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萨克-21世纪生物哲学与生物学哲学

目录

灵魂-肉身-形态 ▹

外在的生命 ▹

生物哲学与生物学哲学 ▹

“非特指的一个生命”（“a life”），而非人工生命（A-life） ▹

生命是X ▹

存在，时间，数字 ▹

外延生命 ▹

古生命（或克苏鲁生物学）（the Biologyof Cthulhu） ▹

原文转载自中国美术馆主办“Translife延展生命——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2011”画册，由CAC艺术指导张尕策划主编. 详情见： global.oup.com/academic... ；公众号CAC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作者：Eugene Thacker（2017）

翻译：梁纾涵

灵魂-肉身-形态

古往今来，关于生命的思考不外乎三种：灵魂，肉身，形态。三者合一则概括了一切被视为有生命，有活力之物的特点。“灵魂”，并不单指经院哲学，神学以及个人意义上的灵魂，还指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生命（灵魂）原则及其组成方式，包括植物性灵魂，动物的活动，感官灵魂，以及人类的理性灵魂。这种对灵魂的等级排序与所谓的“存在之链”不无相似，而“存在之链”是一种生物神学上的分类与层级排序。相比之下，“肉身”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不能思考的机械，精确运行的机体，是笛卡尔所描述的动物机器——动物和机器是没有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机械论认为生命即肉身，而肉身是毫无生气的（肉身或机器都是毫无生气的生命形态）。最后，与“灵魂”和“肉身”相对应的第三种思考方式是“形态”。看上去，对形态的重视是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归属于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的范畴。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生物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把形式（eidos）和“灵魂”视为区分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标志，三者的区别在于组织模式的不同，在时间轴上实现自我的方式不同（“如果它是动的，它就是活的”）。然而，亚里士多德与现代自组织研究的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只是反复强调整体并非部分的简单相加，却不能解释组织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灵魂”，“肉身”和“形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组合，就好比一组三连画：灵魂处于中央，形态和肉身分别位于左右。思潮在这三者间不断地徘徊旋转，以各种名目取代或替代这三种对生命的定义：从灵魂，到机械论和动物电流，然后是“胚芽”（gemmules）和“胚浆粒”（pangens），再到DNA和“生命密码”。但是，这三种方式并不遵循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我们不能说先有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后面接着笛卡尔式的精确运行的身体，再到基因密码。相反，作为三位一体的三连画，三者组成了一幅人物画，一张面孔，一种表情，一片充斥着黑洞与白墙的场地，在此内外写着：“于其本质，汝可推敲之，然不可知之，此乃生命也。”灵魂-肉身-形态，每一种思考方式都认定了一条关于生物，机体和生命力构成的核心，普适，外在的法则。我们可简单地称之为生命的法则，这是支撑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三种思考方式的区别在于其着眼点，但始终有一种先验的核心（a transcendental locus）确保了对生命的最基本描述，能让人指认出 “在那儿！”（或者说，“它是活的，活的！”；或说，“把多于两条腿的动物通通射下来！”）。在认定这些法则的同时，灵魂-肉身-形态这组三连画也划分出以下事物之间的界限：有生命-无生命，有机-无机，活的-不活的；还有动物-机器，人类-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物种，种族，族群，基因组……我们将这种区分的行为称为界线的划分。总之，西方正是不断通过生命的法则以及界线的划分这两种方法重复生成各种对生命的思考。

外在的生命

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包含两个取向：向内及向外。在内探方面，人们对各种物种进行划分，排序，并探索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外探方面，人们探索生物与非生物的界线和位置，使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持存物 （standing-reserve） （standing-reserve是海德格尔的术语——译者注） 成为可能。内探的方面可说是一种新陈代谢，因为它负责对自身进行内部的处理，过滤和区分；它对各种生物分子进行分解和合成，组合各种器官，产生各种物种和种族。外探的方面可说是担当了免疫的功能，因为它负责探索界线，交流互换，以及通道；这就意味着探索了自身与非自身的区别，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交流互换，探明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体与邻近机体的互动。不过，外探与内探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如果在外探方面处理得不好，内探方面也会出问题。流行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流行病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个机体中，因为其特性正是在各个机体之间传播，甚至跨越不同物种（以及国家）的界线进行传播。对于流行病，分析的单位应该是什么呢？同样地，如果内探方面被证明是幻觉，那么在外探方面对界线的划分也会有问题。例如，如果说外探方面区分了单个机体及其所处环境，构建起了工具关系和持存物，那么内探是什么？我们以为在内探方面应该把机体的不同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包括其生物，生理，认知过程。然而，这各种过程本身难道不也是相互联系的，并归属于外探的层面吗？如果没有在外探意义上相互连结的层面，机体自身又如何形成各种系统，网络，通道呢？因此，内探与外探两者不断地相互复杂化。对此，德勒兹（Deleuze）的描述不无道理，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折叠”的关系（即折进叠出，是与“发展”无关的胚胎发生学）。

