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

原文于2015年首发于拜德雅‬

[美]亚历山大·加洛韦 /文

清宁 /译

现在，SR/OOO（分别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与“物本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的缩写——中译注）思潮已经由盛而衰、渐离渐远，我们可以从远处透视评价它了。我不会尝试在这儿做一个尸检，但我也想讲几点看法，然后提供一个对未来的预测。我将查阅关于SR/OOO的一些细节，但我也要更广泛地将它作为新的本体论转向的征兆或“后结构主义之后发生之事”来考虑它。换句话说，SR/OOO的一些具体问题是重要的，我认为SR/OOO的出现对于勘定一种历史的边界是十分有益的，即使它不能解释今日理论和哲学的大量状态。

第一点，很普通，我已经在几年前提到了。那就是开端的实在论已经作为唯物论结束了（what began as realism has ended as materialism）。伴随着“新本体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伴随着一种像曼努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这样的后德勒兹主义者的一种哲学上的实在论兴趣的开端已经将自身重组为一种明显的唯物论者的论述。简·班妮特（Jane Bennett）2009年的书《充满生机的物质：一种关于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已经在激起这轮广阔的趋势上起到了作用。不过也可以引证像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凯伦·芭拉德（Karen Barad）、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这样其他推波助澜者中的任何一位。

在一个兴趣的初始大爆发后，许多读者开始意识到哲学上的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狭窄的话题，主要感兴趣的是职业哲学家们。在人类概念化这个世界之前，世界是实存的吗？如果一棵树在森林中独自倒下，是否会发出声音？（Did the world exist prior to humanity's conception of it?If a tree falls alone in the forest, does it make a sound?）事实证明，这样的问题不是有点无聊，就是相当迂腐。问题部分原因出在，思辨实在论一直是一个相当小的圈子，群聚着一群白人、欧美哲学的纨绔子弟。相比之下，新唯物论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更易于运作的空间，无论它们是媒介研究、美学、酷儿理论、女性主义或者完全是其它的东西。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实质性的，有些是人口统计学上。例如，哲学可以是一门强烈的雌性恐惧症的（gynophobic）学科。然而，像我刚才提及的领域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唯物论者探索的记录。对于某些作者们来说——在这里，我认为像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本体论上的思辨，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是一剂必要的解毒药，这种经常在SR圈子里重复的断言本身就是一个谣言。对于其他人来讲，千禧年过后，后结构主义的式微和思辨实在论的伴随出现，感觉不太像一种离去，更像一种他们最了解的东西的回归。例如，我专注的领域媒介研究，几年以前就从文化符号学撤离，途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德国新媒介理论转向更持久的、关于档案的材料研究；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转向。2007年，思辨实在论的到来无疑使这些问题被集中起来，并给了它们一种新发现的哲学上的清晰度，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强加了一套新的规则。与哲学上的实在论相反，对于特定的哲学问题，如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或我们获取像这样一个世界的知识的能力，唯物论从不限制它自身。唯物论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过仅仅感兴趣于这种外部世界被理解成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世界。所以，我怀疑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从实在论回到唯物论。

再给相关点多一些放大。后结构主义的终结后，近年来知识发生了后续的重组，两个新派系已经出现。第一派的网状经验主义者（Reticular Empiricists）大部分是德勒兹（除此以外还有怀特海）的追随者们，侧翼则是拉图尔主义者们的一支强大军队。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过程哲学家（processphilosophers）和感受理论家（affect theorists），包括一些有趣儿的作者，如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和斯蒂芬·沙维罗（Steven Shaviro）。我也给几个新唯物论者做了归类，特别是那些卡尔·萨根-德勒兹主义者们（Carl Sagan Deleuzians ），他们在粘菌（slime mold）和量子怪诞性（quantum weirdness）上提供了他们的反思。一些人与SR/OOO有联系，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这些人就是网状经验主义者中的一类或另一类。

