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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依断句的不同,此话主要有两种意义截然相反的解释。
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然而,徐林却有与二者都不尽相同的想法。只要条件允许,不论民众是否“可使”,都应该尽力使其“知之”。
一个清楚自己目标所在的人,和一个浑浑噩噩度日的人相比,哪怕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其效率往往也天差地别。究其根本,只因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若只将其当作工具使用,无疑是泯灭了“人”和工具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正因为此,徐林才在全村人面前坦然直言面临的困境,并公布己方的应对措施。
目前看来,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虽然刚刚得知了村子面临盗匪的威胁,但经过徐林这一番开诚布公的讲话,村民们心里也多少有了点底。而且,在明确指派了各项岗位的人手后,每个劳动力都在各行其事,相关的几项任务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完全没有引起一点混乱。
就这样,阿勒萨村在面临这一考验时,不仅没有被这山雨欲来的形势压垮,反而在徐林以身作则的表率下,迸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热情。
看到散会的众村民们充满信心的样子,徐林心中很是感慨了一阵,但随即,他喊住了正擎着油灯往外迈步,像是准备连夜去清点库存的利穆乌,示意自己有话要说。
拉着利穆乌进了堂屋,把小伙子一屁股摁到坐垫上,徐林措辞了好几秒,才拧着眉毛,很是犹豫地开口:“利穆乌,我问你,我们的税赋是交给领主的对吧?”
利穆乌点点头,不知徐林到底想说什么。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徐林第二个问题也问出口了:“那么,既然领主他收了我们的税款,如果村子真被盗匪袭击了,又该怎么向他求援呢?”
这个问题问出口,就轮到小伙子利穆乌拧眉毛了,他也措辞了好一阵,才耐心地向徐林解释起来。
“我们的税款并不直接交给领主,而是交给他委派的税务官,或者说,包税人。”
“包税人”这个词发音与别的语句截然不同,恐怕是从别的什么语言里“借用”来的,徐林花了好一会才理解其具体的意义。
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也就是领主们,在收取税款时,经常会遇到种种困难,比如总有些“狡猾”的村民会谎称身无分文,以企图逃避交税的义务,又或者是记录在名单上的人数永远和征收上来的税款对不上号……这样令人头痛的麻烦事越来越多,终于消磨掉了正直的老领主的最后一丝耐心。
于是,他接受商人们的建议,以竞拍的形式卖掉了大部分领土当年的”收税权“。
没过多久,这些”勤劳“的商人们就交给了领主一份令他满意的答卷——像约定好的数目一样多的银币,还有一小包沉甸甸的”个人礼物“。
就这样,被买走收税权的土地越来越多,每次拍卖的期限也越来越长。领主大人看着手头逐渐宽裕起来的钱币,自然也就不在意那些商人出身的包税官们是怎么从石头里榨出油的了。
就这样,领主的政令再也传达不到乡间,而乡民们就算想见到领主,也越不过城镇大门那道无形的界限。就这样,领主和领地之间的联系就被割裂开了。
说到这里,利穆乌摊了摊手,“总之,除非能亲自见到领主,不然,恐怕领主都不会知道我们遭到袭击。”接着,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事实上,我怀疑他是否会在意我们的死活。毕竟,他到手的钱不会少哪怕一个铜子,即便我们全都人间蒸发,也是如此。”
听完这一席话,徐林算是又对“黑暗中世纪”多了点认识了。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至少在以色列所罗门王的年代,这种看上去就很不负责任的包税制就已经出现了。之后的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们,更是把这种类似殖民剥削的税收方式发扬光大。
再后来的古罗马、东罗马、奥斯曼,甚至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埃及阿拉维王朝,这种制度仍在祸害尼罗河畔的农民们。
但这也不能怪徐林孤陋寡闻,放眼这个年代的全球,主要以官僚而不是贵族领主进行统治的国家,比如大唐,反而是少数中的少数。
言归正传,在听完利穆乌的解释后,徐林很是苦恼地挠了挠头。这样看来,自己要想依靠正规军来给村子加一道保险的打算,恐怕也要落空。
虽然按照徐林本身的预计,做好完善准备的话,真的和“盗匪”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也不大,毕竟他们本质上也只是为了求得活命而已,大不了就损失些钱财而已,但性命攸关的大事,要是少了一道保险,终归有些不美。
总之,满怀着对这个时代的无奈,徐林嘬着牙花子,从嘴里挤出最后一个问句:“那这位领主到底是谁?”
利穆乌朝北方,也就是背朝堂屋大门的方向努了努嘴,答道:“这里的统治者是佩拉吉奥谢赫,住在塞卜泰城的佩拉吉奥·古迪。”
徐林的头更大了一分——看来,明天这城,还非进不可了。
注:相关资料来源,杰克·古迪《烹饪,菜肴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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