灵魂-肉身-形态并非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暗示着基因和信息技术是最先进的内探和外探。不过，在这充斥着网络，群集，众量的时期，第三种思考途径，即“形态”，似乎主导着生命科学（基因学和基因组学），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工程），科技（人工生命，人工智能，网络），战争（生物恐怖，新型流行病），甚至突破传统的科学观点（生物复杂性，涌现论）等各个领域。一种崭新的，极为重要的形式遍及所有的系统，如全球经济，社会系统，移民模式，信息交流，移动无线通讯等等。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已经摈弃了“区分并排序”这种对生命的思考模式呢？“形态”是否只是新的“灵魂”？在传统上，这些关于生命原则的问题属于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范畴。但如果颠覆了生物学哲学，如果颠覆这种思考模式（灵魂-肉身-形式）和二元方法（生命的法则，划分界线），取而代之以生物哲学，会意味着什么呢？也许“生命本身”正是问题所在，而非目的或目标。与其钻研生命的内在本质，何不试着把生命视为是外在的，始终处于自身之外的？与其将注意力放在生命的中心（本质，组织法则），何不尝试探究处于外围的生命？外在的生命，一种始终处于自身之外的生命，外围的生命……

生物哲学与生物学哲学

那么，生物哲学是什么呢？首先，生物哲学并非生物学的哲学。我们通常所说的生物学的哲学，具有横向组合（syntagmatic）和垂直聚合（paradigmatic）两个方面，具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在横向的维度上，人们阐明有机体的普遍特性，这些普遍特性被认为是构成了生物的本质或组织法则的部分要素（生长和衰变，生殖与发展，进化性适应）。纵向的维度由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构成，从亚里士多德，到自然历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基因学和生物化学的新融合。总的来说，生物学的哲学突出并延伸了生物学知识中的哲理层面。关于进化，生物决定论，二元论，机械论，以及目的论的问题，可以放在生命科学的语境中考虑，生命科学包括了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基因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菌理论，发展系统理论等。生物学的哲学充实了上面提及的三种对生命的思考模式：灵魂-肉身-形态。生物学的哲学也采取了两种方法，即发现生命的法则和界线的划分。可以认为生物学的哲学提出了以下问题，“有生命的跟没生命的是不同的吗？”——这是本体论的问题。“对生命的研究（生物学），跟其他领域的研究是不同的吗？”——这是认识论的问题。

生物哲学只是生物学哲学的对立面吗？非也。生物哲学当然是对生物学的哲学中三连画思考模式的批判，但生物哲学也承接了灵魂-肉身-形式这种思考方式，同时保留了本体论问题的尖锐性，而本体论问题经常被简化为关于分类的认识论问题。生物学的哲学务求阐明“生命”这个概念，以描述生命的本质，而生物哲学则务求理清那些不断改变生命的事物。在生物哲学中，生命等于多重性（multiplicity）。生物学的哲学力求得出所有生命的普遍特性，而生物哲学则力求描绘出一张外在于生命的关系网络。是外在的关系图，而非内在的属性。生物学的哲学（尤其是在20世纪的时候）越来越热衷于把生命简化为数字（从机械论到基因学）。而生物哲学看到的是另一种数字，这种数字贯穿于生命中（组合数，增殖数量，图表，组，集合中的数）。生物学的哲学更新了机械论，以便清除自身一切生机论（vitalism）的因素（“生机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辱骂词），而生物哲学更新了生机论，是为了清除自身一切神学的因素（在此意义上，数字是生机论的）。

