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判断理论（四）

维也纳学派与记录语句论战

人们通常将逻辑实证主义，或者说逻辑经验主义视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而非一个抽象的观点。它于1929-1935年左右达到高峰，主要发生在维也纳，在此处会谈的维也纳学派 因此得名。一些早期的人支持“实证主义 ”，例如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先前提到的恩斯特·马赫，而罗素已经在他的逻辑原子论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但“新实证主义”在维也纳学派得到哲学上的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维特根斯坦1922年《逻辑哲学论》的影响。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些卡尔纳普的学说，并提及了石里克、费格尔、弗兰克、亨普尔、哈恩、魏斯曼和纽拉特。我们说到过，艾耶尔曾于1933 年拜访，而同一年蒯因也来拜访，在布拉格度过了意义重大的几周，向卡尔纳普学习并同他争论；我们会在本书的第10章探讨蒯因的思想。维也纳学派在30年代中叶因德奥合并及纳粹崛起而解体。包括卡尔纳普在内的许多人前往美国，由此这一运动被带向国际。这场运动在哲学上明显是极为现代的；确实，因其正适合一场以阿诺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阿道夫·路斯（译注：原文此处为Alfred Loos，疑为Adolf Loos之讹）的城市为中心的运动，它常常被定义为一场现代主义哲学运动。“现代经验主义的根本要义在于否认先天综合（非分析的）知识之可能性”，学派1929年的宣言如是说。具体来说它：（a）寻求将“形而上学”驳斥为毫无认知意义的；以及（b）寻求在认识论或者说知识理论的层面证明科学其实在逻辑上基于经验。这两个目标当然都很大程度上和休谟的哲学一脉相承，但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新逻辑看来有希望将其真正实现。所有人都同意，经验科学的独特特征是某种模式：一个理论由一些理论性陈述组成，而这些陈述共同[逻辑]蕴含了形如“若O1则O2”这样的陈述；其中O1是观察或实验的条件（例如，将热量施加于某物质），而O2是可观察到的结果 （例如，该物质膨胀了）。他们都同意由O1和O2代表的实验或观察基础某种意义上与感觉有关。但他们在这些基本陈述的细节、具体形式、具体内容和声称其它陈述以它们为基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们将简要地探讨这场所谓“记录语句之辩”中的三种不同观点：卡尔纳普的、纽拉特的和石里克的。卡尔纳普。严格来说，记录陈述是在科学中使用的，对实验观察结果的正式记录。。在1934年的《科学的统一》中——源自1931年的一篇文章——卡尔纳普没那么关注记录陈述的更优定义，但在1928年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中，他用这些基本报告记录一个感觉状态的整体——一个格式塔（Gestalt） ——然后通过严密的集合论方法，用谓词“相似性的回忆（recollection of similarity）”定义了诸如“黄色发生了（yellow occurs）”这样的感觉特质术语。我们不必细说其细节（尽管它们十分出色）。重点是记录陈述属于直接感知的世界。这一学说被称为方法论上的唯我论 ——仅仅只是“方法论上的”，是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卡尔纳普拒绝宣称自己发现个人世界的直接感知才是真正重要的，或者宣称某种语言是正确的；这只是一种语言的建议。定义了感觉特质之后，卡尔纳普定义了“主观客体”——即，“对我而言的这个咖啡杯（the-coffee-cup-for-me） ”——并从这里出发，定义了“主体间客体”——公共客体——例如咖啡杯（the coffee cup）（卡尔纳普的观点变化很快，在1932年底，他已经放弃了这一主张，转而认为记录陈述直接处理物理实体）。纽拉特。纽拉特认为记录陈述是普通的物理陈述，但它们并不简单。例如：“奥托3:17的记录：[3:16时奥托对自己说：（3:15时奥托感知到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把小括号里的句子看作某人的感知内容；中括号里的内容“[3:16时……]”表达了此时这人对应的想法的语言表达，而引号中包含的内容补充的是此人事实上在科学实验观察的正式记录中写下了什么。纽拉特的总体动机是，在他看来，一切陈述都是可修正的。和别的陈述一样，记录陈述有其接受条件。在一篇值得纪念的文章中，他写到：不可能把结论性的纯记录语句视为科学的出发点。“白板（tabula rasa）”不存在。