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唯物主义

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是“不懂得真正的实践”的。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意识形态”（ideology）的问题。暂时抛开经济、政治的要素，唯心主义对实践的理解，是因为它的人道主义难题性不得不使它一方面把意识形态化约为观念，另一方面让这种观念从属于“人”、使“人”或“主体”成为主宰者、自由的思考者、充满理性且具有自身判断力的决断者，云云。

乍一看，意识形态疑似是“自明”（self-evidence）[1]的，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假如深究起来，又好像是暖味不清的，在感性的渺茫之中不能抓住任何确定性。为了知道意识形态的意义（sense），试举一个例子。我们面对着诸多具体的[2]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主体，即民族主义者，他必然具有相应的”观念”。但假如这个主体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性质的实践，就不能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意识形态不只是些“观念”，而是包括着“观念体系”与“实践体系”，因为这些观念体现在也只能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主体即“臣民”(sujet)，它就是一种臣民，因为既然它总是已经被这种意识形态唤问为这种主体，那么他就得臣服于这种意识形态，臣服于（s'assujettir）这个意识形态的大他者主体。一个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的主体，必然臣服于“公平”、“平等”、“自由”这些观念，他言说着大主体的话语，也不得不实践它们。因此主体在信奉“自由”的同时也必然臣服“自由”。一旦这样讲，“自由”就是一种不能兑现的幻觉，一种空头支票，不会从天上降下人间。所以当有人问拉康如何看待自由时，拉康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了。总的来讲，我们可以模仿阿尔都塞，得出一个这样的论点：没有“自由”，除非是自由的臣服。那么“人”，就不是上述所说的那种情形，也即是说，它不是一个过程的主宰者。

所以当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把意识形态化约为观念时，因其主体的同质性——把各种社会角色，或各种社会关系的承担者[3]归之于同一个“人类”(这就是人道主义难题性的一种表现：类)——他们就放过了诸多具体的物质实践，或者说，重点放在了“人”、“主体”和“观念”、“理论”上、主体自由地主宰自身观念，所以全部工作的重心就放在这一些问题上，考虑“人”和“观念”之类词语，展开各种哲学论点（Theses）。但是这些抽象的概念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挖出背后的“根源”（origin）[4]。正如马克思所说，只着重于在“观念”之中去谈论主体，却没有把主体放入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实践去考察，不把意识形态当做一种物质，那么”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消说，假如我不谈论个人在具体实践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工人、农民、资产者，议员、部长，科学家、艺术家，家长、老师等等)、那么这个所谓的个人就根本不会存在，这时“人”，以及“人民”就只能是一个抽象，而不是任何具备科学性质的概念（concept）。

正是在这里划出了马克思与旧哲学家的分水岭：反人道主义。这分水岭是在1845年划出来的。我想请大家看一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份所谓天才观的萌芽文件里[5]，马克思宣布了一种“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对立)，这种唯物主义的特点在于实践，以及把人投入社会关系理解(“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兴致勃勃地用“实践”和“具体的个人”(因其投入了社会关系)这些论点，宣布了旧哲学的谬误和一种新哲学观的诞生。因此这个文本被大受追捧。又因为它太过简短且神秘，导致了现代文人对它有着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我想说，把”人”投入社会关系和具体实践中理解，并不意味着已经一劳永逸地粉碎和摆脱了唯心主义。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大受施蒂纳“利己主义”和莫泽斯·赫斯“行动哲学”的影响，又有着各种含混不清的“交往形式”，“异化劳动”概念。虽然马克思宣布了唯物主义，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供的却是一种费希特式的主观主义，它依然保留了主体构建对象（重复“自我设定非我”）的论点，这一论点建筑在对认识对象和实在对象的混淆之上。人们依然可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人”理解为另一种人道主义的人。这一次“人”不再作为类，而是作为“个人”，因其身处社会关系之中，又变得十分“具体”。但是“证实”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目的只不过是“证实”“人”最终是社会关系的主宰者，而不单是观念的主宰者。这种身处于形势之中的上帝，不过是在原来唯心主义的“主体”之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社会性”补丁，使它“具体”起来罢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的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送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如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里还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前提，那么我们再看一看马克思后来的文献，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1880年）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

