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轮回（二）

这就是说，在一个未指明的时间 T 上，世界之状态在几个世纪的延续中保持不变。此时，从中心，到移动王冠之边缘，这一距离为 D。这是在外围形成局部星丛的时刻：那里是最年轻的世界。在长度为 D 的径向上，从边缘到中心，已经诞生的世界，则越来越老。最老的世界在极点附近。在一个精确的时间上、一个精确的长度上，则这个最老的世界开始死亡。已分化的天体向中心堆积，坠落，成为其废墟。但是，随之而来的衰老和死亡会逐渐延伸到极远处。这时，极点对于最遥远的外围而言，则是形成之肚脐，而对于近距离的球体来说，则是死亡之漩涡。暂时（T)形成的世界以死亡世界之废墟，以及无形自然之混沌为边界。这个系统是一个球形的、径向移动的王冠，内部已经死亡，外部即将诞生。一边扩张，一边退化。因此有了这样的模式：中心，生与死；分布，坚固的王冠，系统；第二次分布。事实上，天体演化学通过一个系统，从一个传播走向另一个传播。宇宙论介于两种天体演化学之间。

这在现实中是如何发生的呢？空间中的任何物体，在围绕中心的旋转运动中，或由于空间之残余粒子，或由于潮汐之作用，都会减速。让我们注意这段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 52 页）中称赞康德有 "两个杰出的假设"："初级混沌分布（primary chaotic distribution）"和海洋之周期性拉力，使旋转减速。它们都是《天空论》中， "回归"之主要必要条件。有一种宇宙论，其永恒回归，以拉普拉斯的方式，在消除恒星物理约束的条件下，将恒星视为点，或视为机械固体。在相反的情况下，我相信康德有些许犹豫，他害怕第一种类型的永恒运动。因此，从长远来看，天体坠落到中心太阳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以一种剧烈的方式，产生一种冷却的炽热：非同寻常的膨胀、爆炸，构成这些天体整体的物质粒子，在空间中重新散布。冷却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伊壁鸠鲁的混沌状态。第一种状态，最后一种状态。随后，过程再次开始。在帕林根中心周围，由系统产生的新分布，改革了系统，通过其外围扩展，而系统，一次又一次地到达它们的死亡时刻，转向分布。第二种故障，等待热量冷却：这是第二种类型的永恒运动，"大自然的凤凰涅槃后，只能从灰烬中重生"。中心、系统、分布。中心、分配、系统、分布。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水中石、持续焦点、回路、连续不断的波浪。

C D S D S D

C S D S D S D

这两种模型，都是球体在其共同的，系统分布之水平上的投射。每个系统性王冠，受到两个分布之王冠的限制，反之亦然。根据中心附近是系统还是分布，有两种基本状态。在外部，始终存在着分布，它是稳定的，随时准备着中心的作用，是主要的，永恒的。

这个脉动宇宙，将科学史上的三个典范概念融为一体。定点（fixed point）、定面（fixed plane）和云。它们在编年史中按此顺序出现，甚至在康德的天体演化学中也是按此顺序组合的。云，是相当原始的，但只要原始性中心一出现，它就会瞬间瓦解，将剩余部分永恒地包含在内。然后，它被发射到外部，作为未来所有新世界的存量、储备。在返回中心的过程中，世界之死亡又使其重组。伊壁鸠鲁的云是母体/矩阵，也是尸体，是焚炉，也是重生。绝对原始，绝对终末，周期性的间隙。中心是生成的、脐带的、生产的、必死的。至于系统之王冠，它们由相对点（relative points）所合法化，作为离散的中心，其主要指涉的，是极点、相对固定点及其各自分布的平面。正是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人们认识到分布并非云，也正是在这个共同点上，人们认识到它是一个系统。定点平面是定点同云之间按时间顺序划分的过渡。康德的天体演化学如此，科学史依然如此。这就是我想要证明的。

然后根据以下公式得到三角：

D

C D

C S D

C D S D

C S D S D

C D S D S D

C S D S D S D

分布是第一种状态，它瞬间瓦解，中心随即形成。中心在其附近形成一个系统，而分布则保持在外部。然后，王冠开始通过脉动得以产生。前一个系统之分布云，就是后一个系统之分布储备。保持稳定的是：中心、外部分布、普遍储备（the universal stock），无穷无尽（ad infinitum）。变化的是三角形中的三角形。宇宙在膨胀，但模型是准稳定、准静止的。康德通过一种奇特的先验辩证法之前批判性认识，一举将两种基本天体演化学模型联系起来。由于每顶王冠都通过脉动而从系统阶段进入分布阶段，反之亦然，永恒回归乃膨胀之运维，扩张之引擎。

