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阅读【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批判理论】（一）

本文首发于Philosophia哲学社，网哲授权转载；

作者 / 里卡多·贝洛费奥雷（Bergamo大学教授），托马索·雷多尔菲·里瓦‬

翻译 / Revmira

排版 / 理查德克莱里恩‬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一项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项目，今天被我们称作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者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其意图在于将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僵化图式中解放出来。我们将会在本文中尝试重构这一项目的开端，并将其根基追溯到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会进而考察新马克思阅读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解读的原始进路。最后，我们将概述新马克思阅读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展开批评与进一步的对话将会是卓有成效的。

1、新马克思阅读的诞生

按照许多种对于马克思的阐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修正。这些阐释往往倾向于关注《资本论》第一章的前两节，使得关于价值形式和商品的拜物教性质（fetish character）的章节仅仅扮演了补充性的角色。按照这种进路，马克思首先将商品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然后他提出在交换价值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在被交换的商品之间共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它们的可通约性的基础——也就是「价值」。最后，他将这个价值联系于劳动。这看起来可能是完整的；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就错失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全部要点。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经济理论在实际上区分开来的，正是价值形式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为什么是价值？为什么价值仅仅是劳动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维度」，一个商品根据之而被交换的维度，什么是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之条件？此外，为什么价值的内容（即劳动）呈现出一种物的形式——也就是货币？[1]这些问题在《资本论》以及为《资本论》而作的预备性著作中（至少在《大纲》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踪迹，只有少数例外，但它们都未曾受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们的认真对待。

大卫·李嘉图丨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经济理论在实际上区分开来的，正是价值形式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为什么是价值？为什么价值仅仅是劳动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维度」，一个商品根据之而被交换的维度，什么是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之条件？此外，为什么价值的内容（即劳动）呈现出一种物的形式——也就是货币？[1]这些问题在《资本论》以及为《资本论》而作的预备性著作中（至少在《大纲》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踪迹，只有少数例外，但它们都未曾受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们的认真对待。

随着巴克豪斯、莱希尔特和施密特所做的贡献，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战后新左翼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之时，他们从这一学派中脱颖而出，为联邦德国的马克思研究复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们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包括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其价值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其唯物主义的性质等等。但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对于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那种——之间的断裂的激进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断裂。一种新的、异端性的马克思解读诞生了。[2]

巴克豪斯可以被视为新马克思阅读的创始人。他在1965年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作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开设的课程的一部分。在阿多诺的影响下，他阐述了一种新的马克思阐释的基本要素。四年后，他发表了他的论文中最为知名并且被翻译最多的一篇，那就是「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这篇论文是后来新马克思阅读研究计划的蓝图。巴克豪斯发现，在既往的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接受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倒退成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继而使得对于马克思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产生了误解。这些误解包括：将马克思的辩证的「呈示方法」（method of presentation）仅仅视为文字游戏或者历史性过程的逻辑映像；把他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证当作对于货币的出现做的一个历史的、逻辑的概述，或者索性就完全把它忽略掉了。正如巴克豪斯所说：「『经济主义』的阐释势必会错失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意图：『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不过是与其他众多『经济学说』并列的一种而已。」[3]但巴克豪斯也明确表示，这种对于马克思的形式概念的误解并不是单纯地未能理解马克思所写下的内容，因为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于价值形式的一种完整的解释。因此，理解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批判性意图的唯一方法就需要从马克思的一系列文本中的不完整表述出发，追踪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第二版中提出的不同版本的论证，对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加以重构。

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都将新马克思阅读的诞生日期定为1963年，那一年巴克豪斯在法兰克福的沃尔特·柯尔布学生宿舍（Walter-Kolb-Studentenheim）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份复制品：「经过初步观察，我们能够注意到在概念的建构上以及在价值理论问题的设定上存在着一种范畴上的差异，而这在第二版中仅仅被一掠而过了。」[4]巴克豪斯与莱希尔特、沃尔特·奥伊希纳（Walter Euchner）、G·迪尔、吉塞拉·克雷斯（Gisela Kress）、格特·舍费尔（Gert Schäfer）、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as）组成了一个私人工作小组，并开始了文本上的考察。他们感到最有趣的东西就是在对于价值的「等价形式」的分析中存在的辩证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则更为难以察觉。黑格尔的「双重化」（Verdopplung）概念——卡尔·海因茨·哈格（霍克海默的一位助手）在那个年代分析了这个概念，马克思在第一版对于价值形式的呈示中使用了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逻辑意义。[5]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必须作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作为某种模糊的、缺乏理论深意的哲学措辞。事实上，新马克思阅读的出发点就在于对马克思的呈示方法的批判性再发现。矛盾、双重化、假相（semblance）、现象显示（phenomenal manifestation）、实体等等，这些辩证概念都被正统的或「经济主义」的解读抹杀了。相反，对于新马克思阅读而言，这些概念成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

