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系统学（二）

不过，亨尼希也的确曾应征加入了德国国防军。1942 年，他在东部前线负伤后，先是在德国的害虫（昆虫）防治部队服役，后来又辗转前往希腊，在战争快结束时又迁移到了意大利，并在那里被盟军俘虏（Dupuis, 1990, p. 407）。正是在意大利北部的这段时间里，亨尼希完成了《基础》的初稿。这份如完整书稿一般厚重的手稿，写满了一本厚纸板装订的意大利笔记本，"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完成的写作"（Schlee, 1978, p. 381）。由于战后德国的纸张极为短缺，该书推迟到 1950 年才得以出版。这迫使亨尼希不得不提前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其思想的核心要义部分，这两篇论文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9 年刊布在他本不抱希望出版的期刊《研究与进步：德国科技通讯》（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Nachrichte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上。亨尼希之所以选择这一渠道，很可能是为了将“系统学”本身作为一门主流科学，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替生物学各个分支服务的一门辅助性科学。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是从对感兴趣的现象进行“排序”和“分类”开始的（Hennig, 1947, p. 276），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学”可以说是所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Hennig, 1950, p. 4）。对于生物系统学而言，这更具体地说明了它的愿望绝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的秩序。更重要的，是将现象世界“合理化”，即用理性思维的工具——也就是“逻辑”的工具——来解决自然界中显而易见的多方面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亨尼希不得不在这些早期文章中使用重点突出、简明扼要的论笔体形式，这一点在他 1950 年出版的系统著作中是无法得到体现的。不过，在这两篇早期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亨尼希对新术语的偏爱，其中一些术语最终成为了“谱系系统学”中家喻户晓的常用术语。这种引入新专业术语的冲动源于亨尼希对“系统学”的“精确语言”（Präzisionssprache）（Hennig, 1949, p.138）的追求。在“系统学”中，关键术语必须完全消除歧义。这类科学语言的消歧化（disambiguation），是当时仍十分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形式逻辑作为数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亨尼希冀望于 "在‘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意义上 " 实现“系统学”的数学化，并再度声称：这必将是所有真正科学的目标所在（Hennig, 1949, p.138）。“普遍数学”，即用纯数学（逻辑）术语来描述世界，这是一种古老的莱布尼茨式理想；在维也纳学派——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杰出的跨学科晚间研讨小组，由维也纳大学的教师组成——涌现出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最为著名。然而，尽管亨尼希在其 1950 年的著作中引用了卡尔纳普的博士论文，但他同时还引用了自然哲学家伯恩哈德·巴温克（Bernhard Bavink）的观点来支持“系统学”的“普遍数学”化（Henschel，1993）。巴温克是纳粹早期的同情者（后来转为批评家）和安乐死的拥护者（Klee, 2003, p. 33）。巴温克曾呼吁道 ，"就德国民族主义运动而言，我放弃了对它的支持（不只是自 1933 年 1 月 30 日以来，而是自命运多舛的 1918 年 11 月以来）"（Bavink, 1933, p. ix）。巴温克对优生学的支持首先基于一种“有机主义”的理解，即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等级结构极其复杂的整体，而各部分则自愿服从整体的更大利益。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与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对立。后者反对这种——在他们看来完全是被误用的——“有机主义”，认为它 "对在整个欧洲日益壮大的专制法西斯主义抱有广泛的同情"（Carus, 2007, p.208）。因此，难怪维也纳学派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而解散，大部分成员流离失所、避居海外。

