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炼金到革命（二）

拉齐（约865-923/4）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医生和炼金术作者之一，在1600年以前，他的作品在欧洲一直是权威教科书。他拒绝接受贾比尔的平衡理论，但接受了金属的汞-硫理论，并且补充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时金属中也含盐。他最著名的作品《秘密之书》也被称为《秘密的秘密》读起来就像一部实验室手册，包括对自然存在物质的系统分类、仪器、技术与配方等。其具体细节表明，它们是大量实际经验的产物。拉齐显然也对嬗变过程感兴趣，此外，他还为炼金术的目标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把石头、水晶甚至玻璃变成宝石。炼金术，至少对拉齐而言，所涵盖的内容远不只是制金。将炼金术一词限定于制金的狭窄语境其实直到17世纪末才出现。在那之前，“炼金术”是指现在可以被我们宽泛地视为“化学的”所有那些过程和概念。换句话说，拉齐的物质分类系统肯定是化学史的一个核心部分，即使在它与嬗变没有关系时。（p65-66）

随着炼金术在阿拉伯时期的扩充和发展，也出现了对炼金术说法的批判、怀疑和否认。对制金最有影响的攻击来自伊本·西那（980-1037），在拉丁世界通常被称为阿维森纳，他的《医典》直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医学院校的权威论著。他采用了当时已成为标准的汞-硫理论，但否认了金属嬗变的可能性，他反驳意见的核心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要点：人的弱点与人的无知。人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也无法改变本质，只能改变表面，即使自己确信，炼金术士也无法真正实现嬗变。这种否认极具影响力，炼金术始终处于争议之中，会自然地引发一种批评：将嬗变与故意欺骗联系起来。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炼金术士们将通常为伪造和假冒的指控而感到苦恼，从众多关于炼金术骗子的故事可以一瞥炼金术士所扮演的角色。（p66-71）

3.拉丁中世纪时期——Alchemia

炼金术是在1144年2月11日那个星期五“抵达”拉丁欧洲的，正是在那一天，身在西班牙的英格兰修士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完成了一本阿拉伯文著作的翻译，该书常被称为《论炼金术的组成》（De com positione alchemiae）。欧洲是炼金术的第三个文化背景，炼金术在此繁荣了近六百年，给欧洲的文化和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奠定做出了重大贡献。罗伯特生活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欧洲已经开始朝东、四、南三个方向反击三百多年前侵占其主地的穆斯林，到了12世纪，欧洲不仅接受了古代伟人的知识与思想，以及穆斯林学者在此基础上的长足进步，而且渴望得到它们。学者们游历并学习阿拉伯语和翻译，将重见天日的古希腊知识和阿拉伯知识尽快带回拉丁世界。（p73-75）

在13世纪中叶前后的一百年里，对阿拉伯炼金术作品的翻译逐渐减少，那时拉丁作者们已经开始撰写自己的炼金术著作，许多最早的拉丁作者以阿拉伯化名撰写了自己的著作以增加权威性。13世纪最有影响的拉丁炼金术著作以“贾比尔”这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出现，中世纪拉丁语的拼写是“盖伯”（Geber）。而这位盖伯应该是13世纪末的一位拉丁作者，可能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和教师——塔兰托的保罗（Paul of Taranto）。《完满大全》（Summa perfectionis）是一部关于炼金术的内容全面的教科书，是中世纪最有影响的炼金术著作之一，在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一部权威文本。根据盖伯的说法，炼金术士可以用有三种力度的“药物”（指化学药剂）来实现其技艺，最无力的药物只能改变贱金属的外观，使之仅仅看起来像金或银，只有最有力的“三级”药物才能真正实现嬗变，它有两种形态——一种用于制银，另一种用于制金。根据《完满大全》，金属是由汞和硫这两种金属本原的微小“部分”聚合而成的，在不同的金属中，这些微小部分的尺寸各有不同，在贱金属中，它们与土质微粒（earthy particles）混合在一起。虽然该体系与某种原子论相似，但盖伯的体系其实并不是原子论的，因为他所描述的“最小部分”（minimae partes）既非不可分，亦非永恒不变。这种理论体系是汞-硫理论与亚里士多德观念的融合，用来解释一系列物理性质和化学变化。如在金中，非常小的汞和硫的微粒以他所谓的“最强聚合”的方式尽可能紧密地堆积在一起，在贱金属中微粒尺寸更大且堆积松散，因而金更重也更稳定。（p78-83）

伊本·西那对炼金术质疑的相关内容被翻译为拉丁文，名为《论石头的凝结与粘合》并被置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译本手稿的结尾，就更使“技艺弱于自然，无论如何努力也跟不上她；炼金术士务必清楚，金属的种类不可改变。”的说法具有权威性。圣大阿尔伯特（St. Albert the Great，约1200-1280)对此提出异议，他最出名的学生圣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更为《论石头的凝结与粘合》而烦恼。阿奎那也曾承认，倘若炼金术士真的能以自然的方式利用自然的力量来产生金，那么这种金将是真金，可以合法出售和使用。人们关切的重点在于，炼金术能不能确认和利用自然本身？人工创造的东西能否与自然创造的东西相比？即使到今天这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p84-87）

