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5日。
深夜。
“周副主席!”王若飞疾步走进办公室,“这是果脯今天下午发表的新声明,关于政协、关于和平建国、关于两党裁军条件方面都与此前我们与之磋商的草案有很大区别。”
“这是图穷匕首见。”看完声明和简报,周副主席的剑眉拧在了一起,“若飞,此事需要你回延安,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特别会议,确定今后我们的方针政策,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这就起草密电。”
“我想的也是如此,但现在有个问题,”王若飞说,“十分钟前我联系了美军联络官,非常奇怪,4月7日和8日重庆无法调出美军的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如果要我和邓发赶回延安,要么等到4月9日以后。如果我们选6日回去,那么上午11点就要起飞了。”
“果脯应该是在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周副主席说,“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我们的时间很紧,如果9号返回,我们手中的时间就少了三天。若飞,你和邓发、邦宪做好动身准备。我今天晚上睡晚些,将我的意见写下来,请你带到延安,在会上代我宣读。”
王若飞立即回去做准备。周副主席坐回书桌,摊开信笺准备写电文和自己的会议报告,又想起了一件事。
周副主席拿起电话听筒。
“叶挺同志?”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原定4月8号飞回延安的计划,现在有变动了。”
“……如果想早一点动身,那么就要赶明天上午11点的美军飞机;如果不那么赶,可能要顺延到4月9号或者10号。”
“周副主席,不用做选择题,”电话中的声音因为心情激动,音量变得很大,“哪怕是早一个小时回到延安,都足可令我心潮澎湃。我等不及了,我明天11点上飞机。”
“好的,那可能就要辛苦你和秀文了,可能要连夜收拾行装,还有孩子们也要做好工作。我们就暂别几个月了。”
4月6日。
重庆白市驿机场。
美军地勤人员检查完飞机,发动了引擎。在急速吹拂的气流中,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与周副主席在跑道上最后一次谈话,交接文件,然后依次走上飞机。在机上,叶挺的妻儿早已登机,最小的阿九已经在李秀文的怀里睡着了,其他人也一脸倦意,昨天收拾行礼到凌晨,一大早又要坐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赶往白市驿机场,一家子人是很忙。
秦邦宪坐在最前,与美军飞行员交谈了几句。
“美国飞行员说什么?”王若飞问。
“他们说,这一趟回来要先做个全面检修,”秦邦宪说,“他说7号和8号有大量空运任务,这两天他要从重庆到上海跑三个来回。我问他是运输军队或者军用物资吗,他回答说,球,一定是果脯大官们在倒卖物资,这不是第一次了!”
“呀,之前周副主席还推测他们是在做军事调动呢,看来不对!”王若飞说。
“若飞,黄老没有上飞机吗?”叶挺问。
“我舅父啊,他身体没你硬朗,这一趟赶回去太急了,所以就没通知他。”王若飞道。
“是啊,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叶挺笑道。
C-47缓缓启动,在跑道上滑行几百米后升上天空。
……
延安,东关机场。
下午1点,C-47在西安中转停留,之后起飞。安全起飞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延安。从下午2点开始,主席、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就来到机场,等待飞机出现。秦邦宪的妻子张越霞也带着侄子来到了机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中午的时候,盘在东关机场上空的最后一块厚云也消失不见,延安现在晴空万里。
2时40分,C-47的身影出现了远方的天际!
盘旋一周,对准跑道,C-47开始降落。在快停下来的时候,跑道上的一个坑让飞机猛地跳动了一下,所有的人的心突然悬了起来。好在并没有什么意外,飞行员轻摆了一下尾翼,飞机稳稳停住了。
机舱门打开,叶挺第一个走出了舱门。
看见延安机场迎接的人群,叶挺的泪水刹那间涌出了眼眶。
走下舷梯,叶挺以军人的步伐,大步走向人群,在主席和总司令面前“啪”地敬礼。
“我,叶挺,回到革命的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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