第二点是，泛化的共产主义者（Generic Communists）由来自最近的深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残余组成。巴迪欧是其中伟大的捍卫者。也包括齐泽克，以及奈格里圈子的那些人。我想，也包括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布鲁诺 · 波斯蒂尔（Bruno Bosteels）、阿尔伯特·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朱迪·迪恩（Jodi Dean）、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无政府主义者和传播理论追随者也都在这里，《重建世界》杂志（Tiqqun）、隐形委员会（Invisible Committee）、尾注（Endnotes）。而且，虽有很多非凡的差异，我也把拉吕尔放到这里面来。以我的阅读经验，拉吕尔是一位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其中夹杂着健康剂量的诺斯替主义和神秘主义。他有一个泛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其竞争对手甚至是巴迪欧。

毫无疑问，你会注意到这两份候选人名单缺乏多样性。对智力运动的概括总是充满困难和危险，因为它们往往比它们的编年者让你相信它们更加凌乱以及无法归类。但是，它的一部分，SR/OOO无疑是我们已经观察很长时间的最白化（此处的意思是，思辨实在论圈子里的人基本都是白人——中译注）的智力运动之一。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种现象，并简要介绍了接口效应（Interface Effect）的终结预示了思辨实在论的一种副作用，一种再边缘化的染料的噪音（are-marginalization of voices of color）。我立即因为这种说辞招来嘲笑。但是，事实仍然是：十年或二十年前，欧陆哲学和理论曾是一处更加综合性的场所；现在，正当它们在学院内部通过非政治化自身或承认边缘化（的合法性）而被“主流”之时（我也注意到，其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学院对边线、非机构持续不断的压力，或者干脆干掉这些智力上的干预），它们伴随调色者（scholars of color）倾向于某些话题，已经有效地将它们自身重新隔离进不同的区域中。因此，虽然批判种族理论在某些方面从未像今天一样活跃和重要，像阿齐莱·姆班贝（Achille Mbembe）、塞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加丝比·普尔（Jasbir Puar）、亚历山大·魏赫龄（Alexander Weheliye）、卡拉·基林（Kara Keeling）、弗莱德·莫腾（Fred Moten）、弗兰克·威尔德森（Frank Wilderson）以及许多其他人重要的新研究就是证明，这种研究源自SR/OOO圈子里的对话和辩论，几乎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虽然我已经听说，咳咳，非哲学[non-philosophy]与非洲悲观论[afro-pessimism]之间形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我当然要尽我所能鼓励它。更多的新东西伴随着它展开。）

至于网状经验主义者和泛化的共产主义者，从历史角度看，我已经或多或少由于不同的原因被拉入这两个阵营。对我来讲，德勒兹一直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因为许多原因，最近我把注意力从网状经验主义者阵营那里撤走了。我已经在印刷出版的文字中和最近的博文中概述了这样的变化。但是，要领是不得不带着批判眼光去评论，这就是智力工作的角色。本质上讲，我认为，今天的德勒兹主义——请注意，德勒兹主义完全地被设想——作为一种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和文化许多方面的规范和惯例，其中包括技术上的基底建设、主体的形成以及特别是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智力工作意味着挑战现有的规范，我感觉到我们挑战这种占主流的特殊的德勒兹主义者不可避免。在不久的将来，那时，我会对巴迪欧或拉吕尔这样的人物更感兴趣——连同在非洲悲观论、肯定主义和后世的酷儿理论的批判上的一个连续兴趣——作为一种积极对抗德勒兹阵营的方式。并且，某种程度上，拉吕尔是一名超群的思辨实在论者（更多的一会儿再说），这也是一种从其内部挑战主线SR假设的一种方式。

这些都是处理新的本体论转向余波的大致要点。现在更具体一点儿，全面突出SR/OOO的一个弱点。具体说就是，若非对关系、特别是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朴素把握，这种哲学流派似乎就耗尽了气力。（The specific point is that this philosophical school seems to have an impoverished if not naïve grasp of relationships,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真的，恰恰是这一点（挽救了它）。表征和诠释从一开始就在十字准线上，随着梅亚苏的相关主义的批判，特别地瞄准思维面向存在者的解释性关系。（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ere in the crosshairs from the outset, with Meillassoux's critique of correlationism 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inking's interpretive relationship toward being.）结果就是，该领域已经产生了两种对关系的基本方法，一些人优先处理和盲目迷信关系，这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特别是，德勒兹、怀特海和拉图尔的跟随者），而一些人把关系边缘化，以一些其它的高高在上的概念取代关系（梅亚苏的偶然性，或者拉吕尔的太一）。