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是炼金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坚持认为人的技艺并不弱于自然，而是要更强。培根断言，如果做法得当，一切实验室产品都是如此，人对自然物的复制可以优于自然物。但出于对伪造货币和欺骗的谴责，也因为炼金术士并未能很好地为自己的事业辩护，炼金术士的技艺在公众心中很少远离这些犯罪活动，教皇及各地的国王颁布了对炼金术的禁令，不过出于多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禁令被炼金术士所忽略。（p87-90）

在争议与制裁之中，炼金术日渐秘密和隐蔽，更加富含暗示和影射，因此更加难以捉摸。同时通过把名人的名字附于这些著作，化名使这些作品合法化，并使其真正的作者身份得以隐匿。类似的合法化动机部分在于大约在同一时间缔结的炼金术与基督教的新关联。根据属灵派方济各会的观点，敌基督的灾难近在眼前，教会需要用各种形式的帮助来抵御它，其中就包括炼金术。一些人认为，正如基督经受的折磨分为四个阶段——鞭苔、戴荆冠、钉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渴望，汞也必须经受四重“折磨”才能变成哲人石。正如基督在受苦之后受到崇拜一样，汞也因为变成了哲人石而受到“崇拜”。正如基督及其成功的复活拯救和治愈了这个堕落的世界，用化学手段最终把汞变成哲人石也“治愈”了贱金属，将其转化为金。这里可能还与方济各会属灵派的观点有一种暗合：即将来临的敌基督的灾难将为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时代做好准备。在1330年的著作《贵重的新珍珠》中，彼得坚信，“任何不信者若能真正了解（炼金术）这种神圣的技艺，就必然会信仰神的三位一体，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之子。”许多作者将炼金术与神学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通过将炼金术变成一种神圣知识来提高炼金术的地位。（p91-99）

在敌基督统治期间，基督徒不仅需要黄金，还需要完全健康。鲁庇西萨的约翰《论万物的精华》中讲述了他如何寻找一种能够防止腐败和衰颓，从而使身体免受疾病和过早衰老的物质。他在葡萄酒的蒸馏物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物质——他称之为“燃烧的水”或“生命之水”我们称之为“酒精”。约翰希望付诸医用的是其稳定和防腐的能力。他非常正确地认为，在从植物中提取活性成分方面，酒精往往比水管用得多。约翰也超越了传统药理学中常用的草药范围，建议使用金属和矿物。约翰使药物制备成为炼金术活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从此以后，炼金术（和化学）将永远与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例证了后来欧洲炼金术的两大目标——嬗变金属和制备药物。约翰认为，这两个目标使受压迫的基督徒在敌基督统治期间能移获得所需的健康相财富。在对敌基督出现的关切消退之后，这两种回报的诱惑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同样，虽然把基督教教义用作寓意、隐喻和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是从14世纪的炼金术开始的，但这个方面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仍然继续发展。《证明》在1332年问世，将“炼金术”定义为“自然哲学的一个隐秘部分”，教导三个主要话题：如何嬗变金属，如何增强人的健康，如何改进和制造宝石。《证明》的作者认为，哲人石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药物。它能“治愈”贱金属，将其转变为黄金；能消除宝石的缺陷；能够治愈人和动物的所有疾病，甚至能够刺激植物的生长。极为流行的伪拉蒙·卢尔著作营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哲人石是“人和金属的药物”。（p101-106）

4.近现代时期——chymistry（alchemy/chemistry）

制金（Chrysopoeia）盛行于整个17世纪，然而到了18世纪20年代，嬗变炼金术突然令人惊讶地迅速衰落下去。到了18世纪40年代，制金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视为旧时代的遗迹。它虽然偶尔还会唤起人们在历史或古物上的兴趣，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愚蠢的范例。值得注意是，正是在18世纪初，“炼金术”和“化学”这两个词获得了新的更严格的含义，以前它们同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chemistry这个词之所以用得更频繁，主要是因为认识到al-是阿拉伯语的定冠词，随着chemeia的回归，al-作为遗留下来的包袱被去除了。许多科学史家使用古体拼写chymistry来指称如今被归于化学和炼金术的各种实践活动，这个术语既可以表示“炼金术/化学”这个未经分化的领域，又可以超越如今由“炼金术”和“化学”这两个词所划分的界限。但是在学科分化的过程中，最容易遭到批判的一切事物，比如哲人石、金属的嬗变等都被分离出去，并且日益被贴上了“炼金术”（alchemy）的标签。而被认为有用的过程和观念则仍然作为“化学”保留下来。于是，炼金术士们一直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探索物质的本性和结构，研究和利用物质的嬗变——仍然是化学，即使他们备受嘲笑和谴责。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在当时极为成功，而且事后看来神不知鬼不觉。“炼金术”成了为化学/炼金术承担过错的替罪羊，它被从体面的地方驱逐出去，现在占据那里的是一种新近得到净化的化学。化学家和化学成为受人尊敬的词，用来描述现代的、有用的、富有成效的、“科学的”人和事物。而炼金术和炼金术士则沦为贬义词，用来描述陈旧的、空洞的、欺骗的、甚至非理性的人和活动。到了18世纪80年代，炼金术已经成为一切“愚昧”（unenlightened）事物的标志。大约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修辞中充斥着鲜明的两极对立——用光明驱散黑暗，以理性取代迷信，以新思维摒弃旧习惯。就像18世纪初的化学家们开始通过公开反对“炼金术”来定义自己一样，那些用启蒙修辞来定义自己的人也把炼金术的复兴看成对自己身份的威胁。这种两极对立在18世纪以后持续了很久，使得科学能力和理性似乎不可能与炼金术共在。但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不同背景下产生了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排斥的运动，炼金术活动也在一些秘密社团中得到一定的复兴。（p121-126，128-131）

