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理论（三）

5. 经院派传统中的意义概念 Concepts of meaning in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经院派传统的一大基本特征是，认为语义学问题不仅是逻辑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甚至是其首要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一传统不仅限于中世纪时期，同时也延续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

Significatio

拉丁语中的术语significatio携带的歧义造成过一些混乱。Robert Kilwardby（1215-1279）注意到，significatio可以指act or form of the signifier，可以指the signified，还可以指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如今对中世纪的sign和signification的概念存在一定误解，很多时候将其解释为aliquid stat pro aliquo（something stands for something），但这种描述混淆了signification和suppostion（见后文），将其视作一种sign和significate之间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在经院派逻辑中，一个心理层面上的认知部门一直是signification这一概念的必要组成成分。

经院派对于signification最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将signification或the act of signifying视作to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of some thing，或to evoque a concept in the intellect of the hearer。这里的要点在于：与meaning相对，signification不是某个词汇所拥有的，它描述的是一种行为（signify），这又和stare pro（stand for）不同。signification是一种三元关系，包括significate的同时也包括一个cognitive faculty。

Order of signification 和 the great altercation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开头部分对中世纪语义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语言意义的四个主要成分的序列被描述为ordo significationis（order of signification）或ordo in significando（order in signifying）。这些术语实际上使得这四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均质化。波爱修斯所提的notae和similitudines两个概念被缩减为一个简单概念，即sign。这样一来，整个signification序列就统一用sign这一关系进行描述。

这也就是说，心理概念本身也被视为符号（sign）。这种观念为解决词汇究竟是指称心理概念还是指称事物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这个难题是经院派对于语义学的争论中最基本、主要的一个议题，John Duns Scotus称之为“the great altercation”。

当时，关于词义的各种理论，在对于语言符号、概念和事物的关系上，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变体。例如：

1. 一些早期的学者认为口语词唯一的真正的significate就是心理概念；

2. Roger Bacon（1214/1220-1292），以及大多数所谓的晚期中世纪唯名论者，持一种外延主义指称论，认为词指称事物；

3. Thomist则提出词汇利用概念作为中介来指称事物（voces significant res medi antibus conceptibus），按照语义三角的逻辑回答这一问题。后期的一些学者则换了一种角度，认为

4. 词指称概念，且必须通过对事物的指称作为中介（voces significant conceptus mediante significatione rerum），因为如果都不知道词所指的事物是什么，就无从学习其所指的概念；

5. 同样认为概念是事物的符号，Scotus提出语义及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emantic transitivity），认为the sign of a sign is [also] the sign of the significate，因此词同时signify概念和事物，其中涉及的act of signifying是相同的；

6. 其他人则坚持存在两种同时发生但本质不同的act of signification，

7. 其中一些人认为概念作为词指称事物的中介，不意味着概念是词的直接指称，而是词指称事物的前提条件；

8. 另外一些人则在“事物”（things）上下文章，认为词真正的指称是the thing conceived (res concepta)；

9. 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利用的是对significare这个概念的内部区分，认为口语词代表（stand for）事物，但显现（manifest）概念；

10. 或者，区分被指称的事物和被表达的思想；

11. 或者把会话参与者的不同角色考虑进来，认为对说话人来说词指称概念，对听话人来说指称事物；

12. 甚或区分不同类型的语篇，认为在更熟悉的言语中词主要指称概念，而在学术性语篇中指称事物。

不管这些不同观点之间有何细微差异，大多数对于the great altercation的讨论都主要是在关注词汇语义学。但经院派语义学并非只局限于这一领域。

Peter Abelard的命题语义

Peter Abelard（1079-1142）关注的主要是命题语义。和后来弗雷格的组合性原则类似，他提出一个命题的signification是从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整合而来。另一方面，命题的signification对应于弗雷格的Gedanke（thought）这一概念，即一个句子的命题内容。这又和斯多葛派的lekton的概念有着相通之处。

