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明写材料写得很慢,一方面他已不大习惯用笔写字了,手写很慢。他曾要求办案人员提供一台电脑,但被拒绝了。但更主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怎么写、写什么。他知道一点不写自己的问题是不行的,写多了也是不行的。他过去收过一些贷款户的好处,但加一起也没有多少,不过几十万。审贷权限上收省行以后,他在贷款上没多大权了。举报也可能来自这些贷款户。这个是要写一些的。
他在银行业务上的大问题有那么几起,有两次是揽存失误,两次是碰到了信用证诈骗。他用的方法很多贪腐行长也都用过。
由于人民银行规定按存款比例放贷,存贷利率也由人民银行规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银行的揽存,即拉存款的积极性便空前高涨。揽存的一种方式是境外银行开出大额存单,存单作抵押贷款。大额存单的真实性是由省行国际部审核,贷款是由省行审核贷款委员会审查,谢明明和省行几个关键部门和人员的关系都比较好——当然,他也花了很多钱,所以存、贷中的一些瑕疵很容易被放过。贷款户是假的,或严重资不抵债的,贷了款之后人跑了,或企业破产了,而大额存单最后一查,是假的,或有瑕疵,银行贷款无法回收,变成了坏帐。被骗走的贷款资金被谢明明给私分了。
谢明明的银行有为企业开信用证的业务。按照规定,申请开信用证的企业必须将等额资金存入银行,即百分之百存款保证。但银行有时为了赚开证手续费,企业只存入百分之二、三十的资金,也能从银行开出信用证来。信用证资金被贴现走了,开证企业却随之离奇失踪了,信用证和保证金的差额变成了银行的坏帐。那个时候商业银行的坏帐比率是很大的。信用证贴现的资金也让谢明明给贪占了。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尚比较混乱,给谢明明这样的行长们提供了贪占国家资产的机会,谢明明贪占了有两三千万。
谢明明的这四次“失误”,上级银行也曾查过,但谢明明做得比较巧妙,一查就牵涉了很多人,而谢明明自己反倒责任最轻,也就不了了之了。
谢明明知道,这类问题不能提,提也只能说是工作失当。
谢明明最担心的是华莱士,华莱士的问题要是查清,谢明明必是死罪。华莱士是真正的洗钱公司,它主要的业务就是替戴维斯洗钱。他在南方有几个常年合作的业务伙伴,他们收到戴维斯在海外存入的资金,就会按他们和谢明明约定的比率把人民币或外币打入华莱士。华莱士依照戴维斯的指令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实体或有价证券上,受益人是由戴维斯指定的。但华莱士后来见洗钱大有作为,也做起了“自营”。他的自营经常和戴维斯的委托混在一起,赚了他也赚,赔了就划在戴维斯的帐上。谢明明在华莱士的登记股权并不大,但他却是实际的掌门人,华莱士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很多人都知道。好在谢明明早已把华莱士的资金和权益分散了,账目已经销毁了,知道一些内情的恒容易也跑了,要想查清华莱士的问题恐怕比登天还难。谢明明利用华莱士这几年赚的也有二三百万美元了。
这个是绝对不能交代的。
谢明明在徙阳的仓吉公司也插了一脚,戴维斯在仓吉公司的投资和借款,多数是黑钱,是谢明明一手操作进来的。但谢明明并不是直接出面,而是“指导”广东他那几个弟兄做的,谢明明只是“协调”了一下一位重要人物。广东的几个弟兄来无影、去无踪,很难抓住。而那位重要人物,谢明明想,必要时可以端出来。既然他已卷了进来,又位高权重,调查起来也会投鼠忌器,这可能会起到掩护谢明明的作用。
戴维斯对仓吉公司的2000万美元借款实际上也是谢明明操作的,但是他故意不出头露面。摩瑞为了把这2000万美元汇出中国境外,不得已又找了当时办理汇入的那个人。那个人得到谢明明的指示,把它转到了香港,而谢明明随即就指示一个他的弟兄向广东警方举报了。谢明明的想法就是用这件事让戴维斯闭嘴,不要再纠缠谢明明黑了他的那几件事。但没想到斜下里竟然杀出了一个彭舸,让广东警方铩羽而归!此刻,谢明明对彭舸非常仇恨,如果他还有机会,他会交代他道上的弟兄去废了他。谢明明还想,也许可以把彭舸也牵进来,因为毕竟是彭舸把那2000万美元汇走的。
谢明明把这些事情掂量来掂量去,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先浮皮潦草地写一些,看看中纪委的态度再说。他叹了一口气,由中纪委双规他,这肯定来头不小,不是个几十万的问题。可是中纪委到底要查什么呢?他想疼了脑袋也想不出来,痛苦得很!
谢明明写了十几页纸,递交了上去。但是只隔了一天,中纪委的官员就把它退了回来,冷冷地说:“谢明明,你避重就轻,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重写!”
每天的生活都是单调的,不准出屋,偶尔允许在走廊里走一走。谢明明有时从窗户向外望去,那是个空旷的院子,连人都很少走过。有时会有只猫,蜷缩在墙角里,很久都不动一下。一日三餐,都是由纪委官员打来,收走碗筷。没有报纸看,没有电视看,谢明明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纪委官员有时和他聊几句,说一点外面发生的事情,他才知道,国内SARS情况严重,伊拉克战事已接近尾声……慢慢地,他的心绪宁静下来,除了继续写材料,他有时还会回顾往事。没有自由的日子使他深感绝望,他甚至想到了死。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人不怕死,都说出来又会怎么样?
中纪委官员每天要写一份关于谢明明案情的情况通报,描述谢明明的交代、情绪,以及谢明明案在其他方面的进展等,通报一式四份。每天首长都会接到这份通报。首长特意调上来个情报分析员,和叶青在一起,每天的通报他都交给分析员去分析。
谢明明案的重大突破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建京方面的工作组重新搜查谢明明的家,甚至连地板都撬开了。有一天,建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干警随意翻看谢明明的书柜,他看到了那本《国富论》,他很感叹,谢明明这样的贪官还研究亚当斯密!他感叹着抽出来,想翻翻,却发现这本书里夹着一张光盘。他很好奇,好奇于光盘为什么夹在书里。这张光盘没有贴纸,也看不出什么异样来。但他还是把它插进了电脑的碟仓,发现是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他端详了一下光盘,发现上面有贴纸的痕迹,他很奇怪。他想了想,就开始翻看谢明明的CD收藏,找到了贴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的那张光盘。他在电脑上浏览了一下,马上大呼起来:你们快过来!
这张光盘里记载着谢明明与摩瑞的资产交接清单、华莱士每笔投资业务的全部资料、谢明明与广东他那些弟兄们的全部通信、谢明明在海外的所有账号和存款金额……
中纪委的一位官员携带这张光盘连夜就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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