“非特指的一个生命”（“a life”），而非人工生命（A-life）

和几乎所有关于“动物”的哲学思考一样，生物学的哲学中的难题是在我们的思维排除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影响。生物学的哲学所采用的方法，即“灵魂-肉身-形态”，围绕并提升 “人类”这个概念，使其不仅与生命同构，更有可能凌驾于生命之上（“生命本身”是巅峰，而“单纯的生命”是基本或基础）。这对我们关于生命的思考有几个影响，因为这种思考模式一方面把人类置于存在之链的顶端，同时另一方面给人类预留了一个具有独特性质，非动物的位置。这就是人类出演的一出疲惫的戏，同一时间既投身于动物，自然，生物的尘世中，却又竭力不已地要超脱其上，造出各种抽象的知识体系，构建世界和生命，渴求精神上的东西（见海德格尔关于动物性的论文：一块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类是构建世界的）。这是一出时而悲怆，时而荒诞的戏。当代的生物艺术（bio-art）可说是对这出戏的评论，从而创作出达达主义的哺乳动物，额外的耳朵，长翅膀的猪，激进主义的作物，以及“模糊生物破坏”（‘fuzzy biological sabotage’）。

生物哲学暗示要批判所有将生命拟人化的概念。但是，思考这种非拟人化的生命是可能的吗？我们是否注定了又一次换汤不换药，以一个新的术语“多重性”去取代旧的术语“形态”？这并不仅仅是名称上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场逻辑的游戏；问题在于“生命”与“思想”的关系（冈纪兰姆（Canguilhem）和福柯都认为，最精确的生命概念就是生命本身）。生物哲学针对的是非人类的生命，非有机体的生命，匿名的生命，含糊的生命——是德勒兹所言的“非特指的生命”（“a life”）。关键之处在于从内部解构传统的生物学思想。有些生物的生命模式逃脱了它们自身单纯作为生物的存在模式，而生命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的生命模式，这包括了微生物，传染病，内共生，寄生，昆虫群，兽群，禽群，人工生命，遗传算法，生物路径，智能尘埃，快闪族，网战——这里有整部动物寓言集让我们去思考生命与多重性的关系。

生命是X

生物学的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法则”。什么是生命？生命是X，不论这个X是什么，它可以是“相”（eidos），机制，生命力（life-force），选择，密码。在二战后，遗传学家提出了“生命本身”这个概念（遗传学上的“编码问题”），更新了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及其他“生物学”著作中提到的概念。“生命本身”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生命”是“一”。生命是一种东西，不管这样东西是什么，其本质就是一种东西，否则我们就不能说“生命是X”。即便生命显示了其自相矛盾的性质，该矛盾正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那把不可言喻的钥匙。动物的运动性就是例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动物走动的？”也就是说，其动力来源于哪里？人们尝试应用热力学和动物生理学去解释这个问题，提出了动物“电流”，“兴奋性”，以及“生命动力”。很快，人们便认为有一种妙不可言的 “生命力”流淌于动物体内，使其能够抵消热力学的法则。

现在，关于自组织和涌现论的研究正在经历相似的过程。研究问题变了，但其形式没有变：“简单的局部行动如何导致复杂的整体模式？”我们可以一直对自组织的效果进行分析（例如“蚁群优化”），并将其成果应用到计算机科学上（例如电信路由）。但其核心却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控制性因素（环境，基因，蓝图），那又怎么会有任何控制呢？“生命本身”再次成为那个不可言喻的事物，成为缺席的核心。在这种意义上说，生命遵从了思维的法则：它符合“同一律”（self-identical）（任何活的一直都是活的，直到它死为止），符合“不矛盾律”（non-contradictory）（一个东西不可能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只能是其中一种状态（它要么是死，要么是生，生命没有灰色地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命”与“思维”找到了共同的聚合点。生物哲学暗含了对“生命本身”这种辩证法的批判。它摒弃了“生命本身”这个始终徘徊于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技术，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概念。相反，它发展了各种贯穿并形成网络的概念：分子，多重性，成为动物（becoming-animal），生命抵抗（life-resistance）……但重要的是，不要只是重复德勒兹的观点，而是要创新或背离，这包括了：情感的自主性，生发生命（germinal life），“湿件”（wetware），原始传导变异（prevital transductions），机体软控制，抽象的性（abstract sex），分子入侵，地缘哲学，以及德勒兹所说的“数学-生物区分系统”（‘the mathematico-biological systems of differenc/tiation’）。

