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一）

原文：Étienne Balibar，Structuralism: A Destitution of the Subject ?

DOI：10.1215/10407391-14-1-1

翻译：DEEPL机翻，无校对

引言：以下论文最初于 2001 年 3 月 22-24 日在雷恩大学举行的 "规范与结构 "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本文保留了会议发言的风格。

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篇论文，只是我试图在一定数量的文本中建立一种秩序的一个简单尝试。我的工作假设是，文本（text）的概念介于作品（œuvre）和陈述（énoncé）之间。这两种可能性——向总体性的延伸和对基本要素的限制——都包含在文本的概念中；但对于作品的统一性（按作者或作者群分类）或陈述的单义性而言，没有任何先验的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到通过阅读和援引挪用进行传播的过程的影响。对文本进行组合和阐释的观点，符合我的一个实际目的、甚至是我的整个职业目标，这构成了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直接背景和可行性条件。在与一家美国出版商签订了合同之后，我现在有义务编写一本战后法国哲学选集 ，时间跨度大致是从 1950 年到 1980 年（不过，为了突出连续性和差异性，以及一些重要的回顾性运动，这些约定俗成的历史分期需要放宽一些）。出版商对篇幅的限制相当宽松，但仍迫使我们坚持选取最重要的文本。我的同事约翰·拉奇曼（John Rajchman）与我的国籍不同，所受的学科训练也不同，这在某些方面保证了我们所选的内容不会过于狭隘和片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对我们的描述和"分类 "作更多精简——从定义上讲，这是有争议的。我们希望从这种过程中获得的好处是，它要求我们尽可能清晰地陈述我们对所研究时期法国哲学的关键问题和趋势的假设（这不应与流派和辩论的调查相混淆）。

归根结底（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以及我向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提议谈论这一主题的原因），我的主要假设是：就哲学而言，结构主义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界的决定性时刻——我接下来将试图明确我们应该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如果我们关于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在正是有可能对结构主义的基本方面、事件和具有结构主义特征的言论进行回顾性描述的时刻，而不是对“结构主义”最后的怀眷或讣告。恰恰相反，这样的计划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有可能表明，结构主义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多重的、不完整的）仍在持续——尽管它可能是在我们无法立即意识到的地方和名义下进行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如何认识结构主义？》的著名文章中，德勒兹试图列举他同时代人写作中的一些标志或横向标准，从而对结构主义轨迹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做出诊断，事实上，他是在为这一转折作出贡献。我在此的微小意图，就是在另一个拓宽和转变的周期之后，同样试图做出相似的诊断，或许也是为推动一场新的运动作出贡献。

我提出的思考围绕着结构主义对哲学重新表述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的贡献这一问题展开；但首先，有必要提出三点更具普遍性的初步看法。

第一个问题恰恰涉及运动（movement）的概念。众所周知，结构主义不是一个学派，也从未冒过成为学派的风险。它没有创始人——甚至连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也不算是——因此既没有分裂，也没有异议。相反，它从一开始就以问题或难题（questions or problematics）之间的相遇为特征，因而也以不同的声音或写作风格之间的相遇为特征。这种相遇引发了以 "宣言"（署名为巴特、福柯、拉康、阿尔都塞）为形式的出版物，这清楚地表明了德勒兹所说的结构主义本质上的论战价值。但更常见的是，它引起了否定，我认为这不仅是对 "结构主义 "标签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对任何单一性思想的否定。对于那些一致拒绝形而上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中的某些主题——尤其是超验哲学赋予它们的形式（即介于先验的普遍性和感觉的特殊性之间的经验的主观构成）——的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提出福柯所说的“ points of heresy”（Order 100）更紧迫的了，甚至在任何范式或认识论有机会被定义之前。由此看来，结构主义的常识必须去中心化，以支持激进的多重阐释，最终，不可能在不立即寻找出路的情况下制定进入结构或结构主义话语领域的条件。结构主义者之间就研究结构而非历史、本质、意识形态或经验的必要性，或就结构相对于主体性、生命和历史性的 "首要地位 "达成的表面一致，只有在结构对单一认识论模式的不可还原性被立即和集体性地提出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一共识还涉及到，即structure 和 structures（一个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转变的术语）的提法不足以表达其所指定的项目的必要性。