我们就像不得不在开阔海域修补船只的水手，从来无法在干船坞中将其拆解并用我们最好的材料重建之。也就是说，“即使是记录语句也可能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因为如果某人的理论与记录相冲突了，而理论有着彻底的支持，那么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的记录都可以被撤销（我们已经看过艾耶尔支持的类似的学说）。遵循这样的命运是经验语句的性质 。因为记录既然不是分析的，则它们必须是可证实的，而若 这种证实过程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它就必须接受被证伪的可能性。即便是最简单的语言也是属于物理世界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主体间的”，因此受制于来自其他主体的驳斥。石里克——关于记录论战，即便不是最清晰的，但也是最犀利的论述来自一位稍年长的哲学家（他于1936年被一位支持纳粹的前学生射杀，据说他可能是被石里克反形而上学的观点激怒，也可能是出于因一名女学生而起的妒忌，或是两者皆有）。在石里克看来，纽拉特（和后期的卡尔纳普）所构想的记录不能算是“知识的坚实基础”，尤其不能用作真理的衡量标准。因为，如果它们如纽拉特所说的那样是可修正的，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原则来确定我们的最优理论呢？它并不与观察一致，因为观察——记录陈述——可以被撤销。我们只能说：对任一句子是否为真的检验，就是看它能否与其它我们所认定的‘知识’相融贯。但融贯性本身只是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即没有自相矛盾之处。因而，尽管这对真理来说是必要的，它很难说是个充分条件。童话故事也不自相矛盾。石里克确实指出了p可以是一个自洽的理论A的一部分，同时非p却是另一自洽的理论B的一部分；若一致性是为真的充分条件，那么尽管我不能一致地接受更大的理论A&B，但融贯性理论告诉我们A（包含p）和B（包含非p）都为真。石里克总结道，记录语句，至少是纽拉特的意义上的，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作为替代，他引入了有两副面孔的概念：观察陈述。它们是私人的，关乎当下时刻直接的感知，并且“某种意义上完全无法被写下来”（他或许应该用着重引号来标出这一条）。它们不是心理事件的记录，它们本身就是心理事件。如果某人希望确认一个假设，比方说，在一个试管中寻找某物，它就是那满足的内在瞬间，“就是这个！”表现的感受。“终了感是定义观察陈述的功能的恰当词语”，石里克写道（石里克223）。观察陈述必须有一个索引元素（石里克称之为“指代”元素），这是它们不能是记录的主要原因。最接近一个例子 的是“蓝色，现在，这里！（blue here now!）”；对应的记录——例如“石里克在时间t感知到蓝色（Schlick perceives blue at time t）”——缺乏对应“现在（now）”的展示元素，也没有观察陈述的第一人称直接性。它只是通常语言的一个普通陈述，能从主体间的第三人称视角来理解。观察陈述却是私人的，只要这一时刻过去了，其意义也消失；这一意义就“仅在这一时刻中” 。因此，它们就像是分析陈述，因为它掌握了它们的含义，从而掌握了它们的真实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分析陈述并不能描述现实恰好是的样子；但观察陈述可以。（这一观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虚无缥缈；如杰瑞·福多（Jerry Fodor）所坚称的那样，“在自然语言的能力之下，心理活动以一种‘思想的语言’进行”在认知科学中仍是一个有效的研究纲领。

历史拾遗

本章和其它章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章的内容如同戏剧一样展现，由一群演员完成，甚至有一个主舞台（维也纳），因此历史拾遗将会十分冗长。但我们仍需作如下两番表述：一是简单泛化的危险之处，二是关于我们这一故事的余波。回顾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0年代中期在欧洲中部的早期分析哲学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是纯粹的兴奋和新的突破。当然不只是维也纳，在柏林、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以及中欧之外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有活跃、极为聪慧、有着科学思维的哲学家。许多人接受的并非哲学训练，或是在哲学之外又接受了科学或数学训练。他们的基调是反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非常广义的证实主义。