波恩索（Poinsot）围绕赤道平面之不变性，建立了太阳系的静力学。在康德那里，共同平面作为传播同中心之间的中介（intermediary），标志着系统性分布之一般概念。在天体静力学中，这一顺序被颠倒过来，平面与耦合，相对化了极点之旧有隆重功能。但是，"赤道记忆"之终结，将问题扩大到了行星系统之外。让我们假设一下，永恒不变的固定平面恰恰会发生变化。与布拉德利（Bradley）或其他人一样，系统性常量之摆动导致波恩索找到了天体演化时间。(我真的相信，有一天人们会说布拉德利，为了让星星移动，我们那最后的团聚、我们那可修复的信心，都通过正在形成时的宇宙论，通过这种前系统性时间的解释，通过太阳的摆动，而与我们一起被引入了普遍怀疑之世纪，引入了普遍吸引之哲学）。尽管如此，固定平面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种外来的作用就会对其产生影响。我们的太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围绕某个遥远中心缓慢旋转的球体。之后，一个非常微小的配对（couple），改变了不变量表格上所记录的，一般配对之位置。通过重复启动科学史的发动机，论证/演示（demonstration）再次开始：在不变性与变异性之间重新旋转。一个新的平面通过扩大而固定下来，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主要配对。如此循环往复。我们能想象历史的终结吗？是的，如果存在一个世界空间的尽头，即一个绝对独立于可能干扰其运动的外部作用的整体系统（a total system,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an exterior action which could disturb its movements）。让我们假设其存在。它加入了一个共同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它就是康德的中心。它处于静止状态。它没有理由去这里而不是那里，也没有理由让布拉德利认为那里有着任何东西，因为这个系统，是没有外部的。随后，通过对称性，所有的力都得到了平衡：巨大的整体，在绝对空间中完全静止、僵住。现在，至少在思想上，你将自己置身于这一点。你不会看到任何被描述，而未被另一表面所平衡、抵消的表面。因此，你将无法确定任何平面。如果存在一个绝对的中心，那么平面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极限处，任何宇宙论都会消失无影。中心只能是相对运动之起源。到了极限，到了历史的或空间的尽头，任何科学都会烟消云散。因此，只有科学才是相对的，它来自括号外的，插入成分之外的，外部之切实割口（a determined cut in an exterior put outside of parentheses）：只有我们的系统与我们有关，它是相对的，但因我们的使用，以及，因我们的科学，而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其准不变性，衡量着知识之稳固性，以及其之于我们的实用性。实证主义源于被生下（being born）。波恩索（Poinsot）向一位年轻的理工男传授机械学知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和 19 世纪的其他人一样，将宣布永恒回归。天文学为历史的、热力学的世纪安装了最普遍、通用的运行时间仪表：它们乃永恒。

参考文献：

1. 本文仅作翻译，不代表译者立场.

2. The idea of a common plane of distribution is borrowed by Kant from Thomas Wright: the idea of the movement of the stars is from Bradley. He never stopped celebrating Bradley. One talks a great deal about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Has Copernicus established the heliocentric system? The response is evidently negative. Its reasoning could be only geometrical and kinetic. They were thus in dispute because of the equivalence of hypotheses, already stated by the Greek astronomers. Hence the hesitation of the classical age: Descartes, Pascal and Leibniz. These three, contrary to the legend, were not afraid of prison. Two among them, in effect, defended infinitism, just like Giordano Bruno who was burnt at the stake. If they feared the prison of Galileo, why weren’t they terrified by the butchery of Bruno? In fact, they applied the only scientific method, knowledge of the equivalence of hypotheses, geometrical and kinetic. The Copernican solution was elegant, but undemonstrated. It was the same with Bradley. For those who inserted evidence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aberration of the light, it was physically true that the sun was in the center. Not geometrically or mechanically, but as a physical phenomenon. However, two philosophers read Bradley: Kant and Comte. Even if one will forgive me, I will thus go back only to t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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