但我恰恰坚持这一悖论：正是因为结构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歧差的相遇，因为它既包括对赋予其名称的范畴的限制的检验，也包括对其一致性的建构，所以它代表了一个独特而不可避免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所有的哲学 "流派 "或 "取向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都发现自己被卷入其中。这不仅适用于那些通过其自身的某些代表人物对结构主义问题的确认或建构做出贡献的运动，也适用于那些拒绝结构主义、但又不得不通过这种拒绝来改变自身的运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是当代哲学的一次探险，甚至比一场运动或一次相遇更有意义：通过这次探险，哲学话语间或（但相对较少）地经历了思想领域的历史，反过来又创造了思想领域的历史。哲学家们以新康德主义者、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尼采主义者或柏格森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或逻辑学家的身份 "进入 "结构主义，而他们出来时，所有这些身份都被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被重新分配了。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初步看法涉及哲学的地位，以及结构主义冒险如何对这一地位提出质疑。我坚持认为，结构主义是一场恰当的哲学运动，而这正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关于结构、结构的效果、作为结构效果的主体性的问题，当然还有结构定义的局限性或空想性的问题，都完全是哲学问题——否则这个术语就没有意义了，至少在我们谈论的那个时期是如此。这并不妨碍结构主义的问题、概念和风格引起人们对哲学之死的诊断，甚至可能比其他情况更为如此（就像在我们身边，结构主义的或真或假的消亡在许多方面被誉为哲学或 "真正 "哲学的复兴一样）。更特别的是，这并不妨碍不止一位结构主义探险者自称、或被他人称为“非哲学家”（a nonphilosopher，例如，"科学家"[savant]，尤其是在 "人文科学 "领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是“反哲学家”（an antiphilosopher）。事实上，如果我提到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等人作为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我预期他们会做出怀疑、拒绝或屈尊的反应。

毫无疑问，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既不属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属于我们所谈论的文本。此外，我们知道，即使在我所称的结构主义运动内部，它也是左右摇摆和争论的对象。为了在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上直接确立一个明确的论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今许多哲学思潮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的原因的判断——我要说明以下几点。首先，结构主义从总体上将自己置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曾经用一个公式（几乎是口号）来描述的一个方向之中，他声称自己在莱昂·布伦希维奇（Léon Brunschvicg）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个公式："Philosophy is the discipline for which every foreign material is good, and for which only foreign material is good"（33）。这意味着，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重要的是理论或实践问题的哲学化，而不是它们原本的哲学立场或特定哲学领域的 "内部"立场。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所把握的时间点上，比方说在 1960 年左右的法国，结构主义的特点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既坚决肯定人文科学在一系列已有的哲学取向或可能的哲学基础方面的自主性，又与人文科学的传统实证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无论它是以方法论客观主义的形式出现，声称要遮蔽实验方案或形式化规则的起源或意图性问题；还是以经验或客观性 "区域 "的预先确定（事实上是形而上学的）分布的形式出现。此外，这既是结构主义与后狄尔泰诠释学、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或普通语言分析等或多或少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当代运动的联系（最终也是区别）所在。同时，这也是我们能够准确理解结构主义者在弗洛伊德、马克思、卢梭甚至亚里士多德等 "前辈 "中寻找的东西的原因。我想说的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哲学 "与 "非哲学 "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相对的，或者说，思想（我们可以说，对哲学活动）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可以回想下巴特曾经如何谈论结构主义活动）的任务始终是找到哲学的非哲学性或极限，即哲学的非哲学性条件，且不仅仅是通过特定的表达方式，更是通过对范畴的发明，将其重新认定为哲学中的新事物。结构主义以一种特别连贯和激进的方式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外在性”的实践（如福柯所说的 "外在的思想"），与反思性、基础性、本体论或神启式的哲学风格相对立。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