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兰德】“F”代表着什么

2016年 发表在 The Daily Caller 上

原标题：the "F" word

很显然，法西斯回来了。至少，谈论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有趣。

紧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个获胜的集团迅速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下了一个恰当的定义。每一方的关键的目标都是强调这些现象的本国版本中比较轻描淡写的特点，以便强调他们明确反对这种现象的印象。“法西斯主义”无疑是最近才以巨大的代价被击败的。巨大的牺牲- -事实上，在战争年代被加速的社会进步法西斯主义的重建- -被一个绝对邪恶的彻底失败合理化。区分是必要的。因此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对比较平淡的轴心国的反资本主义上，而西方大西洋同盟国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反犹太雅利安主义的异国情调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法西斯主义的主流定义与对意大利原文最基本的理解明显不相适应，西方和苏联的反法西斯叙事都被迫淡化其根源的革命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荒诞地掩盖了（mystifies）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普遍在20世纪的战争经济中成为典范。二战的每一个主要竞争者——包括亚洲大国日本和中国——都把法西斯统治发展成了一个先进的国家。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在委托(和整合)的“大众利益”中夺取了经济的“制高点”。在战争期间，这种利益被剥离回纯粹的生存，因此以戏剧性的强度进行宣传，这也就是说，以不寻常地缺乏怀疑的强度进行宣传。因此，法西斯主义与现代国家中战争权力的正常化大致相同，即:在中央领导下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除了在永久的战争委员会政治权威的集中之外，它还涉及对社会身份的部族式（tribal ）歇斯底里化，以及相当程度的经济实用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社会主义，它与它那模糊的表亲的区别在于，它对动机（incentives）的把握要复杂得多，或者在刺激（motivated）个人和部族的特殊性上对人性（human nature）的把握要复杂得多。与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共产主义相比，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优势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总是很快转变成它。国家社会主义和一国社会主义不是理智上（sanely）能完全分开的。每个人都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字面意思是捆绑（bundling）。与它的欧洲大陆的和苏联的竞争对手一样，美国法西斯主义在战争开始时已经得到了充分巩固。新政巩固了其结构支柱。通过中央银行的经济社会化，最高法院转变为系统性行政过度扩张（over-reach）的改革，以及通过广播媒体技术实现大众政治的转型，构成了一种新的后宪法政治秩序。如今，正是这种形态如此明目张胆地进入了晚期痴呆阶段。

由于法西斯国家通过无休止的战争为自己辩护，它自然喜欢无法结束的战争。冷战看起来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反恐战争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考虑到他们的不可终止性，如果不是他们的道德强度的话，针对贫困、毒品和其他有弹性的社会状况的“战争”仍然更具吸引力。发动现代战争，及其隐喻的副产品，是法西斯国家所追求的。偶尔或偶然赢得胜利，永远只是一种不幸。这一教训似乎已被彻底吸取。

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预言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最近被改编成电视剧，这是普遍意识形态觉醒的一个暗示。与流行的历史神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取得了如此决定性的胜利，以至于它的对手被推向了古保守主义【paleo conservatism】(曾经是主流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曾经是主流自由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曾经是简单的【simply】“共产主义”)的政治边缘。这场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即使是像国有化（nationalization）这样公然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目标，也可以被认为完全没有法西斯主义的污点。甚至没有必要说:“国有化，但是，你知道，不是以法西斯的方式。”要不是它毁了一切，还挺有趣的。也许这仍然很有趣。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幽默变得相当粗俗。

由于法西斯主义完全填满了奥弗顿之窗，它失去了轮廓，变得看不见了。这个词在公众谈话中只是作为空洞的污言秽语而存在。在这种掩护下，以及与之相关的荒谬的误导性品牌化(也就是贴标签)，美国法西斯主义上升到了全球霸权的地位。自1989年以来，它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除了极端伊斯兰教在地缘政治上的大发脾气。然而，突然之间，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让左翼阵营陷入了危机。

特朗普竞选活动中张扬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以及他那些兴奋的另类右翼支持者——只有傻瓜才会否认。在奥巴马第一次竞选和随后的行政部门中，公开的法西斯形象的优先升级同样引人注目。上流社会的既定惯例是，所有保守派总统候选人都是希特勒，这掩盖了今年之前双方的趋势。这可能会让人想起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的论点，即我们现在都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一论点几乎被普遍不屑一顾，原因是——直到最近——在没有保卫自己的社会政治压力下。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精神控制阶级已经决定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足够了。这样的日子毫无疑问正在结束。

仍然没有完全结晶的（crystallized）一般见解是:民主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与部族动员的基本亲和力(即本质上的非自由主义)。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化的棘轮确实无情地导致了这一结果。如果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那它很快就会到来。我们现在都快看到了。

政治激进化的一个特别明显的催化剂是把人口统计学工程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刻意的党徒（asymmetry）不对称，伴随着文化精英认可的言论的滚雷般呼应（a rolling thunder of ），这些言论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公然的必胜主义。当把对“白人种族灭绝”的恐惧视为恶性的、过度紧张的时候，在公众面前嘲笑人口更替（replacement）的稳步进展是没有帮助的(最明显的是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和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的时尚)。在某种程度上，贝索尔特·布莱希特最著名的魔鬼主张的例子——“政府解散人民并选举另一个不是更容易吗?”——意识形态的两极转变，成为另类右翼的一个苦涩笑话。新的美国人口统计数据真的要把你们搞砸了是真他妈有趣，直到——突然——它不是。

2016年有很多笑声，但没有多少笑容。也许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

尼克·兰德，生活在上海的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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