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北方行动好戏开锣的同时,1946年4月中,另一场大戏也正式在中国全境拉开了帷幕----4月9日,已经拖延了将近1个多月的全国制宪委员遴选在万众瞩目中开始了。
这一次的制宪委员会分为宪法起草小组、宪法复议小组、法律问题小组和社会问题小组和宪法审定小组等5个小组,除法律问题小组必须规定由法律界人士担任外,其余各小组成员来源不限,凡是拥有中学以上文凭或同等学历者均可向雒阳临时政府申请成为制宪委员。
所有报名者一律由雒阳临时政府登记后分三个月予以公示,每次公示十天,公示期内由全国报章、各省市县政府予以全面转载报名者的具体信息如姓名、父母姓名、学历、个人履历,以供全国军民审核,凡有犯罪记录、汉奸嫌疑、学历造假或被政府明令查禁的政党人士一概无条件落选,社会舆论不佳者----具体来说就是各级政府或全国报章收到针对某位报名者累计200件/封实名反对信----也同样被剔除在制宪委员名单之外。
为了避免政府操纵舆论、故意封杀反对者的指控,雒阳临时政府规定因社会舆论不佳而落选的报名者若是提请复议,可在遴选截止后的15天后重新公示一次,若公示期内再度出现(与第一次不同的)另外100名实名反对者/信的话,即终止其竞选资格,并从报章或公示中移除此人姓名。
尽管受到农工党关于政府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忽视广大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人的指控,但雒阳政府还是担心最终入选制宪委员会的制宪委员人数过多、无法妥善安置及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还特别规定所有入选的制宪委员者除微薄的车马费、伙食费外,没有任何的薪金。
不过为了安抚部分因为财力原因,无法参与报名或遴选成功后未能前往雒阳参与制宪委员会工作的国民,宪法起草小组完成某条宪法条款的起草工作后,会在全国报章和各级政府公示中向全国军民公示,并由宪法复议小组、宪法审定小组参考全国军民提出的修正意见,对宪法草案进行修订或推翻重订。
“发言人先生,请问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多少报名参选者?”
“《大公报》的这位先生,根据内政部已经收到的参选报名信,已经有4270名报名者报名参选。”刚刚出任雒阳临时政府发言人的王君康含笑作答道。“另外根据陕西省、剑南省、淞沪太特别行政区、鄂州特别行政区、津塘沧特别行政区、北平特别市等地方政府的报告,大约还有2172名报名者搞错了报名地址,在这里我想通过新闻界的朋友给所有报名者提个醒,只有雒阳内政部收到的报名信,才是真正有效的报名信,若是因为报名信投错了地方,导致失去资格,别对政府产生怨怼情绪。”
“发言人,请问对于制宪委员会是否接纳海外华人华侨参选?”
“南洋侨报的这位先生,政府的宗旨是一贯的,政府承认双重国籍,认为海外的华人华侨只要不主动放弃中国国籍便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既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哪怕他远在海外也同样拥有参选中华民国制宪委员的资格,唯一的要求是,入选之后必须前来雒阳参与制宪委员会的工作,否则就只能当做主动放弃了。”
王君康的话引起了在场记者们的一片轻笑,或许是见到场面和谐,王君康便继续阐明道:“政府承认双重国籍,也认为双重国籍者可以出任中华民国的军职和教职,但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华民国国民服务,不虞有私逞论成为他国国民,因此政府坚决反对双重国籍者担任政府各级公职并限制其担任高级军职,以上,临时政府会派遣特派员向制宪委员会做详细的阐述。”
“发言人先生,您的意思是政府会强行在宪法草案中加入自己的意见?”
“《字林西报》的记者先生,请不要断章取义。”王君康冷冷的回应道。“我刚才说的是,政府特派员会在制宪委员会上详细阐述政府的某些意见,至于是否接纳,这是制宪委员会应该考虑的事情,政府不会强迫制宪委员会接受任何强加的意见。”
“发言人先生,那么现在的雒阳政府会不会在制宪委员会的组成当中做手脚呢?”《文汇报》的记者随即跳了出来。“要知道政府公布的制宪委员遴选办法其实是有漏洞可钻的,我们无法保证,参选人当中是否有政府的同情者。”
王君康冷笑道:“《文汇报》的记者先生,按照您的说法,凡是支持政府意见的都是政府的支持者,是政府操纵制宪委员会的证明,这未免太过武断了吧。事实上,政府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早就获得了全国大多数军民的拥护,更不要说战后政府在惩治汉奸、战犯,实施《土地法》、恢复国民经济上的一系列努力,都获得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政府的信任,部分制宪委员接受并支持政府的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吗?难道非要制宪委员会都是反政府人士才符合某些人的趣味吗?”
