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Renaissance Platonism）

中世纪艺术主题是：圣母领报、耶稣受鞭笞、钉十字架、下葬和复活，与之对比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主题：风景、静物、对野餐和节庆的描绘、个人肖像、裸体、战争、传说和神话场景。从无情的世界的诱惑和血泪尘世，到颂扬生活本身以及生活中更加愉悦的可能，这个转变标志着一种精神重生和活力恢复，当时的诗人、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完全感受到了这一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生活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作家离开了经院哲学那些狭窄的技术细节，而去关注更加广阔的生活和社会。中世纪高度专门化的哲学研究在迅速远离对生活有用的东西之后，也重新把思想成果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从阿奎那的《驳异大全》中获益良多，但他同时评论说，在他的世纪（公元15世纪），“几近灭绝的人文艺术已经重见天日，其中包括文法、诗学、修辞学、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他说，他的时代，“就像个黄金时代”。

费奇诺提到的修辞学，标志着文艺复兴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把现实生活作为他们思想事业的主要旨趣，因此认为逻辑学、伦理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修辞学理论主要指，为了在说服和教育听众时取得最好的效果，构思演说或者论文需要经过几个重要的步骤。它们分别是：取材，即收集信息和素材；布局，即排列素材；文体，即以适当的语言表达排列好的素材。如果要准备的是演说，还要经过记忆，即背诵以及讲演这些阶段。讲演就是练习重音、节奏、停顿、手势和总体的演讲方式。布局阶段本身又包括引介（引入主题）、叙述（陈述情况）、申论（列明论证的要点）、驳论（反驳反对意见）、结论（收束总结）。

修辞学的核心是语言，因此在中世纪文法学校的三艺（trivium）——文法、修辞和逻辑中居于首位的是文法，文法重新获得了重要性。最初它仅仅指学习拉丁语，但现在它重申和逻辑学的关联，因为修辞关乎说服、影响、建议和反驳，所以直接适用于伦理争论。不论是告诫性的还是指示性的，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都是为了影响个人或统治者的选择、决定或行动而援引原理或历史事例，所有这些演说涉及的都是现实的，实践的关切。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界不关心中世纪的作者，因为中世纪作者总体上忽略了修辞学而更重视逻辑学上的细节问题。知识界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修辞学和诗学，他们在对二人著作以及西塞罗著作的评注中关注伦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普鲁塔克（罗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历史学家。代表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著作首先引发了这种旨趣上的转变，而后出现了数百部修辞学论著。

哲学史学家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对修辞学的提倡是否真正构成了对哲学的贡献，还是，如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人自己说的，修辞学其实是反哲学的？柏拉图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流行起来，他的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高尔吉亚篇》中对智术师和其修辞诡计的指摘广为人知。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们可以主张，哲学思索绝对之物，因此可以难得地忽略现实，而修辞学则面对和尊重现实。他们可以引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观点，即这种技艺对生活与社会实务有着关键的作用。也可以引用西塞罗的话，“我们修辞学家拥有智慧和学识的广大财富。”

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思想家，即便自称是信奉当时已经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那些人，其关切和旨趣都远离了经院哲学家及其后继者们精密的技术性争论。柏拉图主义复兴和人文主义都是有趣的话题，而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引起的人们的兴趣则完全不同，那就是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在巫术、炼金术、星相学、赫尔墨斯秘教以及卡巴拉上倾注的智识热情。秘教科学兴起，尤其是在那些经历了宗教改革后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廷控制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欧洲新教地区的宗教当局没有足够的权威，来阻止人们对这些事物爆发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推动力是人们渴望永葆青春、长生不死以及把贱金属变为黄金来致富。而在现代哲学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16世纪、尤其是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都是作为对这一秘教运动的反应而兴起的。

晚期经院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柏拉图主义导致各派之间互相指责为异端，因为哲学和神学信条紧密相连。柏拉图的观点与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的阐释结合之后，柏拉图就变得比亚里士多德更符合基督教的旨趣，而且不会带来争议。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柏拉图式的观点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人们还给他的著作附加了神秘的含义，因此，重新引介柏拉图受到了许多文艺复兴知识分子的欢迎。

柏拉图主义并没有明显地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地位，但对柏拉图主义的兴趣的增长在实际效果上削弱了后者的权威，这使得17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拒斥亚里士多德主义时遇到的阻力减少了。

