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奎因：对逻辑、科学和哲学的观察（一）

访谈奎因：对逻辑、科学和哲学的观察

1908.6.25-2000.12.25

奎因

Willard Orman Ouine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实用主义的代表

代表作《语词和对象》《本体论的相对性》等

从当前的目的来看，对一个视觉刺激最好的确

认，或许是眼睛的色彩辐照。深入主体的头部

细看，会是一种不适当、甚至错误的做法，因

为我们需要避开特异的神经路径或私人习性构

成的历史。我们考察的是他受社交灌输形成的

语言使用法，因此他对各种情形的反应也通常

是从属于社交性评价的。眼球辐照则在某种程

度上是通过考虑到说话者的定向以及客体间相

对位置而进行的主体间的检验。

构建每个人的思想之广

威拉德·范·奥曼·奎因，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之一，以创立和倡导“逻辑实用主义”而闻名。

01 哲学与科学

哈佛哲学评论：相对于科学来说，哲学的作用是什么?

奎因：我认为，哲学和科学是相连的，但哲学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哲学对科学的普遍概念和基本概念进行分析，而这些概念通常在从事实践的科学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基本概念包括真理、存在和必然性。同时，哲学考察科学的证据问题，这就是认识论。它力求更好地理解那种伟大的转变，也就是从通过我们的感觉表层的刺激、我们接收到的输入信号，转变到以科学理论为形式、奔流而出的输出信号。哲学力求分析理论，看看这些理论中，有多大成分真正地取决于输入信号(也就是我们说的“取决于自然”，但纯属输入信号)，有多大成分是我们对它的调整和组织。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一般都不做这种思考。

在这些研究中，哲学有时会得出悖论，而科学家即使被告知有悖论，一般也不会为此担忧。在一般的科学实践中，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简单地躲避他们理论的死胡同，但哲学家却很关心。

哈佛哲学评论：因此，科学哲学中有悖论存在，这对科学理论的运行没有影响，是吧?

奎因：对。这种情况在那个集合论悖论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罗素悖论以及类似的情况。总体上说，即使是数学家也不担心此类悖论，因为他们不会去处理包括元素自身的集合，或那些所有不包含自己作为元素的集合的集合。他们在数学领域里工作，如果直观地看，这个领域包括的就是假设和公理，他们觉得自己的基础很坚实。这种事情很自然地落入了哲学家的领域。

我认为哲学是科学的延续甚至是科学的一部分

Ithinkofphilosophyascontinuouswithscience.evenas a partofscience.

奎因在采访中

哈佛哲学评论：这种观点似乎把哲学的工作简化为仅仅与科学不严谨的末端有联系，这样说准确吗?

奎因：准确。我觉得“与不严谨的末端有联系”这个说法以浓缩的形式很好地表达了哲学的目的。

哈佛哲学评论：哲学家要具备多少科学知识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奎因：哲学家应该对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有很好的把握，至少要达到本科水平，这是很重要的。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确凿无疑地了解某些情况的经验，即使需要复杂的论证，而且要有明证做坚实的基础。适合此目的的理想学科是数学，尤其是数理逻辑。我总是感到，良好的现代逻辑课程不仅对于每一个哲学学位的候选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其他任何领域的本科生也都是必要的，基至对于文学学科的学生也是有价值的，尽管这种学科不要求那种逻辑的确定性。重要的是让学生明自学科之间的差别。

哈佛哲学评论：一阶逻辑在科学研究中，比如说在物理学中起什么作用?

奎因：就物理学而言，我没有看到起很大的作用。我认为，今天(以及几个世纪之前，也许在现代逻辑开始之前)的物理学家具有初等逻辑学的常识也就足够了。但对于系统地理解理论关系，现代逻辑就很重要；当进入到更具分析性的研究时，包括在数学的基础领域和哲学的综合性概念分析领域，逻辑学就是绝对必需的了。

现代逻辑给数学哲学带来的光明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哥德尔(Kurt Godel)的不完全性证明与大家、甚至是数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这个内容是，数学真理由可论证性构成。人们认为，你可以不去发现证明，但如果事物为真，证明是能够被发现的，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个纯数学的证明。但哥德尔却表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哈佛哲学评论：逻辑学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在20世纪20-30年代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时在逻辑学的基本作用方面，人们感到非常振奋。

奎因：我认为，逻辑学的基本作用没有改变。但在一些具体的方向上有所进步，最大的进步也许就是公理化集合论和无穷的更高级范畴，在证明理论上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哥德尔的证明就是辉煌的例证。

02 行为与经验主义‬

哈佛哲学评论：你把自己的近著《真之追求》(Pursuit of Truth，)冠之以这样一句格言：“拯救表面，你就拯救了切”(Save the surface and you save all)。你的想法是，它的意义在于要给出哲学的解释，你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对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影响?

奎因：伴随这句格言的是一句柏拉图的格言：“拯救现象。”我觉得特别有趣：柏拉图欣赏这种态度，但它本质上却是经验主义的陈述：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解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尊重自已的观察，不是坚持我们的观察而是修改我们的观察，使之合我们的理论，我们到达真理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行为主义，据我所知，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经验主义。它的态度是经验性的，但人们不能用胡塞尔和旧式认识论者的方式解决私人的和内省性的材料(introspective data)。当你把自己的感知当作自己的材料融会于你同行的材料，并且获得了共同点时，从主体间性的行为主义观点来看，你就获得了符合科学的数据。我觉得这并没有超越当代每一位科学家都自然而然地认可的那种情况。

哈佛哲学评论：把人的内省状态还原成使大众都能懂的常识性的词汇，即经验主义者的词汇，是否有丧失某些内容的危险。经验主义能否对我们的内心生活施以公正?

