难登大雅之堂,却能收到实效,或可纠治此祸国殃民的大弊。回头好生整理出个条陈上奏朝廷……”
说到这里,他瞥见孙嘉新脸上突然露出了尴尬的苦笑,便问道:“怎么啦?有什么难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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