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 科学实践哲学
2024年02月05日 21:29 河北
本文摘要
在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中,梅洛-庞蒂对涉身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与延展认知的关系尚未得到重视。从思想史上看,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几乎没有对延展认知产生影响。但是,从思想逻辑上看,二者具有相同的旨趣。通过考察作为在世存在载体的身体及其延展性,这一点得到了有力论证。它们均拒绝内在主义,主张知觉和认知是人与外部事物的协同成就。在日新月异的技术社会,这条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技术对认知的重要价值。
(本文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孟强,安徽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实践哲学、现象学科技哲学、法国哲学。代表性著作有《从表象到介入——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科学、存在与政治》,代表性论文有《科学实践哲学与知识观念的重构》、《皇家科学与游牧科学》、《克服“自然的分岔”与实践态度》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人对占主流地位的经典认知科学或认知主义(cognitivism)发起挑战,并提出诸种替代性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E认知”:涉身(embodied)、嵌入(embedded)、延展(extended)与行创(enactive)认知。我们可以把这一发展统称为“后认知主义”(post-cognitivism)。在此过程中,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梅洛-庞蒂对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影响深远,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涉身心灵》这部奠基性著作中,瓦雷拉(Francisco Valera)等人坦承,“我们愿意将本书之旅视为一套研究方案的现代延续,该方案由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在上一代创立”。由此,认知的涉身性(embodiment)得到了广泛认可,认知主义将认知限制于颅内的正统观点遭到了挑战。
相比之下,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与梅洛-庞蒂之间没有直接的思想史联系。延展认知的奠基人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偶有提及梅洛-庞蒂,比如他在《此在》(Being There)中写道,“与本规划在精神上和实践上更接近的是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他醉心于把日常智力活动描述为有机体-身体-世界的协同整体成就”。但是,在延展认知的具体论证中,几乎看不到梅洛-庞蒂的印记。对此,梅洛-庞蒂研究专家卡曼(Taylor Carman)评论道,“克拉克在他的《此在》中阐发了这一理论[指延展认知]。虽然书名听起来很海德格尔,而且偶尔友善地援引梅洛-庞蒂,但他的论证与他诉诸的现象学资源几无共同之处”。
本文尝试论证,尽管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延展认知没有思想史联系,但二者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致的。它们均拒绝内在主义(internalism),主张知觉和认知是人与外部技术工具的协同成就。在日新月异的技术社会,这一思路尤其有助于我们把握技术与认知的关系,理解技术对认知的构成性意义,进而突显技术对人的形塑力量。
一、延展认知简论
让我们首先对延展认知进行简要概述。“延展认知”来自克拉克和查尔莫斯(David Charlmes)1998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文章开篇便提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心灵止于何处,世界始于何处?”认知主义或经典认知科学主张,认知限于脑部,心灵止于颅骨,世界始于皮肤。这也是普罗大众的常识性看法,甚至是笛卡尔以来西方思想界的正统。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恰恰要挑战常识、颠覆正统。他们提出,认知并非限于颅骨,而延展到外部环境。在日常生活中,认知的延展性无所不在。比如,我借助手机通讯录想起父亲的电话号码,学者借助电脑中的文献资料从事学术写作,医生借助核磁共振成像(MRI)分析病人的病情等等。不同于“颅内主义”(intracranialism)或“内在主义”,延展认知提倡“积极的外在主义”(active externalism),强调“外部环境在驱动认知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放大心灵》(Supersizing the Mind)中克拉克精辟地写道,“根据延展模型,实现一定形式的人类认知的现实局部操作包括反馈、前馈和反馈循环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这些循环在大脑、身体和世界的边界混杂交错。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心灵的局部机制并不全在大脑。认知渗透到身体和世界之中。”

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查尔莫斯(1966-)
首先,根据延展认知,认知者不是“赤裸的心灵”(naked mind),而是“武装的心灵”(armed mind)。认知者并非仅凭心灵去完成认知任务,他总是已经与身体、工具和环境共同构成耦合系统(coupled system)。执行认知任务的不是孤零零的大脑,而是包括大脑在内的异质性耦合系统。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此在(Dasein)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对此,克拉克深表赞同。“海德格尔谈到了Dasein(being there)的重要性——一种在世存在模式,我们在其中不是疏离的(detached)、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还强调了我们与世界实践打交道的方式(捶钉子、开门等等)不怎么涉及抽离的表象(比如锤子作为具有特定重量和形状的精确对象),而更多地涉及功能耦合(functional couplings)”。在日常生活中,手机、笔记本、书籍、电脑等技术设备是普通人必不可少的认知工具。在实验室生活中,数据库、文献资料、实验设备、仪器和测量工具是科学家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赤裸的心灵”无法完成认知任务。毋宁说,它只是一种抽象。心灵总是已经被各种技术工具和事物武装起来,认知是“武装的心灵”的成就。