例如，关系对拉图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们是相当温和的描述，用他的术语叫符号逻辑和基础结构的搅拌桶（logistics and infrastructural churn）。对于拉图尔来说，物的联结（connect）与替代（change）是转译（translation）或磋商（negotiation）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一种霍布斯哲学的景观，讽刺的是，在其中关系只是社会-物理规律的结果，社会-物理规律先于它们存在，并且决定它们。今天我们可以对德勒兹和德勒兹哲学说类似的话。如果不作为一位关系哲学家，德勒兹就无关紧要了，然而，再次讽刺的是，德勒兹以一种方式物理化了关系，他把关系换算为热力学交换（thermodynamic exchanges）、化学反应（chemical reactions）、冶金退火（metallurgical annealing），等等。与其说德勒兹治的是形而上学，倒不如说他治的是物理学。同样，拉吕尔对关系采取了相当极端的立场，彻底禁止！我夸大其词了，可几乎果真如此。而据拉吕尔讲，哲学塞满了关系，以至于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词，相比之下，非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单一概念的关系，太一的片面决定论（面向没有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寻求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理论，你不会在拉吕尔那儿找到它。这不是件坏事。实际上，正因为拉吕尔的理论既不复杂也不微妙，我认为准确地说它属于较高级的关系。只是，这是择日再表之事了。

最后一点——或者说是预测——是关于对拉吕尔的接纳的预测。迄今为止，拉吕尔没有被铭刻为一个思辨实在论者。事实上这是好事，因为这为他远离智力风尚的繁荣-萧条循环提供了一个缓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被称为一名思辨实在论者，拉吕尔展示的东西与SR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性，并且他是最初的2007年的思辨实在论会议的参与者之一，雷伊·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主要负责向英语世界引介拉吕尔。布拉西亚在SR会议期间还密切联系拉吕尔的著作，虽然他在此后转向不同的主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并不奇怪。布拉西耶非常公开地（以及明智地）把自己从SR的牌子上摘除，而一些在SR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昆汀·梅亚苏，已经让他们自己远离拉吕尔，要不然就是拒绝与他接触。

甚至，在我的脑海中预测了，在未来，拉吕尔将作为一位主要的思辨实在论者而被语境化（Laruelle will be contextualized as a mainline speculative realist）。原因很简单。给出几点思辨实在论者定义自身的东西，拉吕尔要么满足，要么超标。把握最重要的一点，即相关主义。这是梅亚苏的专有名词，拉吕尔不会使用它。但是，拉吕尔展示的东西的实质确实是远离相关主义。并且，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拉吕尔不仅仅是比梅亚苏更明确地远离相关主义，他最终确定了十到二十年策略的细节，先于梅亚苏抵达了这个场景。

或者采用另外一点：实在论。实在论这个术语的意义，长期以来，饱受争议，而在我的写作中论及拉吕尔时，我更喜欢把他标记为一名特殊缘由的唯物主义者（a materialist for idiosyncratic reasons），详细情况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他经常使用“真实”（Real）这个术语作为“太一”（the One）的同义词，“太一”事关激进的内在，可以说是他著述的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术语。进一步说，这些缘由促使拉吕尔转向真实，与思辨实在论者引证的东西相同一：去思考脱离主体-世界的关系，即梅亚苏称之为相关性的东西与拉吕尔朴素地称之为“哲学”的东西。

总之，我认为，拉吕尔在功绩方面的确是一名思辨实在论者，我预言未来他将依此被重新语境化，无论变得更好还是更差。请注意，我作出这样的预测，实有失望；在这里提及的SR的缺点，另行著文阐述。不过，拉吕尔已经潜在地破坏了这种论述，它通过重新连接返回到主流SR经常避免的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伦理理论、关于同一性的哲学、关于主体的诸多理论——从内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自身。的确，正如卡特琳娜·考勒泽娃（Katerina Kolozova）在近来的访谈中所谈到的，这种转变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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