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唯物主义，却给予了我们另一种唯心主义。但是不要紧！因为这次马克思没有继续陷在哲学词语之中，他正在试图兑现他所谓下的承诺：实践。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热火朝天地投入对经济的研究之中。所以1845后，马克思在哲学中沉默了三十年，取而代之的则是历史科学和阶级斗争的工作，他是在政治与科学的工作之中，实践着他的唯物主义的。就此而言，他实践了把“人”投入社会理解这一条纲领，但不是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实践。

于是重点就在这里：怎样才能把”人”投入社会关系理解，而不至于陷入人道主义？

现在我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过多讨论，因为我会在《阿尔都塞与波普尔的关系（三）》提供详细论证。但现在我可以先把一部分结论预支出来。要重申这一条：实践不是自由的实践，“人”也不是自由的“人”，它们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它们被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所限。我们谈论各种具体的“人”，总是谈一种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具体的当事人。这些关系不是在天上存在的，而是在一个时间性的过程——历史中存在的（不是线性的），因此，所谓主体，不过是客观过程、形势中的一个要素。这必然要求我们扔掉作为过程的主体（the Subject of the process），把主体置于过程之中的结构、形势中来考察它们的形式、条件、机制，在认识的层面上去把握主体与实在对象，简而言之，考察在过程之内的主体、客体（subjects/objects in the process）。不是过程“的”主体，而是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当事人/执行者（agent）。《阿尔都塞：没有主体的主体》说的很清楚：

因此，必须要将这些当事人与对象放在一个全新的过程里并用过度决定论考察它们：没有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完全是这样做的，他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给出了两点：

1.“特定对象永远只不过是那个过程的一个环节或链环”；

2.“当事人相对于对象、相对于其‘纯思辨的’改造活动（在自然科学实验的意义上是科学的改造活动）的外在性停止了。当事人成了实践装置要素之一。因而只有把对对象的改造中的整体形势——从而把当事人的行为和改造活动考虑进来，认识才是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实践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在大学教授以及市民哲学小贩中经常谈论的东西。

我不想在这里特意指责大学教授，只是谈论这些论点。依据这些论点，马克思就会倒退回唯心主义那里去，因为这些论点依旧大量谈论主体对客体的优先性和主宰权。于是实践不是被唯物主义地高扬，而是被唯心主义地神秘化了。相对于大学教授来讲，建制外的哲学小贩们，就只能盘剥大学流出的残羹剩饭，去谈论主体构建物质了。说实在话，他们只是在重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论点。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谈论这些主体，却不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至善的唯物主义。

一旦谈论人通过实践构建对象（物质），这个难题性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对象”一词：这个对象是什么？“人”构建了什么对象？如果这是一种实在对象，那么“人”构建实在物质就是一种愚蠢的唯心主义；除非这是一种在“观念”层面上的对象。但这依旧是唯心主义，不过是比较聪明的唯心主义。无论任何，最重要的麻烦不在于“对象”是什么，是“人构建”这个论点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第一，从“构建”或“make”来说，“人”不具备给予世界以认识对象的主宰权，因为这对象是“被给予”给人的，借用海德格尔的隐喻：此在（dasein）是被抛的。第二，从“人”来说，这也是含糊不清的：人们不可能在现实中看见一般性的“人类”，也不可能看见“具体的个人”，只会看见工人、农民、资本家等等。谈论那种“人”而不谈承担者，势必要取消谈论具体的社会结构与形势，取消谈论各种承担者和它们的矛盾斗争，因而就是取消谈论阶级斗争。

正是出于此，我们才会有那个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的论点。这才是阿尔都塞的用意。

我想再请大家注意马克思的这段话：

“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1880年）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

2024.5.20

参考：

1. 笛卡尔求助于这种不言而喻。

2. 请自行分辨“具体”这个容易暧昧的说法。

3. 马克思的提法。

4. 不要对这个说法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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