存在，时间，数字

生物学的哲学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尝试，而生物哲学则是本体论上的。生物学的哲学问“哪个范畴？”，而生物哲学问“影响还是被影响？”。生物哲学不断地延伸本体论问题，它们中没有一个是终极的，没有一个是恒久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也许海德格尔所指的现代哲学的标志性问题——存在（Being or dasein），已经转化为新千年的主导关注点——“生命本身”的问题所在，或者说是永恒生命（zoe）/自然生命（bios）的区别。我们不再为那些诸如“存在”（Being），“时间”（Time），以及 “一”（the One）这类庞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所困扰。生物哲学是对这类思考的重组及蜕变：关心的不再是“存在”，而是“生命本身”这个概念的问题在哪里，这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机”这个概念以及生机论。类似地，对时间的思考已经转化为对变异，转换，变化的兴趣——区别与重复（对不同事物的重复，以及每次重复之间的区别）。当代对于事件，转变过程，以及虚拟-真实的兴趣也属于这类思考的分支。最后，是关于那个“一”的规则——“存在”是“一”，“时间”是“一”，主体是独特的，身份在于对那个“一”的认同，甚至还有在伦理思考中，他者（the Other）奇怪的相同性——这些都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怎样处理“数字”这个概念，才能超越“一”和“多”对立的二分法呢？这是德勒兹在《差别与重复》中所提出的问题，但其实柏拉图在《巴门尼德》中就已经谈及过了。毛发，泥土，尘埃。是否有一个关于多重性的概念能超越“一”和“多”的二元对立呢？这样一个概念能否避免简单地摒弃“数字”呢（量与质，广度与强度，解释与暗示）？如果有一个数字概念贯穿于多重性中（一个增殖性的，无所不在的数字），而且多重性与生命有关，是否有一种活的数字，即一个生机性的数元（a vitalist matheme），能够超脱出生物学的哲学中三位一体的灵魂-肉身-形态呢？巴迪乌（Badiou）指出了定量与定性，封闭与开放，“数字与动物”之间的划分，取而代之，是否有一种动物数字呢？于是，存在，时间和“一”被重新整合为“生命本身”，变化过程，数字，这反过来促使我们考虑或重新考虑生机论，虚拟，以及多重性。

外延生命

生物学的哲学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但它很少把问题反过来看，即“什么是‘非生命’（not-life）？”。死亡当然是“非生命”。但石头，椅子，云朵也是。那么电脑，午饭，国家呢，这些也是非生命吗？那一个洋娃娃呢？回忆呢？在肯定化的问题“什么是生命”背后，暗示了一整套关于非生命的否定化类别。更妙的是，我们可以不问什么是“非生命”，我们可以思考那些正在变成非生命的生命，即一种“外延生命”（other-than-life）。以下提供四个初步的例子：

1．群体智能：“群体智能”（‘Swarm intelligence’）是用来描述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术语，该跨学科研究结合了对 “社会性昆虫”的生物学研究，以及计算机科学（尤其是软件算法和多重代理系统 multi-agent systems）。正如由一只只“愚笨”的个体组成的昆虫群体能集体地自我组织，并找到食物来源或建造巢穴，由简单软件程序或机器人组成群体也能自我组织，并完成复杂的任务。这种“局部行动-总体形态”的方法据说能够在整体上展示出“有智能”或有目的的行为。但我们也可以对术语“群体智能”提出疑问并指出新的用法，因为这种思路倾向于搜寻一种能够保障组织和秩序的高级单位，可称其为“超级组织”（‘superorganism’），或“蜂群思维”（‘hive mind’）。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有目的的活动只能发生在所有群体现象的元个体化（meta-individualizing）过程中，在此群体的多又变成一种新的“一”。行动必然是发生在个体化以后，反之则不成立。但是，昆虫群和其他动物群（兽群，禽群，鱼群）的独特之处不单在于其没有领导者，更在于其控制可说是充分分布的。因此，关于昆虫社会的政治悖论——如何去理解这种控制与涌现，主权与多重性之间的平衡呢？ 这是能够通过编程来达到的吗？能够设计出分布的控制吗？或者，我们是否局限于观察者的被动层面，局限于自身能力而无法识别群体智能，只是无奈地响应？为了使群体智能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行动”这个概念呢？如果真的有群体智能，那这“智能”必定会是极其难以名状的，非拟人化的智能，即“非特指的生命”（“a life”）的智能。