柏拉图主义复兴可以被确定为具体地点发生的具体事件：1439年的佛罗伦萨。前一年因为费拉拉爆发瘟疫，一场大公会议便移到佛罗伦萨举行。这次会议的目标是为了弥合东正教和天主教诸团契之间的分裂，但会议上充满争议，又牵涉到其他各种复杂问题，尤其是教廷的权力。佛罗伦萨实际上的统治者和美第奇王朝的创立者老柯西莫·德·美第奇抓住会议举办的机会，邀请随君士坦丁堡使节团而来的拜占庭学者们，其中一位就是吉奥吉尔·格弥斯托士，人称卜列东。

卜列东是当时拜占庭最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在佛罗伦萨讲授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不同。他尊崇柏拉图而贬义亚里士多德。这些讲稿后来被整理发表，题为《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不同》。支持亚里士多德的人攻击说，柏拉图其实是一种宗教，想要对抗基督教。但卜列东还是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人们对柏拉图的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还有被激发的是学习希腊语的热情。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落在奥斯曼人手中。拜占庭学者们因而流散。其中就有约翰·阿尔吉罗波洛斯，他定居在佛罗伦萨，讲授希腊语和哲学。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就是他的学生之一。费奇诺把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并执掌了柯西莫·德·美第奇出资在佛罗伦萨设立的柏拉图学园。

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在15世纪是传播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机构。费奇诺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之人。他不仅把柏拉图的所有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还写了一部题为《柏拉图式神学》的著作，这本书既引介了新柏拉图主义，又论证了其与基督教的一致性。他说人的灵魂因其不朽而成为抽象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通路，而且是灵魂赋予了人特别的尊严。受柏拉图“上升到对善的爱”这一思想的启发，马尔西利奥·费奇诺造出“柏拉图式的爱”一词来描述灵魂对上帝的爱。当灵魂攀越了知识的几个层次之后，就会与上帝直接相接。

费奇诺的学生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继承了他老师的愿望，把柏拉图哲学、赫尔墨斯秘教和基督教综合起来。皮科是个贵族，是意大利孔科尔迪亚家族和莫德纳家族的幼子，还与意大利一些显赫家族（斯福尔扎、埃斯特、贡扎加）有关系。他短暂的一生中极大地促进了人文主义和秘教科学的发展。

当皮科在博洛尼亚学习教会法时，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使得他能够把兴趣转向哲学。在这之前，他的母亲始终希望他加入教会。为了学习哲学，他先到了佛罗伦萨，而后去了巴黎。他在学习中兼收并蓄，不仅学习哲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掌握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迦勒底语和琐罗亚斯德思想及卡巴拉秘教。

回到佛罗伦萨后皮科跟随费奇诺学习，费奇诺把他引荐给洛伦佐·德·美第奇。尽管对星相学持有怀疑态度，但并没有妨碍洛伦佐对皮科的倾慕。皮科的《九百论题》是他在巴黎时着手写的一部书，后来又加入了他对巫术、卡巴拉和赫尔墨斯文献的研究论文。这些主题庞杂的材料被安排在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他写了一篇论文来补充和解释这些论题背后的意图，文章题为《论人的高贵》。

皮科《论人的高贵》一文的开篇是：“诸位尊贵的先生，我在阿拉伯人的古书里读到，有人问萨拉森人阿布达拉，他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能让他想到奇迹，他回答说，没什么东西比人更叫人惊奇。”

尽管《论人的高贵》主要意图是要说明，把卡巴拉、其他神秘主义和据说是古代的智慧综合到基督教思想中是正当合理的，但这篇文章的首要效果是唤醒了人们对人的价值的推崇，对人世生活中各种事物的重视。而在这之前，人们焦虑的是如何不惜代价地平安进入死后生活。这种90度大转弯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关键，因此皮科的《论人的高贵》一直被视为理解人文主义本质的关键文本。

皮科重视数学，引述柏拉图的话，说在应该发展和重视的各种研究中，有一门是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神经质的人们心目中，数学和秘教技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计算（calculate）”和“施法”（conjure）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推崇数学也就意味着推崇其他这些站不脚的研究。皮科认为，是人类在任何和一切地方对知识的探求，使他们居于其他造物之上，与上帝更接近，就如柏拉图曾主张，对理念的知识，尤其是对善之理念的知识是哲学事业最大的追求。