与之相对的是，Walter Burley（1275-1344）认为命题（不论是声音形式还是心理形式）其最终指称都是所谓propositio in re（proposition in reality），这种观念指向后来维特根斯坦的概念Sachverhalte（cases）或Tatsachen（facts或states of affaires）。

Syncategorematic terms 和 Supposition

从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开始出现的唯名论（terminist）或现代逻辑（modern logic）同样关注命题的语义。其主要贡献是对非范畴词（syncategorematic terms）的研究，以及对terms的性质的研究。

非范畴词的研究主要关注那些在ordo significationis中被忽略的词类，讨论其语义和逻辑功能。例如量化词、介词、副词、连词等等，它们不直接指称某物，而是实现某些语义功能，从而决定命题的语义和真值。这类讨论对于sophismata这类命题有很重要的作用，sophismata指的是像“every man is every man”和“Socrates twice sees every man besides Plato”这样的命题。

唯名论语义的另一关注点是suppositio这一概念。虽然任何一个term由于其imposition都具有signification或者lexical meaning，但只有在一个命题的语境中，它才能指称一个或一些具体的物体或种类，这也就是其supposition。因此，是命题语境决定了terms的指称（reference）。

supposition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区分不同种类的supposition，包括

• material supposition（代表本身，自反用法，如I write donkey和donkey is a noun），

• simple supposition（代表一个universal term或概念，如donkey is a species），

• personal supposition（代表普通事物，如some donkey is running）。

最后这种personal supposition还根据其所在命题的真值是否需要一个量化表达（every，some，this等）进行内部细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关注的都主要是terms的外延而非内涵。

Roger Bacon：指称的基础和变化

Roger Bacon的语义理论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在于：（1）符号学进路，将signification和规约性以及自然性指称过程都联系起来；（2）他首次创见性地将“imposition of names”视作词义的基础。

根据第二点特征，词义最初的获得是通过一种类似于给小孩施洗的imposition行为实现的。这种观点可以视作后来的指称因果论（the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的先声。也因此，Bacon认为词最初直接指称的是事物，而非概念，他抛弃了语义三角，标志了一个从14世纪开始逐渐接受的从传统内涵逻辑到外延指称语义学的转向。

这种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词最初指称的事物消失或发生变化，那么词义的基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Bacon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区分了两种mode of imposition。一种是formal mode of imposition，也就是通过语力表达如“I call this ...”来实现的，另一种是secondary imposition，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对于名称的使用。

Speculative Grammar

Bacon认为语法是一种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而非一种预备教育性的知识，这种观点同样为所谓“modist”（模式）派语法学家认同，并在Thomas of Erfurt（ca. 1300）提出的Grammatica Speculativa达到顶峰。这类观点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事实，给出理据，而不只是单纯的描述。他们致力于从普遍的modes of being，利用对应的modes of understanding，推断出modes of signifying。

这一“speculative grammar”传统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普遍性心理概念的观点，将其发展为一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Boethius Dacus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 all national languages are grammatically identical.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whole grammar is borrowed from the things … and just as the natures of things are similar for those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so are the modes of being and the mode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modes of signifying are similar, whence, so are the modes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r speech. And therefore the whole grammar which is in one language is similar to the one which is in another language.

这种路径在1300年以后也遭到了很多批评，例如提出过奥卡姆剃刀原则的Ockham，就认为所谓的modus significandi（modes of signification）定义上存在困难。后来的心灵主义路径（mentalist approach）也提出过一些批评。

中世纪晚期的心灵主义路径

这种路径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如果不将“意向性”（intentionality）考虑在内，将无法想象sign、signification、semiosis这些现象都怎么发生。这种心灵主义哲学将sign和signification的定位从语词本身转向了心灵。

也就是说，语词这类外在符号的signification建基于心理概念的natural signification。signification本质上被看作一种认知心理行为。心理概念不拥有，而实际上就是si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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