在《自然科学的成果与问题：现代自然哲学导论》（Results and Problems of Natural Sciences—An Introduction into Modern Nature Philosophy）一书中（这本书历经多个版本，并被亨尼希阅读和引用），巴温克试图超越当时流行的“物质论与生机论之争”（materialism-vitalism debate），将当时德国生物科学领域的两大主流运动——“逻辑实证主义”和“有机主义”——融摄为一。巴温克将自然科学描述为 "思想中事实的逻辑联系"（Bavink, 1933, p. 382）——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哲学分析，也反映了亨尼希对“系统发生学”的重构的理解： "对逻辑的关注是亨尼希思想的一贯特征"（Dupuis, 1984. p. 19）。但在生物学方面，巴温克又采用了有机主义所特有的整体论，并引入了“格式塔”（Gestalt）的概念来描述“有机体”这种层次结构颇为复杂的整体（Bavink, 1933, p.385）。但“格式塔”是一个完全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概念，它往往与直觉性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亨尼希同样赞同 "整体性"（enkapsis）的概念，认为复杂整体的嵌套层次是德国有机论的核心。他将后者称之为“谱系‘格式塔’”（phyletic Gestalten），由于其复多维度的多样性，无法对其进行精准的逻辑分析或数学分析（Hennig, 1950, p.279）。亨尼希再次援引巴温克的话来支持他的主张，即需要发展一种新的微积分学，一种形式数学，以捕捉有机的、或谱系的“格式塔”(Hennig, 1949, p. 136; 1950, p. 152; see also Bavink, 1933, p. 388; 1941, p. 462)，而这种微积分学在他写作《基础》一书时是不存在的。

亨尼希所引发的生物系统学的“支序系统学革命”，通常被视作一种方法论革命。但在他的《基础》一书中，亨尼希已远远超越了新式方法论的局限，在“整体有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试图对德国的比较生物学展开一种综合。在这一过程中，亨尼希所涉及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甚至更早。恩斯特·海克尔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论生物学家，但他却因将“严格的经验主义”与“有机论”的“自然神秘主义”相融合而臭名昭著。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其自然神秘主义，海克尔成为了后来纳粹意识形态崛起的嚆矢，尤其是纳粹生物政治学，其中包含了粗略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这一评价仍存在很大争议，但纳粹意识形态学家基于自身利益对海克尔进行了种种重构，这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谱系系统学”的历史必须从海克尔和他的观念论形态学开始，这段历史从一开始就体现了科学与形而上学、逻各斯与格式塔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于“谱系系统学”所有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之中。

在 1907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生物学史的通俗读物中，海克尔被认为是第一位规定了动物分类必须严格按照谱系结构来进行的作者（Krumbach, 1919, p. 970）。然而，哲学家西奥多·齐亨（Theodor Ziehen，1862-1950 年）——一位对亨尼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指出，在他的教学中，海克尔经常逾越 "天真的唯物主义实在论"（naïve materialistic realism），而这正是其科学的特点所在（Ziehen, 1919, p. 959）。事实上，海克尔是德国文化偶像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狂热崇拜者，他认为歌德是达尔文的先行者（Walther, 1919, p.948）。当海克尔写下"物质和力是永恒和无限的，而它们的形式则受制于永恒和无限的变化和运动" （Haeckel, 1866, vol. 2, p. 442）之时，他已将自己完全置于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之中（Beiser, 2002）。因此，海克尔被认为是替古老的“德国自然哲学”披上崭新的“经验主义”外衣的人（见 Krumbach, 1919, p. 970；另见 Ziehen, 1919, p. 960）。因此，后来成为德国生物学特征的两种“科学推理风格”，早在海克尔的科学研究中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海克尔嘲笑那些仅仅满足于描述新物种的系统论者。他想提出一些宏大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自然界采取一以贯之的因果唯物主义方法（causal-materialistic approach）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因果律"（Kausalgesetz）——在 "动力因"（causa efficiens）的专有意义上——是普遍的，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从而确立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统一性。对海克尔来说，物质和灵魂是共存的，自然是可以解释的，同时又是神秘的。海克尔的巨著——1866 年的《普通生物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始终是“一元论-还原论”（monistic-reductionist）、“唯物论-机械论”（materialistic-mechanistic）的，但行文中又不乏对歌德的旁征博引，从而为全书平添了几分观念论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执拗低音。