与皮科持有同一观点的，还有德意志人库萨的尼古拉。他把数学视为最高的知识，因为只有数学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观点，就把柏拉图描绘的知识图景置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之上。虽然尼古拉认为柏拉图高于亚里士多德，但这并不影响他借助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而皮科则着迷于数秘术和字母所暗含的神秘意义。这使得他属于一种特殊的柏拉图主义，这种柏拉图主义发挥了《蒂迈欧篇的》的旨趣，并发扬了柏拉图借助神祗启示来讲学的论说技巧，从而强调了神秘之物和启示之物高于经验之物。

可能会显得悖谬的是，皮科的主要思想遗产并不是他对人文主义的赞颂，而是他所助力宣扬的基督教卡巴拉。但15世纪晚期动荡的政治形势使得佛罗伦萨不再推广柏拉图主义，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摩尔人和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法国威胁入侵意大利（1494年法国真的入侵了意大利），柏拉图学院被关闭，两年之内，皮科与他的人文主义同侪齐亚诺就可疑地去世了，很可能是被谋杀了。

赫尔墨斯秘教：埃及文化与希腊罗马思想的融合赫尔墨斯秘教是西方秘教传统的源头之一，它建立在独特的希腊罗马时代关于神、人和宇宙的思维模式上。在这个思维模式中，涉及到终极的神圣存在、宇宙、天球、尘世领域和人类本身之间的感应与对应，而且宇宙是有生命的、活跃的概念，上下界可升降且有等级，人类灵魂可以因觉醒而转变复归上界。而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埃及文化与希腊罗马思想的融合密不可分。在希腊罗马时代，埃及文化虽然没有中断，但却受到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不断侵袭。

赫尔墨斯秘教的产生，是埃及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融合环境和宗教需求中，面对传统知识危机和身份危机而采取的一种反动尝试。他们用新的文化话语来保存埃及传统，这种保存方式不仅与希腊罗马文化相容，还能够与希腊罗马文化产生多元思想的影响，使赫尔墨斯秘教在长时间跨度的修改后最终走向成熟。在赫尔墨斯秘教的思想中，神被称为“赫尔墨斯·特里斯米吉斯”（Hermes Trismegistus），即三重智慧之神。他是智慧、知识、语言和文化的源泉，是所有形式的知识和智慧的保护神。

在宇宙中，存在着三个层面：天界、人间和地狱，这三个层面互相交织、互相作用。而人类灵魂也可以因觉醒而转变复归上界。赫尔墨斯秘教的信徒相信，人类与宇宙是相互关联的，人类有着超越尘世的灵魂和智慧，可以通过修行和启蒙来感悟宇宙的真理和本质。他们采用各种仪式和符号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例如占星术、神秘符号、神话传说等等。赫尔墨斯秘教的信仰和仪式，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宗教和哲学，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等。总的来说，赫尔墨斯秘教的产生，是埃及文化与希腊罗马思想的融合的产物。它通过新的文化话语来保存和传承埃及文化，同时吸收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多元思想影响，使得它成为西方秘教传统的源头之一。

尽管新柏拉图主义出现的较晚，但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对赫尔墨斯秘教的理论或文本的影响甚至可能存在着改动。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现实是一种精神活动或意识状态，灵魂是一种游动之物，需通过逐层圆满来达到完满。这种宇宙观认为存在着一个诸领域的序列，趋向于分化、多样和不统一的，尘世仅有最小的统一。该宇宙观也在赫尔墨斯秘教中得到体现，赫尔墨斯被视为人类先知与预言者。然而，该教派也因其偶像崇拜及魔法元素而遭到斥责。

卡巴拉：卡巴拉，又称“希伯来神秘哲学”。从基督教产生以前开始，在犹太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神秘主义学说。在希伯来文中，此词本义是“接受到的”或“传统的”。原指相对于《圣经》而言的《旧约》和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先知书》和《圣录》，其内容着重于精神和感觉。卡巴拉的学说与正统的犹太教教义是对立的。它包括把超越的神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流溢说。把“无限的光”与创造联系起来的范围学说，其范围与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的等级相类似，论述从无限的光到物质事物之间的等级层次。等级排列是由天使和巨匠进行的，促进了神与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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