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意义整体论(Meaning Holism) 二

3.3 “Analyticity” and Objectivity

最后一组对意义整体论的反对根植于这样一种假设，该假设之理论是，将我们关于一个词项的含义同一些相关的信念或推论联系在一起，而这又看起来使得，所有意义构成性信念或推论都是“凭借其意义为真(true in virtue of meaning)”，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为“分析地真(analytically true)”[28]。意义分子论者声称他们提出的意义构成性推论必须是有效的(如果“&”的意义是用它的引入与消去规则来确定的，那么人们将必须把“(A & B)→A(A & B)→A”当作是凭借其意义为真的)，但这件事并非毫无争议，只是即便是分子论的批评者也并不会在，意义构成性的推论将是有效的这点上发起责难(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关于意义构成性推论的那些特定候选，因为我们可以融贯地怀疑这些候选的有效性(Burge 1986; Williamson 2003))。然而，至少意义分子论者可以允许我们犯些错，而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信念都不是意义构成性的，而意义整体论者或许则看起来会致力于说，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真的，因为这些所有的信念决定了含义[29]。这里的议题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信念都是“凭意义”为真，而只是意义整体论者把它们所有，从根本上都简单地处理为真。无论真是否涉及到分析性，我们看起来都不应该把任何说话者的所有信念都处理为真。针对这个担忧存在着多种回应，所有这些回应都诉诸于了那些在意义整体论者回应对不稳定性的担忧时已经兜售过的策略。

例如，减少对客观性之担忧的一种方法是诉诸于已在3.2.2中描述过的窄/宽内容，并主张关于意义整体论支持的那种意义并不是一种同真相关的意义。尤其是布洛克坚持认为，既然意义整体论支持的内容涉及到窄意义，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关于它们的真的问题。关于分析性的这个“窄类比”也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性，以及因此布洛克就可以拒绝他所谓的“听上去合理的原则(The Plausible Sounding Principle)”，这个原则指：

作为推论角色部分的推论，必须被推论角色理论当作是分析的。这是因为，这些推论被当成了构成了意义了的东西，而构成了意义的推论就将是分析的。(Block 1993: 51)

既然“确定有关窄意义的意义事实并不会产生分析性” (Block 1993: 54)，那么分析性的担忧便并不会困扰这种整体论者。因为窄内容没有真值，“并且因此也没有真值条件”，所以简单地，它们就不会是可以凭意义为真的那种东西，以及因此“也就没有可以是分析的那种东西” (Block 1993: 61)。

对于意义整体论者来说，另一种缓解关于客观性的担忧的方法是接受一种版本的“语境主义”进路，这同样在3.2.2中有所提及。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只有人们的一些思想同任意语境中的词项意义是相关的，那么当从这个语境中对人们的其他思想进行评估时，它们就可以是错的。然而，这虽然这允许了一些错误的思想，但人们可能还是会担心所允许的这个程度是否达到了要求。一个语境中的说话者们不赞同的思想最后可以是错的，但是其他推论呢，即那些直观上是错的但最后在相关语境中却变成了有效分析的推论呢？例如，如果我和我的对话者在一个语境中都相信“所有糖都来自于甘蔗”，且这个信念同该语境相关(比如，我们被问道“举出一种产品的名字，这种东西只来自于单一品种的植物”)，那么我的回答“糖”就必须在该语境主义式版本的意义整体论上是正确的，但看起来并不如此[30]。

在3.2.2中描述的，关于不稳定性的“反个人主义”与“规范性”回应同样都可以用于保护意义整体论免受客观性的忧扰。反个人主义策略可以很好地解决个体错误，因为个人的这些个别推论可能因其不符合社会的提法而被认为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在这样的解释下理解下面这件事，即，被倾向于的社会用法(专家的提法、大多数人的提法、以及其他等等)如何可以是错的，将仍然是个问题。另一方面，规范性策略直接在被诉诸到的使用中建立客观性这个概念，因此似乎最能尊重我们主张的这个所谓的客观性(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出的推论最后不会是错的，这件事看上去并不太成问题)。然而，就像3.2.2中描述的那样，反个人主义与规范性回应都使得意义从个人使用中脱离了出来，而这导致许多整体论者觉得它是不可接受的。