还原论（reductionism）与整体论（holism）、外在论（externalism）与内在论（internalism）之间的矛盾，在早期的胚胎发育史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胚胎发育学的创始人威廉·鲁克斯（Wilhelm Roux，1850-1924 年）通过对青蛙卵进行嵌合型发育（mosaic development）研究来考察其发育机制，并将生物体还原为由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这些部分之间展开了达尔文式的竞争。他认为，生物体的发育其实是受物理定律的支配；例如，血管会依照流体力学定律的支配来生长、分支。他的对手汉斯·德里希（Hans Driesch，1867-1941 年）是一位生物学家，后转行为哲学家，他研究的不是蛙卵，而是海胆的发育过程。根据他的实验，在2-细胞阶段杀死一个胚泡，剩下的单个细胞就会自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而其大小则只有正常大小的一半。对德里希来说，这意味着受精卵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调节力，这种调节力引导着生物体这一复杂整体的形成。德里希和他的朋友兼合作者，雅克布·冯·魏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1864-1944）——后者是一位动物心理学家——是德国生物学界“有机主义-整体论”思潮得以兴起的主要推手，这一运动也因而招致了维也纳学派的（新）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批评。实证主义者的反对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他们感觉到：生物学中“生机论”（vitalism）的复苏，为非理性的自然神秘主义打开了大门，而这种神秘主义可能会被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运动（völkisch-fascist movements）所利用。这种情况的确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多有发生，大多数同时代人都将这一时期视为深刻的危机时期——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科学的（Forman, 1971）。

远祖为犹太人的马丁·海登海恩（Martin Heidenhain，1864-1949 年）受汉斯·德里希的启发，在德国生物学的“有机主义-整体论”传统中提出了"整体层级"（enkaptic hierarchy）的概念。 "整体层级"结构是个体或复杂整体的嵌套层次结构，受“部分-整体”关系的制约，由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构建而成。细胞通过分裂形成组织、器官、器官复合体和完整的生物体。生物体的每一 "整体层级"的复杂性都具有涌现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因此任何一级复杂性的整体都不仅仅是各部分的总和。 "整体层级"结构很快成为德国生物学中“有机主义-整体论”运动（organicist–holistic movement）的核心隐喻。比较（观念论式的）形态学家、发育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系统发育学家都抓住了这一概念。发展中的生物体、生物圈、生命之树，都很快被重新定义为一个 "整体层级"。随着德国生物学家所遭受的意识形态压力越来越不堪重负，每个研究领域的作者都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在他们的科学领域与另一个 "整体层级"——即德意志人民命运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间建立起完全被误导的因果对应关系。尽管已经在修辞上刻意与民族主义-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德国生物学家的“有机主义-整体论”阵营还是受到了“谱系系统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阵营的攻击，这一阵营要求将其科学置于优先地位，理由是该科学与“生命遗传学”、“遗传规律”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优生学”和“种族卫生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有机主义-观念论”一派宣称歌德是他们的守护神，而“谱系系统学”一派则根据纳粹的生物政治学对海克尔进行了重构。在图宾根大学，植物学家恩斯特·莱曼（Ernst Lehmann，1880-1957）试图建立“雅利安生物学”，类似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所创立的“反犹太（即反爱因斯坦）雅利安物理学”。卡尔·阿斯特尔（Karl Astel，1898-1945）是海因里希·路易波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的朋友，也是耶拿大学沦为党卫军大学典范的幕后推手。同时，阿斯特尔也是图林根州制定和实施优生政策的主导者。

恩斯特·莱曼（Ernst Lehmann）的阴谋甚至引发了盖世太保的介入，因此他可以（谎称）在第三帝国垮台后一直被追赶到集中营的围墙边。【*】而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踪，另一个在战争结束后逃往南美。卡尔·阿斯特尔于 1945 年 4 月 4 日自杀身亡。德国著名的观念论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威廉·特罗尔（Wilhelm Troll，1897-1978）与其他来自德国东部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商界领袖一起，于 1945 年 6 月被驱逐到被占领德国的美占区，并最终在美因茨大学乞得一份教职。第三帝国的崩溃为新的开始扫清了道路。在“谱系系统学”领域，维利·亨尼希终于迎来了新的开端，他追求的是综合而非冲突，但他终究会引发冲突。

* Universitätsarchiv Tübingen, UTA 126/373, 1. See also Heiber (1991, p. 440) and Bäumer (199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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