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蒋中正在东夕大火引发的国内外质疑声中被迫暂时中断了与日军之间的谈判,因此颇有些恼火的侵华日军便决定给蒋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迫使其回到“正确”的道路中来。
可打击哪里才能让蒋产生畏惧心理呢?首先,刚刚折返回预定出发点的第十一军是不可能立刻出动的。其次,在华北打击西北国防军各部只能让蒋拍手称快而不是产生惧意,更何况华北日军也没有从豫东会战的损失中恢复过来,防守可以,进攻却无力。
如此排除了两大侵华主力后,占领了广州的第廿一军就成了日军大本营的一大选择。
如今的第廿一军拥有第五、第十八、第一零四等3个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海南岛守备队、第廿一独立飞行队、独立机关枪第3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1、51、52中队、独立山炮兵第十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0、21大队、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迫击炮第3、20、21大队、第3野战高射炮队、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独立工兵第廿联队、第8通信队、华南气象部、架桥材料中队、铁道第二联队第3大队等诸多部队,总兵力在10万以上,可谓兵强马壮,足以确保对广州周边的控制权,同时还有发动一次战役的余力。
作战部队既然已经选定,那战役的方向又该确立在哪里呢?
早在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伊始,见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部南进派就主张: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
而一向跟陆军唱反调的日本海军省发表的《情况判断》也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
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25700吨物资中的21500吨即经此路线,达85%。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
不过真的要对桂越交通线下手,就必须考虑到列强对日本行动的可能反应。
但此时欧洲已经爆发,英法的注意力已经转回欧洲,日方便籍此认定:“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现在应“藉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
基于这样的理解,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1939年11月26日,又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
同日,日军大本营还发出《大陆指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声称:“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至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
正是基于上述的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正式下达了进行桂南作战的命令。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侵华日军发动此战的目的除了切断中方的国际补给线外,还有给予桂军老巢沉重一击的打算。
桂系首领李宗仁是坚决的反日分子,甚至率先提出焦土抗战的理论,作为贵阳国民政府的支柱之一,要是桂系偃旗息鼓了,蒋不是更能实现对日投降的目的吗?
如意算盘莫过如此,所以摩拳擦掌的安藤利吉中将便迫不及待的行动起来。
日军的调动并没有瞒过蒋的耳目,事实上,在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和对东夕大火进行检讨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中正已经截获了“日本有南犯企图”的情报。美、英军事情报机关也发出情报:“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集结,它说明对南宁的作战已迫在眉睫。”
为此,蒋立即从衡山直接飞桂林,为迎战日本新攻势作战斗安排。
可惜的是,当时广西方面的备战状况却是混乱不堪的:守卫两广海防的是第十六集团军,辖何宣任军长的第四十六军和邓龙光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但该集团军的原总司令夏威对却被调往第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对此极度不满的夏威借母丧之机躲在容县老家闹别扭,而新上任的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是粤系出身即指挥不动桂军系统的第四十六军,也指挥不了余汉谋旧部的第六十四军,于是有关日军进犯的情报无人处理。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赴贵阳开C.C.五届六中全会去了,行营参谋长林蔚则奉蒋之命前往容县吊唁夏威母丧并劝慰夏本人,行营成了空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远在广东韶关,没有行营命令也不敢自作主张。这一系列因素使行营、战区、集团军三级首脑机关形同虚设,这对于大战即临的中国无异一场灾难。
日军登陆时,驻防在防守钦州湾一线的是第四十六军的新编第十九师黄固部,而该军主力第一七五师秦镇部驻防合浦、北海一带、第一七零师黎行恕部驻防在贵县一带。至于第六十四军的第一五五师张驰部和第一五六师王德全部则更在桂平和大湟江口一带。
这个军事部署是基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判断日军只可能从广州湾(湛江)登陆北上夺取柳州,不可能冒险夺取南宁而设置的。由于新编第十九师是一支刚由民团组建的地方队伍,武器、训练、士气都极差。因此,从钦县到南宁可以说基本上无防御兵力。
更加可怕的是,白崇禧见广东开平、阳江、阳春、新兴一片富庶地区既无中央军又无日军,如果桂系控制便掌握了广东南路,还掌握更多的出海港口,于是迫不及待命令第六十四军加速完成战备,向上述广东地区开进。如此一来,桂南华军的防线一下子扩大到上千公里,实际上守备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更不要提什么纵深防御了。
1939年12月9日,日本全部进攻部队在三亚港集结完毕。第廿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亲自到三亚指挥。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以10余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是第一七五师一个营,根本无力给予日军以回击。
据此,贵阳军事当局便命令防卫部队彻底炸毁北海市,只是因为指挥北海保卫战的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第五二四团团长巢威对日军的动向表示怀疑,并进一步判断日军只是虚张声势并非要在北海登陆,从而避免了北海的彻底破坏。
当晚,日舰果然停止对北海的进攻,转向钦州方向。结果防城企沙、龙门两地的守军各一个营劈哩啪啦的对海面之敌放了一天的枪,然后看到日军真的登陆,便一哄而散。
跟巢团长一样判断日军只是虚晃一枪的还有新编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黄廷才,在驻防钦县犁头嘴一线的防守连连长从阵地上逃至后方向他报告时,这位黄团长竟然认为这是敌惯常骚扰而已,不必认真。既然如此,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的,根本没有战斗准备的新编第十九师所属部队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纷纷溃败,日军由此得以顺利登陆。
战至17日,日军顺利占领钦州、防城,并立即分兵北上。
18日,日军又攻新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董,师长黄固临阵退缩,竟只身逃跑。虽然后来日后黄固被撤职查办,黄廷才交军法审判,但日军面前再无阻挡,原本以为的战斗成了一次武装行军。而十万大山区土匪组成许多汉奸便衣队为日军先导,致使日军马不停蹄于22日傍晚便抵达南宁市郊的邕江南岸。
日军登陆的消息被确认后,蒋中正在贵阳紧急召见白崇禧,令其不必再参加C.C.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桂林指挥作战。白要求以桂林行营主任资格全权指挥,不须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插手,各军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蒋批准该项要求,并调其最精锐的第五军等直系部队归白指挥。白立即电令该军代军长杜聿明,立刻率部乘火车从衡阳赴桂南;又电令恢复夏威第十六集团军司令职务,原已任命的蔡廷锴待命。第十六集团军随后立即集结,各部分别赶赴日军进军必经之地阻敌北进。
然而这已经晚了,23日,日军第五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邕江,是夜,第一五五师第455团团长邵亿明擅自令其所辖454、455两团放弃阵地撤退,邓龙光命令第一五五师师长张弛截回所部,邵亿明抗命不肯恢复原来的阵地,南宁市内正面已无军队防守。24日拂晓,第一七零师在邕宁与日军激战,当日上午,日军第五师团廿一旅团之廿一联队从市区渡江,下午南宁全城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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