2．无头动物（Headless animality）：生物学的哲学不但着眼于生命的同一性（“生命是X”），也把这种同一性联系到单个有机体上。无论是自然历史的分类，达尔文的物种分类，还是对基因组的研究，生物学始终从个体着手。个体是研究的起点，是研究的基本单位。所有层次中，有机体始终是核心。有机体不但组成了物种，而且有机体本身是由分子和细胞构成的；有机体是以宏观和微观视角看待生命的最佳调和点。所以难怪哲学会根据有机体个体之间的比较，把人类提升到动物之上。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都认为：单个有机体是使人类高于动物，野蛮的最基本单位，尤其在群体中更是如此。在此，昆虫是被优先分析的案例，这也许是非人类的范式案例。确实，正是因为这点，政治思想经常将人类对比为昆虫。霍布斯注意到，尽管我们和昆虫都具有“社会性”，只有我们能够落实权利去建立主权；马克思注意到，昆虫也能生产和构筑，但人类能在建造前进行抽象的规划。因此，群体也是个体。个体先于群体存在，群体由个体组成，而群体本身形成了“元个体”（meta-individuals），例如物种，种族。但同时也存在外在的群体动物，例如兽群，禽群，昆虫群。没错，昆虫群可以理解为是由昆虫个体组成的，但或许（兽）群，（禽）群，（昆虫）群等实际上是对有机体的颠覆呢？或许它们是“多”先于“一”而存在的例子呢？一个行军蚁群确实具有形态上的性质：有前线，军营，及分支路径。但昆虫群，（兽）群，（禽）群，（鱼）群却正是以其无形态，无形式的性质而定义的。它们没有“头”，更别说是“脸”了。它们是无头动物，是“群龙无首”的动物。它们是无头无尾，具有多重感觉能力（polysensory），多重情感（poly-affective）的动物，没有具体形态，却能相互协调。

3．分子性分子（Molecular molecules）：首先，我们要说明分子（molecules）不同于分子性（’molecular’）。这样说也许有点绕，但有一点很重要，即应该把分子放在整套系列的组合与分析单位中理解：有机体，器官，组织，细胞，以及分子。各个生命科学不但是名词（解剖学，生物学），而且是动词（“解剖”，“生物化”），因为生物不仅被分析，而且被建构。组成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这也是第一个分析单位。建构，分解，个体化的过程是对生命思考的核心，无论它是关于“生命的建筑材料”，还是“生命的密码”。生物学中总有“十的乘方”，一个巨大的，本体论的显微镜将生命分出层次（DNA组成RNA，RNA组成蛋白质，蛋白质组成了我们——分子遗传学的颂歌）。但或许这跟规模，分层，层次都无关呢？我们有一整段被遗忘了的分子生物学历史，它不再注重寻找“那个”分子（蛋白质或核酸），相反，它关注分子间的关系，它们的网络动态，它们在“混乱边界”（生物复杂性）上的暂时性存在。在一方面，生物学告诉我们分子会构建和分解（有些蛋白质会分解分子，有些会构建）。但在另一方面，粗略地看一眼微生物，就显示了极端的分子水平状态：共生细菌，传染病菌，以及在微生物间水平式传递的基因。传染病是分子性的，但它同时也是社会性的，技术性，经济的，政治的。没错，还包括网络影响，传染的，传输的，疫苗接种的，检疫的，以及监控的网络。这些不同形态的网络，不是因为分子（molecules）的作用，而是因“分子性”（molecular）而产生的。这是一种与规模无关（微观的-宏观的），却既是局部，同时又是整体的微生物生命。连基因表达，细胞新陈代谢，以及细胞膜信号传输这些常见的生物过程惯常也创造着联动和关系（微生物-动物-人类），或者说，它们生成了“通过组合形成的单一性”（univocity－through-assemblages）。