2、阿多诺的遗产

莱希尔特认为，如果碰巧是某个没有听过阿多诺关于辩证社会理论的课程的人发现了第一版《资本论》，这一发现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下文了。[6]这么说的理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正在于阿多诺所说的「对起源的回忆」（the anamnesis of the genesis）。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的是一种作为主客观实在的社会之构造的理论。[7]正如巴克豪斯所解释的那样：社会是「客观的」，因为它是「涵纳并支配个别物的抽象普遍性」。[8]与此同时，社会又是主观的，「因为它仅仅凭借着人类才存在并再生产自身」。[9]

作为主客观实在的社会对于阿多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是一种交换在其中实行着系统性支配的社会，它「以一种他律的方式是自然的延伸」。[10]在交换社会中，社会领域中的再生产类似于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特定的结构，个体的行动在其中建立了一个客观的领域，这一客观的领域支配了社会行动者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社会行动者所服从于的合法性是一种社会建构，但这种社会建构就如同一条自然法则那般作用于社会行动者之上：「历史生活的客观性就是自然历史的客观性」。[11]辩证社会理论必须表明这一点，那就是「社会——已经被独立出来的东西——反倒不再是可理解的；只有它变成独立之物的法则才是可理解的。[12]

狄奥多·阿多诺丨Richardclam

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总体，一个普遍者：「没有任何社会事实在这种总体性中不具有一个位置。它对于一切个别的主体都是预先确立了的，因为他们服从了社会的『约束』（contrainte），甚至在自己中也是如此」。[13]而交换是内在地规定了每一个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的综合原则。[14]交换实现了「客观的」社会联系。[15]正是中介的原则通过一种抽象过程保证了社会的再生产，这种抽象「意味着将有待交换的产品还原为它们的等价物，还原为某种抽象的东西，但绝不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就像传统的讨论所认为的那样」。[16]

阿多诺坚持认为，从对于交换的分析开始去理解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即社会的自主化，这样做是可能的。每一次交换中进行的抽象都不是主观的，因为它「既独立于从属它的人的意识，又独立于科学家的意识」。[1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种「还原为统一体」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商品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使得商品能够被交换的是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的统一体」。但这样一个统一体并不是通过一个由交换者执行的主观的抽象过程而得到规定的；相反，「抽象劳动时间摆脱了它的活生生的对立者（即交换者）」，这些交换者被内嵌在形成了自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18]货币「被朴素的意识当作自明的等价性形式，因而也被当作自明的交换中介而接受了下来，它解除了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反思的需要」。[19]因此，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货币与资本的洞见，即将它们视为拜物教的特征，是理解社会自主化的钥匙：「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不过就是这个必然的抽象过程，它在经济学中将自身呈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物的自在存在』。」交换的辩证性就在于这一事实，那就是「一方面，商品拜物教是一个假相；另一方面，它又是终极的实在（äußerste Realität）。」[20]它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感知为自然物的东西是从社会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些关系中，诸多社会行动者被整合起来；它是实在，因为向统一体的还原超越了行动者的意识，将一种「客观的」合法性强加于他们身上。

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社会自主化的过程，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要能够解释「正在发生的对其社会起源的遗忘」。这一点在阿多诺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谈话中得到了精炼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于起源的回忆。」[21]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出社会成为独立之物的法则，以及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性的遗忘。这就是阿多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基础，也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出发点。

社会自主化和交换分析之间的关系是更值得我们回顾的，因为这一问题在阿多诺的著作中尚处于雏形。在1965年，阿多诺仍然表示有必要进行一种「对交换抽象的系统性的、百科全书式的分析」。[22]但他从未完成这一任务。莱希尔特令人信服地注意到，在阿多诺对于交换和真实抽象的反思中「已经总结了辩证理论的全部主题，但这一切主张还停留在断言的地步」；[23]「整个批判理论都取决于对这一『客观的抽象』做出澄清。如果使这个『客观概念』具体化是不可能的，批判理论中的其他一切概念…都将无法避免被指责为社会-理论性的思辨。」[24]由此可见，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深化甚至奠基了阿多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项目。