4 Conclusion

因此意义整体论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特别是，关于不稳定性与客观性)，以及，虽然存在着多种可行策略使得这些代价更容易接受，但没有一个单一进路可以毫无问题地做到这点。这告诉我们，这些策略是互补的，并且它们的组合或许能以单一进路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提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理论对于一个哲学理论来说是一项很高的要求，以及，意义整体论者不仅可以自由地论证他们所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成本；而且也可以说原子论和分子论者同样面临自身的严重问题。

[1] 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方式来刻画整体论与原子论，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多与勒炮将整体论刻画为了一个形而上学议题，“一个属性是整体性的，仅当，如果任何东西有这样一个属性，那么其他很多东西也会有这个属性” (Fodor & Lepore 1992: 6)。然而，这典型就不是如何定义意义整体论的方式，以及整体论在在上述更加典型的意义上会承认一个只带有一个词语的语言，以及仍然坚持无论一个语言有多少个词语，这些词语的意义都将是相互依存的(见Antony 1993: 141)。特别地，虽然他们会承认只带有单个词汇的语言，但英语显然不是这样一种语言，并且英语的词项会被整体性地决定(见Khalidi 1993)。或者，相反，或许存在许多意义在构成上是独立的，但出于某些其他原因(或许是心理学的原因)，如果存在着一个这样的意义，那么也必须另外存在着许多意义(见Antony 1993, Pagin 2006, Dresner 2012)。在接下来，我将假定的是，从某种版本的相互依存的视角出发来对整体论进行的刻画。

[2] 所以虽然Harman (1973)通常将意义刻画为了推论角色，但他也乐于声称“我们词语的含义取决于所有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取决于所有我们所做的假设” (Harman 1973: 14)。

[3] 关于，基于整体论的“相互整体性”，对该概念之多种不同理解方式的更系统的刻画尝试，见Pagin 2006。

[4] 总的来说，或许是不怎么正确地，这来自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这个主张 “在使用“含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含义”：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Wittgenstein 1953: 43)。

[5] 这是一种“不依存于个别环境的心灵内容” (Brown 2011)。从一种，对需要的心理学解释出发，而做出的两个整体论的论证，都将会预设，你已经通过建立关于心灵内容的整体论来得到了关于意义的整体论，许多支持意义整体论的论证都依存于这个转换。

[6] 这个表述来自于Devitt 1993: 281，其主张“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语义或者意义整体论是这样一个学说——一个表达式的所有推论属性都构成了这个表达式的意义” (Devitt 1993: 281)。

[7] 关于分析综合二分的讨论以及蒯因对其的批评，见Rey 2008。

[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Lewis 1983, 1984；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他所建议的，作为该问题之解决方案的那种相当强大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其本身就是一个代价。

[9] 从Devitt 1980到Devitt 1996的是一个于此很好的说明。

[10] 关于，这样的例子如何导致了非对称依存理论的讨论，见Margolis & Laurence 1999: 68。

[11] 当然，原子论者与分子论者可以认为意义整体论者同样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并且关于他们为何这么考虑的原因将是第3节的主题。