奎因：有两个因素是人们必须要区别开的，一个是构思假说，一个是为假说收集证据。所有未经训练的思想都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是构思光辉思想的第一步，是非传统的、极具想象力的，一旦你开始通过实验认真考虑逻辑关系，这些思想就正是你所需要的了。

我认为这一过程并没有忽略自然的精神输入，只是意味着不要满足于它。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一篇为内省辩护的文章中，很好地论述了这个话题，按照我的解读，这篇文章在这个话题上论述还是很多的。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美国哲学家、作家及认知科学家。其研究集中于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特别是与演化生物学及认知科学有关的课题。

哈佛哲学评论：在《真之追求》这本书中，你写道：“语言意义中没有什么东西会超出从可观察境况中的外显行为所能够发现的。”主体间科学概念的交流似乎是一种对“自然化认识论”这一课题重要的交流，翻译的不确定性妨碍这种交流吗?

奎因：我认为不妨碍。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翻译：它允许好的和坏的翻译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数据问题，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知道翻译的好坏。它为检验提供了一个外部的行为标准。

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你有两本翻译手册都非常好，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与土著人的正常交流中，它们都通过了经验的检验，它们能使对话顺利、谈判成功，从而使你或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或者用一些玻璃珠子换取了无价之宝，或者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这些就是对翻译手册的检验。

如果你有两本相互独立的手册，全都通过了这种检验，然后你尝试着使它们相互吻合。假设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把这两本手册中的一本用于翻译某个文本，得到了完美流畅的译文，如果你使用另一本手册，也是如此；但如果你在翻译同一个文本时交替使用这两本手册，就会得出前后不一致的译文。这就是我所说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我的猜想是，(这种情况)预料发生在我们进行理论对话的时候，但它不是那种进入科学交流时出现的情况；这两本翻译手册在经验的层面上是完全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规范的做法是：坚持使用同一个手册。

但翻译在科学中不是永远可行的。例如，今天的物理学家谈论中微子，并且说“中微子是一种缺乏静止质量的粒子”。这句话肯定不能翻译成英语，原因是没有“中微子”这个词的译文，连一个长的解释都没有，因为“中微子”根本没有被定义过。任何粒子，甚至包括电子，都从来没有在定义的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被定义过，甚至连与罗素的单称描述定义相匹配的语境性定义都没有。没有任何单词或短语能够代替“中微子”或“电子”，不论就单词本身而言还是就语境而言都是如此。但这种情况不是障碍，人们使用这个词没有问题，甚至上面提到的土著人也能使用这个词，只要有确定的解释作为基础就行，是解释，不是翻译。

哈佛哲学评论：用你的观点解释主体间的交流是以能够很易观察到的事件为基的。但当我们在理论概念或哲学思想的层面对“手册”进行检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这些手册会发生矛盾，因此，他们不一定能使人们看到成功翻译的证据。如果在交流者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这个问题就更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奎因：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在理论上，两个不同的翻译者可以给同一群人提供不同的概念图式。我把这种情况视为丰富而不是贫乏。这有助于这样一个观点的提出：概念图式几乎完全是人的创造，然而却是为了符合中性的输入而进行的创造。理论比起中性的输入具有压倒性的强度和广度，你肯定预期中性输入是松散的，但正是它使我相信了不确定性这个论题。

我们想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土著人的形而上学有两个说明，二者并不十分相似。那么发现它们同等地忠实可靠就是一个可以引以为戒的经历。现在，有待进行交流的客观和科学的内容，通过我们对理论维度的正确认识，反而会更好地得到交流。

哈佛哲学评论：如果哲学家对这种状态感到恼怒，并且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松散寻求形而上学的解释会有结果吗?

奎因：我认为不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就是要接受观察的检验。一切能够符合这种检验的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试图打破自己的理论，因此就设计出那种希望最小的实验，以便有可能把理论置于实验的检验之下。这种情况标志着负责任的科学与想象之间的区别，通过这一切，科学就保持着无可争议的地位。

03 边界的消弭

哈佛哲学评论：在摧毁20世纪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方面，你的哲学起到了关键作用，你是否对往日的哲学乐观主义有怀旧之情?

奎因：我能理解那个思想的吸引人之处，但我也看到了其他些有希望取代它的东西：某些哲学圈的人们(丹尼特在这点上再次成为一个闪光的例证)倾向于抹杀，或者至少是模糊哲学与各门科学之间的界限。在这方面，西蒙·桑德斯(Simon Saunders)等人正力图抹杀物理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阿布纳希莫尼(Abner Shimony)等人。这不仅是把物理学并入哲学界，而且也是把哲学并入物理学界，是一种联合。这些人举办了严肃的高级物理学研讨会。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他的《皇帝的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一书中希望，有人将提供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粒子，使我们对量子力学以及其他科学概念中的新发现有更直觉的理解，而哲学家对这些就像物理学家一样感兴趣，从而使在物理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哲学家所做的补充也可以改善物理学本身的状况.

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英国数学物理学家与牛津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工作拥有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方面的贡献。

哈佛哲学评论：因此，这个范式不是哲学指导物理学，而是哲学和物理学的相互加强和相互消除障碍。

奎因：完全正确。此外，不仅是在物理学，这一努力也表现在丹尼特的研究工作中，包括他在塔夫茨(Tufts)举办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的领域有：神经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哲学和这些领域的界限开始动摇和消失，这就预示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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