炼金术的第一次复兴发生在18世纪末，它试图沿着炼金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的思路来恢复制金和炼金术的实践和追求。它反对炼金术在18世纪初遭到的诋毁。炼金术的第二次复兴始于19世纪中叶，它对之前的炼金术士实际所做的事情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它认为早期的炼金术士提出了积极的、自我转化的甚至宏伟的宇宙设计，它本身也可以被视为对早期把炼金术斥为愚蠢、欺骗或唯利是图的一种回应。炼金术的第三次复兴始于20世纪末，这次复兴与之前非常不同，因为它发生在科学史家和其他学者当中。它旨在用更加仔细和严格的历史技巧来更准确地理解，在炼金术漫长动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古代的希腊-埃及时期到现在，炼金术士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和想什么（以及原因是什么）。（p155-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在1540年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正好与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在今天看来，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分离出来很容易，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牛顿和开普勒（Kepler，1571-1630）的著作，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和约翰·狄（John Dee，1527-1608）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当时，有关自然法术和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真理的论战，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有关是否接受日心体系或血液循环学说的论战同样重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p2-3）

遵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但不能简单归纳为还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者盖伦以本来面貌，古代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学以及赫尔墨斯原著的复兴，对作为人文主义运动一部分的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首先存在于数学中，然后存在于对自然法术的广泛兴趣。对《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1460）等神秘的宗教著作的讨论，似乎证明了16和17世纪的学者中对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这一主题的追求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提倡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一项全新的调查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之中。定量方法在近代科学兴起中起重要作用，数学的影响显得特别明显，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传统蕴含着对自然界统一性的信仰，与此对应的是大宇宙-小宇宙关系真实性的信仰，对人是按照大世界的形象创造的观念与对人和大宇宙之间确实存在一致性的信仰。人们相信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确实存在一致性，这使占星术变得合理。基于赫尔墨斯派的作品，人类被视为巨大生命链上具有天赋的链环，由于接受了对神的皈依，而不止是被动地受星体的影响，因而可以受超自然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超自然。（p6-9、16-18）

对帕拉塞尔苏斯等人来说，自然法术与腐朽的巫术相去甚远，它通过在神创的自然界中探求神性真理而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自然法术师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显示出许多错误，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仍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任何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宁愿喜爱无神论的亚里士多德而不喜欢这种新的虔诚学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研究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探索。（p19-20）

帕拉塞尔苏斯，意为比罗马的医生塞尔苏斯更伟大，本名霍恩海姆（1493-1541）从不试图掩饰自己对大学及其学术圈的轻蔑，他的激烈言辞使他很难有支持者。他大部分的著作在死后才出版，并广泛流传。帕拉塞尔苏斯学派学者们希望用一种能够说明所有自然现象的基督教的新柏拉图和赫尔墨斯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盖仑体系，他们争辩说真正的医生可以在两部神圣的书中寻求真理——《圣经》和自然。因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圣经》的诠释，另一方面提倡一种基于新的观察和实验的全新的自然哲学。同时他们对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所使用的逻辑和“几何的”争论方法表示厌恶，他们指责这种传统经院式的重视几何的“数学方法”，并且非常明确地抨击了自然现象研究特别是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这主要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在工作中经常进行的称重和测量的定量方法要么接近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目的，而非“逻辑-数学”方法。化学论哲学将成为一门牢固地建立在观察和宗教基础上的新科学，炼金术和化学可以通过直接实验或者类比而被用作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解释说，创世本身可被视为自然的一种化学展现，这种主张被其信徒所赞同并发扬光大。帕拉塞尔苏斯的硫-汞-盐三要素在近代科学的兴起中有重要意义，引入新的元素体系就是冒险对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四元素整个框架表示怀疑。帕拉塞尔苏斯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同时使用两种体系，化学论者也会选择他们认为适合的东西，可以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将三要素作为解释工具的人数与日俱增。（p27-33、41-42）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基础。由于热和火的重要性，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而且也导致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这些发展的诸多研究工作为该世纪晚期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须的基本资料。（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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