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Pragmatism)

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与英国观念论者处于同一时期的一群美国哲学家，其中杰出人物包括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士等，逐步发展出一套他们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哲学学说。这一学说稍晚一点的追随者约翰·杜威继续提出他们的思想，并在一战与二战之间颇具影响力。之后这场运动走入沉寂，直到其中一些主题在20世纪末的一些美国哲学家著作中重新出现。

皮尔士与威廉·詹姆士开办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讨论大多在书房内进行，参与者还包括昌西·赖特、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皮尔士称赞格林为“实用主义的祖父”，后者坚持认为这个群体要认真对待由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贝恩提出的“信念”的定义，“信念就是据此人们准备行动的东西。”

亚历山大·贝恩是一位苏格兰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他是最先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心理学领域的人物之一，在这方面他对威廉·詹姆士产生影响。贝恩认为人们去相信是很自然的事，怀疑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境况，科学研究将自身从怀疑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就是导向他描述为“平静、满足、幸福的心境”，也即信念。

皮尔士认为根据这一定义，实用主义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皮尔士的观点与其下述观点非常吻合，即研究是一个旨在修正和调适行为以使其在世界中更具实效的过程。当我们的行为不足以实现一个目标时就会产生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到一条行为规则来克服这个问题并推动我们向该目标进发。这便是研究的目的：获得稳定且持久的信念。皮尔士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信念“为真”，并且将它们所涉及的事物称为“实在”。

皮尔士认为人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试图获得稳定的信念，其中最主要的当属诉诸权威以及先天推理。但他坚持认为，就“相信什么”这个问题而言，科学方法是最佳解决之道，因为长期而言所有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人会“趋同”于最为稳定的信念。他写道：“必然被所有研究者同意的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此观点表征的对象就是实在。”

皮尔士在最具影响力的著述《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中阐明了如下“实用主义准则”：考虑我们观念的对象具有什么后果，可以设想这些后果都具有实践关联。于是，我们对这些后果的观念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观念。譬如，我们对“坚硬”以及对某个坚硬事物的观念，正是我们对坚硬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去界定“坚硬”，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操作性定义”，通过述说一个事物做了什么来界定它是什么（一个坚硬的事物有多难打破，抓开或刺穿）。

当我们考虑“硬”这个词的含义，并将之与其他词汇的含义加以区分，皮尔士认为我们会看到“任何事物中都不存在能够精细界定的意义的区分，而只有可能的实践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对意义而非真理的理论，因为明显为真或为假的信念都是具有意义的。但这个理论把我们引向与之适切的真理观，当科学方法的运用清除了没有实践价值的信念后，我们就获得了真理，并且真理就存在于那些证明自身有用性的事物中。

皮尔士不得不承认在某一时刻被广泛持有的信念在之后会被修正，因此他接受一种可错主义认知论。尽管他持有此立场主要是针对那些“基础主义者”，也即认为存在着牢固的知识起点的人。他们认为这个牢固的知识起点可以是如一些理性主义者所说的天赋观念，或如经验主义者所说的感觉经验（感官输入的素材）。这就为他的立场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的立场蕴含着要确定真理与实在的含义，除了研究者之间的趋同外，还需要其他一些事物发挥作用。威廉·詹姆士试图处理这一问题，但其结果是导向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立场。

詹姆士没有聚焦于趋同，而是关注一个信念的有效性。他说真理就是能发挥作用的事物：“‘为真’不过是我们思考方式中一个方便的词汇，正如‘正确’是我们行为方式中的一个方便词汇一样。”我们将方便的观念称之为“真”的观点对实用主义者而言却足够自然。不过对此的反驳是，世界上存在着有用的谬误，以及没有实践效用的真理，因此相信某个事物产生有用的结果并不能保证该事物的真值。

詹姆士认为他解决了那些坚持下述老生常谈之人尚未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老生常谈就是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观念与实在之间的一致。他质问道，这个“一致”是什么？以及这个“实在”又是什么？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与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或在其他领域，比如数学这样抽象对象的领域）之间的“一致”、“符合”或“匹配”关系的性质总是极难具体化。如果认为心灵不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反映实在的镜子，而是会出于实践的目的与现实互动，那么 “真理”就会被视为由这两者（心灵与实践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