王君康说罢,现场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某位与会的记者更是直截了当的说道:“长沙《时新报》全力支持中央在湘楚粤潮桂邕的救灾工作,但我们不是政府的宣传工具,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我们支持一切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业,只要中央的政策符合这一宗旨,我们就坚定不移的支持中央,支持戴主席。”
“我们《雍梁时报》接受政府的补助是半个官办报纸,可是我们一样骂政府,一样揭黑幕,如果我们的主编要参选制宪委员的话,是不是还要《文汇报》审定啊?”
《雍梁时报》记者的话立刻引起了某种共鸣,当即就有人补刀道:“是啊,是啊,人家在大上海,影响力又大,我们这种乡下小报怎么跟人家比,不是说了吗?嗓门大就是有理嘛。”
被满场鄙视的眼光逼到墙角的文汇报记者咬牙切齿的反击道:“既然发言人说道政府信用问题,请问政府有没有可能滥用这种信用和信任呢?”
王君康磕绊都不打的回复道:“宪法制定完成前,政府由国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制定后,政府由国民议会监督,请问政府怎么可能不受监督的滥用政府信用呢?对了,我本人也相信所有制宪委员是拥有常识和个人主见、秉承公正理念,有志于中国未来自由、民主、强盛的有志之士,是不会因为一些蝇头小利和虚无的承诺就做出不合理判断的。”
《文汇报》的记者还要强辩,边上《两川日报》的记者看不下去,便抢先发问道:“发言人先生,政府要求参与制宪委员遴选的报名者不得有犯罪记录,这似乎是对自新者的歧视,另外政府还否定了帮派分子参与制宪委员会的可能,这对曾经在辛亥革命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袍哥、洪帮是不是不公平?”
“政府对自新者并无任何歧视,相反对自新者为摆脱过去生活阴影,重新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表示赞赏,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依旧混乱,政府无法判定何人为真正的自新者,何人又是假冒的,因此为了避免坏人冒充好人,为了避免坏人的宗旨压倒好人的宗旨,因此迫不得已采取一刀切的手段来维护更多数人的利益;至于是不是对帮派分子不公平,各位记者先生,现在距离辛亥革命胜利已经36年了,所有人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不思前进,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帮派分子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做的坏事、所犯的罪行,磬笔难书,政府在同样无法区分哪些是好的帮派分子、哪些又是坏的帮派分子的情况下,也只能一刀切了。”
或许是同时来自上海的缘故,有意为《文汇报》出一口气的《申报》记者站起来向王君康发难道:“刚刚听到发言人提到一个词,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请问发言人,政府是否会实施多数人的暴政呢?”
王君康脸色严峻的呵斥道:“我对《申报》记者的用意深表怀疑?什么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在法学界和思想界都是难以界定的,工会罢工讨薪是不是多数人的暴政?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把几十万日本侨民关进集中营是不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下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家,利益冲突就可能有几千万件。这就需要达成几万个法律法规来协调人们间的矛盾,把人们的社会行为纳入规范之中。只有这样,人们的相互合作和社会生活才能运转。”
王君康说到这顿了顿:“谁都想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规范,所以就说自己支持的规范具有天然正当性。这样的说法,从根本意义上,都是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强词夺理。任何规范的意义,都只在于达成并维护自己和他人博弈的均衡态。民主只不过是达成并维护这种均衡态的最有效工具。如果国民们通过民主程序作出了一项不利于张三的规范,他不要因此就无法忍受,就对抗社会,就自暴自弃,就认为社会大众是绝对错了,就认为民主程序在某些时候不能使用,这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选择是,在接受民主程序、在行为上服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去努力寻求改变这一规范。他要抗争,但又要和他人对话;他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但又要顾及别人的利益;要保持自我,但又不能刚愎自用;他要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又要考虑别人的观念;他要把自己的权利最大化,但又必须是在和他人达成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
王君康最后发聋振聩的声明道:“中央正在筹建的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个人和国家利益的政府,即将制定的宪法也基于全体国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换句话说,我们绝不会允许布尔什维克损害国民利益的暴政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不会允许少数人以无限民主自由为名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我们要建立一个拥有三大权力和四大自由的国家!”
如雷的掌声顿时响彻了整个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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