[12] 当然，这种观点本身可以被描述为一类“元语义”整体论，其也不失为有趣，以及许多长期联系于整体论的哲学家(例如，Davidson 1984)或许都最好被理解为元语义整体论者，而非意义整体论者。虽然意义整体论表明了任何我们信念中的差异都会在含义中产生对应的差异，但仅仅是元语义上的整体论则并不会承诺像这样的不稳定性。举个例子，如果人们认可(粗略地，戴维森(Davidson)式的)整体论式元语义学观点，根据它，我们关于所有词项的含义都等价于，一个最大限度保证了我们所有信念为真的指派集，那么我说“mug”所意味的东西或许就将会是，使得我关于“mug”之信念为真的对象集，以及没什么理由认为，如果我将我的信念“my favorite coffee mug is in the kitchen”替换为“my favorite coffee mug is in the study”会改变对象集中的成员。我的含义是我所有信念的函数，但这个函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于这一点，更多的见Warfield 1993; Pagin 1997, 2006; Jackman 1999a, 2003a, 2006)。因此，关于交流、语言学习、分歧、推论与想法的改变等等，上述这些会困扰到意义整体论者的担忧(见3.2节)，对于单纯的元语义整体论者来说都并不怎么突出(诚然，是根本不突出)，因为对后者来说，他们拒绝了从使用到意义的一一对应函数。与此相关的策略可以在德雷斯纳(Dresner)的，语义学的测量理论(measurement-theoretic)式进路中找到，其允许了多对一关系而没有把整体论完全地推进到元语义层面(see Dresner 2002, 2006)。

[13] 如他所说

所有逻辑复合句的语义值都是完全可从不那么复杂的句子的语义值中计算出来的。只是，人们需要看到许多——极端情况下是所有——不那么复杂的句子的语义值，而不仅是作为复合句的子公式的语义值才正在被计算。这种语义是可投射的以及系统性的，其中，语义值取决于所有句法上可接受的复合或者是任意的复杂度。将偶然的心理学问题抛在一边，在一种我们一直在使用着它的理想意义上，它是可学习。(Brandom 2008: 135)

[14] 虽然对于这种真值条件语义学能走都远存在着一些疑问，见Pietroski 2003, 2005。

[15] 这种在整体论和不稳定性间的联系不仅仅出现在Fodor and Lepore 1992和Devitt 1996这样对整体论的批评中，在像Block 1998与Guttenplan 1994这样，对整体论是什么的同情式“说明”中也会出现。确实Block (1995: 152)，以及一定程度上的Horwich (2005: 38)愿意从所谓的后果中捍卫整体论(同样见Becker 1998；以及更多的关于不稳定性之重要性的前瞻说明见Margolis & Laurence 1998与Lormand 1996；而极少数在不做出这个假设下进行的一般性说明之一，见Pagin 2006)。

[16] 给定假设，没有人有着关于他们所有词汇的相同含义，那么结论，意义是古怪的，就直接可以从意义整体论中导出。意义必须是不稳定的这一建议也并非单独来自意义整体论，而是来自意义整体论和以下假设的结合，即，意义是一个我们的使用的函数。例如，对该问题的担忧，即，意义整体论将蕴含，没有人有着他们在昨天之时的，关于这些词汇的相同含义(因为每个人至少都在每一天改变了他们的某个信念)，不仅预设了意义整体论，而且还预设了在这样一种意义与使用(在此被解释为信念)间的紧密联系(或许甚至是一一对应的联系)。这告诉我们，虽然意义整体论不蕴含以这样一一对应的方式将意义联系在使用上，但支持意义整体论的论证通常预设了这样一种联系，所以假设了意义整体论者以使用来理解意义的反驳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意义整体论者不能在不削弱他们的理论动机的情况下，简单放弃意义/使用间的联系。(虽然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对这种反驳的回应，他们至少放松了意义与个人使用间的联系)。

[17] 虽然可参MacFarlane 2007，关于分歧的这种“自然”意义的讨论，以及建议了一个之于意义整体论者来说，或许更有益的对分歧的细致解释(尽管麦克法伦(MacFarlane)解释的分歧是针对于相对主义者的而非整体论者的)。

[18] 如果人们有一个关于信念的这样的概念，即，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已经相信了其明确相信的所有推论性承诺，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Brandom 1994)，尽管，由于获得了新的承诺而改变了涉及词项的意义，此处仍然会发生无效推论。

[19] 当然，这种反对淡化了心理学概括的重要性，比如“如果一个人想要X多余Y，并且给定了一个在X与Y间的选择，那么他会选X”，即使每个人对“X”与“Y”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仍然可以确信这个概括是正确的。