我们如何划分现实，以及我们对现实持有何种信念，都与我们的需要与旨趣有莫大关联，并且与在其使用中逐渐演进的感知与认识能力有关。这个观点带有明显的康德主义色彩。

随着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兴起与达尔文学说的出现，科学所蕴含的世界观与传统宗教世界观及与之相连的道德之间存在着张力。詹姆士认为坚持科学方法的人“心智坚强”，而其他人则“心智软弱”，他接纳科学的馈赠，但也希望在科学的世界观中宗教占有一席之地。他将实用主义视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它在服从于一个心智坚强的立场的同时，也通过强调信仰宗教的有用性和益处而为心智软弱的观点提供了辩护。

杜威通过将研究过程描述为从一个不确定的境况开始，并旨在将此境况转变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状态，发展了皮尔士将研究视为寻求“确定的信念”这个观点。研究起始时所处的不清晰状态不仅仅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正确的信念，而是研究者不充分的信念以及他们持有此信念时客观上具有不确定性的境况所共同造成的。因此这两个要素都要求境况应当具有确定性。这意味着“境况”是客观状态，研究者及其信念都是从属于它的组成部分，这进一步导向了如下这个为所有实用主义者接受的观念，即经验（也即感知、思想与研究）是一个整体，在其中我们不仅仅是感觉印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推论并概念化一个世界，并通过诉诸信念彼此间的关联来证成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这是一种证成的“融贯论”立场。

杜威指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中的参与者视角出发展开研究，甚至我们开始在哲学活动之前，就已然处于我们与之互动和接触的事物中。因此我们并不是从一个“白板”的位置开始研究的。

从信念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这一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可以推导出怀疑论并不足取，因此它就不能像笛卡尔曾提出的那样，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起点。实用主义中隐含的可错主义并没有构成一种怀疑论，因为如皮尔士所说，接受信念的可错性并不等于认为信念就是错误的，并且它与认为一切研究至少最终会趋同于一些信念进而使得它们为真的乐观主义相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怀疑本身都需要证成，并且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实际效用，它就使得我们在追寻所需要的稳定且有用的信念过程中将之加以去除。

实用主义的研究将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与科学哲学中的工具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科学哲学的工具主义是说科学理论就是组织我们有关现象的思想并预测我们行为的方法。其中所使用的道德概念并不指称实际存在的实体与过程。以此方式理解杜威，是由于杜威所说的“哲学谬误”，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有关世界与心灵的理论中的词汇是指称性的，而非被发明出来以解决问题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这一立场使得他们能够在形而上学中的观念论与实在论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要更忠实于科学方法的训诫，虽然与此同时，如詹姆士所希冀的那样，它也尊重信念的其他更“心智软弱”的领域的有效性。

不过实用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皮尔士认为运用科学方法会带来非个人化且客观的结论，也即心智坚强的研究者所持有的心智坚强的学说。满足科学方法要求的信念所具备的特征，都是在适用该方法后可供观察的结果。但詹姆士又为心智软弱的立场提供余地，意味着这种对科学方法的满足不仅是可供观察的，也是情感性的。通过《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一书，詹姆士让实用主义风靡一时，也使得实用主义服务于个人化的、主观的事务。这很令皮尔士失望，因为皮尔士试图让哲学变得更具科学性的地方，詹姆士却让它更加心理学化了。

杜威的关注点又与前两者不同，他的关注点是社会与伦理，并且他认为信念是人类制造的工具，以此来应对他们栖身其中的社会现实。可能他将詹姆士有关真理的“现金值”论述更往前推了一步，真理的“现金值”指的是一个命题是否为真，要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这也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真理观。

杜威认为使得一个信念为真的有效事物，就是社会中认为该信念为真且基于社会对该信念的同意的共识。不过这并不是说将信念交付给偶然，因为在确保社会在涉及何种信念是其生活所依凭的最佳信念这个问题上，教育总会是自我纠偏的捷径坦途。

杜威赞许理性共同体这个概念，并认为教育是产生该共同体的过程。但如果这个共同体以信念的形式碰巧喜欢的任何事物都能构成这个共同体的真理，理性这个概念就是空洞的。在彼此竞争的信念之间做出裁断，需要偏好的偶然性之外的标准（而不是共同体碰巧喜欢的任何事物。）

近年来哲学界许多美国哲学家都自称实用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使得将他们统归于实用主义这个标签变得有些令人困惑。但是“新实用主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有时被视作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即真理总是相应于社会语境的。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这一观点主张是如何源于杜威的， 但它却是皮尔士所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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