4．类生之死（lifelike death）：我们常常兴奋地谈论新科技是如何地“栩栩如生”（lifelike），意思是说，没有生命的科技也能展现出类似生命的特点或行为。但我们从来都不清楚，这种“活似生命”究竟是一种再现形式（“椭圆形肖像”的生动性）（《椭圆形肖像》是爱伦· 坡的短篇小说——译者注），是一场表演（“别介意帷幕后的那个人”）（这句台词来自《绿野仙踪》——译者注），还是一种模拟（“尼奥，你觉得什么是真实的？”）（这句台词来自《黑客帝国》——译者注）？我们自己的困扰在于总是渴求却又担忧那些活似生命之物：我们希望自己的手机能跟我们说话，但只想它们说出合适的话。在流行文化中，科幻小说不断地上演这样的场景：我们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科技的生命，这是科技和人类自我繁衍的生命间的融合。也许，有另外一种“活似生命”的模式跟生命或科技都无关，那就是“类生之死”。我们有一整套魔鬼学（demonology）专门去研究这种 “类生之死”的模式。在流行文化中，恐怖流派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类生之死的例子：僵尸（被天地摒弃诅咒的死人），吸血鬼（不死之身），幻影（脱离肉身的幽灵），以及魔鬼（着了魔的生命）。这是类生之生命的死亡，超脱其自身，出离其肉体。确实，在这些类生之死的例子中通常充斥着矛盾的中介：侵染着活死人的病毒，吸血鬼的“坏血”，操控记忆的幻影，使灵魂与肉身分离的魔鬼。类生之死并非那些值得我们高兴的栩栩如生的智能机器，而是本来就不该活着的，并非神圣的生命。这类生之死是充满矛盾的生命：走动的死人，作为低等动物（蝙蝠，老鼠）的不死之身，物质化的精神，以及被扭曲得认不出来的熟悉脸孔。或许这其中终究还是含有科技因素的。难道这些类生之死的有限例子不就说明了“有机不再区别于无机，物质不再区别于非物质”这个论点吗？无机生命，可程序控制的物质，不可发现的“神秘媒体”（‘occult media’）而这些理念正是属于纳米技术的领域。

古生命（或克苏鲁生物学）（ the Biology of Cthulhu）

“21世纪的生物哲学”并非是个明确的表述。生物哲学并非从信息网络，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或智能软件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哲学的思想是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从火（本体的无形），流水（步入河流中），以及身体（在生长和衰朽中的稳定性）这三个例子中引出一种无机生命。这是有关变化中的普遍理性。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赫拉克利特的反对者，却也在很大程度是他的支持者。巴门尼德主张“多即一”的概念（concept of the All-One），试图把多重性（multiplicity）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同一性（univocity）。然后就有了希腊的原子论者，无限密集的运动粒子……

有人马上就提出了不同的论点：“我们关于生命的概念是否过于狭窄了？似乎生命就只是生物的生命，而不包括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生命吗？”确实，难道生物学和生物医学中的问题不正构成了新兴的“生物政治”政体的基础吗？这“纯粹的生命”（‘bare life’）贯穿社会和政治生命的始终，既保障了“人口”的安全，又制造了例外的状况，紧急的状况，使得“纯粹的生命”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毫无疑问。只是这让我们对生命的思考排斥于跨学科的博弈中。科学家说，“生命是基因密码”，而社会学家则针锋相对地说，“生命是对基因学不公正的应用”。物理学家说，“生命是物质与能量的自组织”，而政治学家则回应说，“生命是人类群体之间为了利用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人文学科的教授说，“生命是那一组我们忘记它们是隐喻的隐喻”，而工程师则设计出“可程序控制的物质”和“智能尘埃”。偶尔，相互间的协同，喧闹的交流会产生些奇特的产物：在八十年代，人们谈论混沌；在九十年代，人们谈论复杂性；在新千年之际，人们谈论网络。事情一直在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希望消除学科的划分，尽管我们谈及“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s’），但我们依旧在最陈旧乏味，最日常的例子中寻找固有的两种文化。

这并非宣言。在生物哲学中也同样有一些误区有待我们去处理。生物哲学并非对“生命”的幼稚信奉，它不相信有关地球所有生命利他主义的整体论。它是对生物学哲学双重方法（生命的法则，界线的划分）以及由此生成的各种划分的有力质疑。生物哲学总是问：“在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分类中，有哪些关系被排除掉了？”生物哲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自组织，涌现，或复杂性的代名词。虽然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生物学进行了有益的交流，但很明显关于复杂性的各种科学不可能把本体论和政治两个方面都思考到。很多时候，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方式描绘自然（一个非线性，亚稳态的，复杂的自然），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们把所有非自然的元素纳入这个新的自然中（在此逻辑下，自由市场或“民主”是自组织的，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哲学并不包括一切，而同时生物哲学的其中一个主要关注点是生物学所认定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以及生物-生物医学对生命的定义。生物哲学不是一种主张对生命描述的不可言喻性和不可约性的新生机论。但这也许是生物哲学最令人沮丧，最矛盾的一面。生物哲学试图提出一种政治的本体论，但对于政治它却持不可知的观点，甚至对此淡漠。在生物哲学中没有怨恨，而只是带着这“分子式”的视角对“生机政治”负有义务。生物哲学拾起并重振那个被生物学的哲学遗留下的形而上问题：为什么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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