[20] 当然，这同样将蕴含，某人自己关于“water”的窄意义，以及他在孪生地球上的对应物关于“water”的窄意义，这两者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我们不会认可，存在关于同一个water的“宽”推论)。这使得“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外在论(externalist)式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人们的视角，比如，这里相似性的缺失可以解释下面这件事，即，为什么孪生我与我，据说并没有成功地有关于“water”的任何交流)，以及因此也表明了我们最终收获到的相似性的概念将会同相似性的直观概念有很大不同(在后者的意义上，我和我的孪生的确对应都有携带着相似内容的心灵状态)。如果人们以“部分特征”来类型化他们的信念(White 1982)，那么人们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并论证说，如果内容被联系上了许多带有同样的部分特征的信念时，那么这些内容就可以是相似的。

[21] Margolis & Laurence 1999: 64，尽管在Block 1993: 68，对于窄内容和宽内容的独立性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22] 比尔格拉米(Bilgrami)对“内容的局部性(locality of content)”的辩护不应该同德维特(Devitt)的“局部主义(localism)”相混淆，后者是一种比尔格拉米将会拒绝的，跨语境不变的意义分子论(于此的讨论，见Talmage 1998)。

[23] 一种可能性是，比尔格拉米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关于内容的语境主义，不如说它其实是一种相对主义——同一种信念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虽然总是说话者的总体内容一个的子集)，这取决于随不同的赋予者与对话者而改变的不同兴趣(说话者需要总是对着一个群体说话，或是需要对不同的听众报告他的话语)。(尽管可见尾注30，关于比尔格拉米自己没办法采取这种方法的一些原因，纵使其他语境论者可以采纳它)。

[24] 见Burge 1979，以及在Lau & Deutsch 2012中的讨论。

[25] 如果反个人主义者将意义联系在，一个社会最终会认同的，而非仅仅是它当前认同的推论或信念上的话(见 Jackman 1999b)，那么这个特定问题就会被取消掉。然而，这种反个人主义是较为罕见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将会把这个位置留给与其非常相似的，对不稳定性的“规范性”回应，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后者。

[26] 虽然，布兰顿当然不会认同自己采取了这种方式。

[27] 那么，规范性说明的捍卫者经常将推论的反事实性支持作为意义决定的重点就不足为奇了(Brandom 2007, 2009: 55, 172; Salis 2016, Sellars 1948)，以及因此，也避免了上述这个担忧(但是，见Fodor and Lepore 2007)。当然，从单纯的保真推论到对推论的反事实性支持，看起来会将人推向分子论，但是即便是一个较为有限的推论集仍然可以表现出2.1节提到的扩散效应。(也就是说，即便只有推论的一个子集相关于每一词项之意义，只要这些子集仍然可以足够宽泛，便可使得每个词项之意义都成为相互关联的。)

[28] 或者是，如果意义整体论者用推论来解释事情，我们就可以说，相应推论的有效性，是由它涉及到词项的意义所保证的。

[29] 如前所示，人们可以是一个意义整体论者并主张我们的多数信念都不是意义构成性的，前提是，可以充数的信念集是足够地相互关联的，以至于对于语言中的所有词项来说，它们最终都可以同其他所有词项相互纠缠在一起。然而，对绝大多数意义整体论者来说，他们会采取更激进的立场让每一个信念都充数。

[30] 当然，除非人们将评估我的人以及我的对话者考虑作他们会创造一个新语境，以及在相关于此的语境中我们的主张是错的。当然，这将蕴含一个比MacFarlane (2014)捍卫的那种相对主义更加广泛的相对主义。另外，这种相对主义，而不是语境主义，对局域原则的解读将和比尔格拉米的主张不符：不像总体内容，局部内容有一种“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并且在比尔格拉比自己的表述中对相对主义也缺乏同情(见 Bilgrami 2011)，所以不太可能比尔格拉米想将自己放在这种方向的立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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