但一定要认识到，即便是在维也纳学派内，也有很多外围的影响和人物，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人（世纪初证实主义的一大成果是石里克1915年的“相对论的哲学意义”，写作此文时他与爱因斯坦有密切交流）。由于相对论对“康德主义”心智—世界关系图景的明显破坏，科学哲学家们回到了自己的画板中，传统主义，对科学理论的不确定以及证实主义得到了探索。各种学说百花齐放，而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经常听到“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一个如今已经死去且被埋葬的单个学说的说法，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关于记录语句的故事助长了这一错误印象，那我必须警告你千万不要认为本章已经在总体上总结了这一运动。当维也纳学派和科学哲学主要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因纳粹的崛起和战争结束时，大多数人，如我们所说，纷纷选择了移民：有些人前往英国，许多人去了美国。最终去了美国的那些著名人士你可能在阅读本章之前就已经耳熟能详，他们是卡尔纳普、费格尔、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n）、菲利普·弗兰克、魏斯曼和亨普尔（还有柏林的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还有两位逻辑学巨匠——库尔特·哥德尔，他来自捷克的布尔诺但在维也纳取得博士学位，以及华沙的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也与维也纳学派关系密切，并都最终去了美国。这些人的写作与教学塑造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维特根斯坦来自维也纳一个极为富裕且显赫的家庭。1908年，青年的他前往英格兰学习工程学，后来转向数学与逻辑学的基础并见到了罗素。罗素几乎立即意识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天才——这份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不仅被维特根斯坦所影响，甚至还一度被震撼到停滞的地步。1913年他前往挪威从事哲学工作，又因家族对他的批评回到维也纳。他在一战中勇敢地为国效力，在奥地利战败、他沦为战俘后，他于1919年把得到的绝大多数遗产赠与了他的兄弟姐妹们（或者说，他仅存的兄弟姐妹们；有至少三个兄弟在1918年前就已经自杀）。《逻辑哲学论》在1921年出版（1922年有了英译版本），之后维特根斯坦很快远离了哲学，离开了维也纳。1926年，在他于一所乡间寄宿制学校的教师生涯以一种有些悲惨的方式结束后，他回到了维也纳和哲学领域，偶尔同维也纳学派的元素会面，他们对他的《逻辑哲学论》印象极为深刻。在维也纳的几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他姐姐玛格丽特一所房子的设计与建造出力良多（这所房子至今仍作为保加利亚大使馆供人参观）。同时他在剑桥的哲学界朋友鼓动他回到英格兰，他在1929年这么做了（见第11章的“历史拾遗”）。如我们所说，艾耶尔在1933年访问维也纳，大致和另一位青年，来自美国的W.V.奎因访问维也纳的时间一致（卡尔纳普当时已在那里取得了教授职位）。对于在那里见到的哲学，奎因像艾耶尔一样印象深刻，但在1936年，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出版那一年，奎因出版了他的“约定真理（Truth by Convention）”，在其中提出了彻底的反对卡尔纳普和其他人的案例，即并不存在因约定而为真这种事物，并且更狭义地说，约定不能阐释逻辑。奎因和其他人一样，同意证实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抨击是正确的——否认直觉的权威，否认存在复合的先验真理，否认存在任何本体的知识，保留的是经验。但是他对广义的分析性表示怀疑，他会将其发展为一种更为激进的经验主义，最早出现在1951年他著名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有些人会说奎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并不是证实主义者，但他许多最深的信条和维也纳学派的元素一致，并且他一些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反对它们。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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