3、诠释学视角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赋予了优先的地位，将它们当作理解他的晚期著作的一把钥匙，新马克思阅读则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作理解他的全部著作的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视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资本论》以及预备性的手稿都仅仅是对于「资本的普遍概念」的分析。新马克思阅读又进一步主张，在对这一概念所做的呈示的形式中，资本的普遍概念还没有被马克思完全地发展开来，需要依靠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来得到重构。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中的蕴意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将呈示的形式同经济内容分离开来。我们必须遵循理论呈示的辩证形式，有时甚至有必要超出马克思的表述。这就是新马克思阅读与阿尔都塞创始的解读所共享的一个视角。正如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尽管马克思对于自己的著作的理解可能的确很重要，但它通常远远不及马克思的材料分析在理论方面所给出的东西。」[25]

巴克豪斯早年的阐释立场认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是他的阐释者们的误解造成的。然而，在《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重构的材料》（Material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第三部分中，巴克豪斯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这些误解源于马克思本人。[26]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不同呈示方式能够让读者同时从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来理解他的方法。遵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和《大纲》的部分章节中的分析，从基本的价值形式到货币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的-共时性的发展。但如果读者遵照第一版附录或是《资本论》第二版，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按照巴克豪斯的观点，为了重构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必须采取一个不同的诠释学视角：我们不能仅仅参照马克思自己的文本；相反，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所尝试回答的问题，并进而选取能够最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解释。

《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重构的材料》丨ca-ira

莱希尔特分享了巴克豪斯的进路，他表明在《资本论》中，关于「交换价值的日益自主化」的辩证呈示「只留下了最基本的梗概」。[27]对于莱希尔特来说，分析这一理论的不同阐述方式以及马克思的《大纲》中的基础概念的发展，也在重构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计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马克思阅读采取的另一个原创的阐释进路涉及的是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们反对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断裂的诊断，并提出了对于马克思著作的一种一元的解读，他们使用了马克思本人的方法，从后继的社会形态所揭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先前的社会形态——马克思阐述这一方法时著名地提出，人体解剖中蕴藏着猴体解剖的钥匙。新马克思阅读正是用这种方法通过晚期的文本来解读早期的文本，从而恢复了早期文本的意义，而不是像阿尔都塞提出的那样抛弃了它们，把它们当成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28]正如施密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道主义内容，但它们只有通过对于《资本论》的历史-经济分析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29]

因此，举例来说，莱希尔特就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分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资产阶级和公民、天国与尘世之间的颠倒这一过程必须根据对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来理解。这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批判需要理解为什么人类关系会以强制性的经济法则的形式呈现自身。与之相似的是，巴克豪斯表明，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通常被当作哲学残余而被丢弃的东西应该反过来被视为一种批判方法的首次尝试，这种方法辨识出了「存在-神学的、社会-形而上学的对象的同构结构，或政治和经济对象的同构结构」。[30]正如神学上的争论预设了尘世双重化为天国与尘世之间的对立一样，每一场政治经济学科上的争论都预设了交换的经济形式：价值、货币、价格，如此等等。「马克思的核心要求是，『那些』经济学家不应当预设『范畴』或『形式』，相反，他们应当『发生性地』（genetically）将它们发展出来」。[31]巴克豪斯发现，这种发生性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出现，在那本书中马克思触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未经反思的预设」：「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货币，按照『它』的功能，货币作为一个『非人的』（unmenschliches）主体而运作，也就是说，它使不平等的东西成为平等的，它『储存』了价值，并进行『转移』，等等。事物的、『外在于人的』事物的独立法则呈示了经济学的『客观的』…环节。」[32]

4、黑格尔与马克思

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逻辑学，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为理解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述的一个根本来源。施密特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一词的含义开始的。他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任何社会事实本身可以通过传统的学科分界得到理解。真正的「知识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因此就是作为总体的资本。但后者绝不能理解成把经验中被给予的生产条件当作知识的直接对象。相反，马克思是通过批评资产阶级的范畴与理论来推进的。[33]理论及其「客观的」内容是相关联的，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的方法和呈示的方法在形式上是不同的。施密特解释道，探究的方法处理的是来自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面的材料，并通过知性的「分离」与「分析」来运作。相反，呈示方法则必须将这些孤立的数据结合在具体的统一中。同黑格尔一样，「展示」从直接的「存在」推进到中介性的「本质」，后者是存在的根据。本质性的实在必须在现象中显示自身，但这个具体的、对于本质的例示化和它的显示本身是有所区别的。即使是最为抽象的范畴也具有一个历史的、有规定的维度，但尽管如此，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仍然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