其次,延展认知坚持“对等原则”(parity principle),该原则用以确定某外在工具或事物是否属于认知过程。认知者处于特定的社会和技术情境,与外在事物耦合,对此即便认知主义也不否认。关键问题在于说明外在事物在认知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为此,克拉克提出对等原则,该原则表述如下:“在我们面临某项任务时,如果世界的某部分作为过程起作用,且该过程若出现在大脑中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它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该世界部分就是(我们如此主张)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克拉克的经典例子是“奥托的笔记本”(Otto’s notebook)。假设英嘉(Inga)想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凭记忆,她知道博物馆在曼哈顿53街并成功抵达。现在假设奥托是一位阿尔茨海默患者,生活中必须随身携带笔记本以备忘。奥托也想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生病,他无法依靠大脑记忆,但通过翻阅笔记本查到博物馆的位置,也成功抵达。在此,奥托的笔记本发挥了与英嘉的大脑记忆同样的功能,二者是对等的。如果承认英嘉的大脑记忆属于认知过程,就应该承认奥托的笔记本同样属于认知过程。对等原则为判定外在事物是否属于认知过程提供了标准。该原则体现了延展认知的功能主义立场。根据功能主义,关键问题不在于X是生物的还是技术的,位于颅内还是颅外,而在于X发挥怎样的功能。需要注意,并非所有延展认知的支持者都认同“对等原则”。比如,萨顿(John Sutton)主张延展认知应基于“互补性原则”(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即大脑与外物之间功能互补,它们协作完成认知任务。
第三、外在工具或技术在认知过程中不仅发挥积极的因果作用,而且对认知具有构成性。亚当斯(Fred Adams)和埃扎瓦(Ken Aizawa)指责延展认知犯了“耦合-构成谬误”(coupling-constitution fallacy)。“这是延展心灵理论家最常犯的错误。这个谬误的形式是先关注真实的或想象的例子,其中某对象或过程以某种方式与认知行动者耦合。然后从此滑向如下结论:该对象或过程构成行动者的认知组织或认知加工的一部分”。他们提出,耦合关系不是构成关系,“我们不能假设过程X与认知过程Y在因果上的耦合足以使X成为认知过程”。面对这个十分严肃的批评,克拉克作了如下回应:“诉诸耦合并不想将任何外在对象变成认知的(就这个概念可理解而言)。相反,它旨在让对象——将对象本身视为认知的还是非认知的并没有用(或许甚至不可理解)——变成某认知常规活动(cognitive routine)的固有部分(proper part)。”奥托的笔记本与奥托耦合并未赋予笔记本自身以认知能力,正如我用纸笔做大数运算并未赋予纸笔自身以计算能力一样。但是,奥托与笔记本的耦合能够让奥托抵达博物馆,我与纸笔的耦合能够让我完成运算。没有这些外在工具或媒介,特定的认知任务就无法完成。
简言之,作为后认知主义的重要力量,延展认知旨在颠覆“皮肤和颅骨的霸权”,敦促我们放弃“赤裸的心灵”,走向“武装的心灵”,从内在主义走向外在主义,从而为外物塑造心灵和认知开辟理论空间。延展认知告诉我们,仅仅“动脑”是不够的,还必须“动手”,必须手握技术。这对于理解当代技术社会中的认知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如今,我们已经为各种技术物所包围和形塑。认知主义将认知限定在颅内,将技术物单纯当作外部工具,这无助于解释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
二、“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
回到梅洛-庞蒂。前面谈到,从思想史上说梅洛-庞蒂对延展认知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事实的确如此。著名现象学专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认为,原因在于延展认知与现象学之间存在深刻差别。“延展心灵论证保留了笛卡尔式的假设,即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联方式是通过使用表征,如信念和记忆,不管它们位于心灵中,还是位于外界笔记本中”。依德雷福斯之见,“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嵌入-涉身打交道(embedded-embodied coping)的理解不是说心灵有时延展到世界,而是说在我们的基础存在方式中——即作为熟练打交道者(skillful copers),我们根本不是心灵,而是与世界为一(one with the world)”。与德雷福斯不同,我将论证梅洛-庞蒂与延展认知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致的,尽管二者几乎不存在思想史联系。

国际知名现象学家德雷福斯(1929-)
海德格尔把此在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 进而将“在世存在”的整体结构归结为“操心”(Sorge)。操心有两种形式:操劳(Besorge)与操持(Fürsorge)。操劳指的是此在与世界之中其他事物打交道,操持指的是此在与世界之中其他此在打交道。何谓操劳?此在如何与事物打交道?海德格尔以锤子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根据在世存在,此在源始地在实践中把事物呈现为“用具”(Zeug),而不是旁观式地把事物呈现为对象。在干木匠活时,工匠并不把锤子当作对象去凝视,而当作得心应手的用具去使用。其次,作为用具,锤子的存在方式是“上手”(Zuhandenheit),区别于对象的“在手”(Vorhandenheit)。“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它也就是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上手意味着合用、得心应手、称手,甚至与手合而为一。第三,工匠在锤打中对锤子有特殊的理解或实践之知,海德格尔称之为寻视(Umsicht)。尽管锤子不是焦点,不是关注的对象,但锤打活动绝不是盲目的。它有着基于在世的实践之知,区别于客观化的理论之知。第四,在实践中,锤子是透明的、隐身的、不触目的。“切近的(zunächst)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恰恰是能本真地上手”。第五、锤子与工匠共同组成耦合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锤子既不是被动的对象,甚至不是纯粹的用具,而是此在实践的主动延展,此在之手延展至锤子。
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是梅洛-庞蒂哲学的重要灵感。“上手”与“在手”隐含着此在是有身体的、涉身的(embodied)。但是,海德格尔并未将身体主题化。梅洛-庞蒂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Le corps est le véhicule de l'être au monde)。可以说,对身体的重视是梅洛-庞蒂哲学最重要的贡献。《知觉现象学》的核心主张是,主体不是无身体的心灵、思维或意识,主体源初地就是身体主体。我不是心灵与身体的叠加,而是涉身的心灵(embodied mind)。“我是我的身体,至少就我拥有一个既得(un acquis)而言,我的身体相应地如同一个自然主体,如同我的全部存在的临时轮廓”。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刻画。
第一、主体不是孤独的、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意识,不是将世界对象化的先验主体。就此而论,必须告别笛卡尔主义,告别近代以来的观念论和经验主义,告别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第二、主体总是已经“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所有哲思的起点。“真理不只居于‘内在的人’之中,或者毋宁说不存在内在的人,人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他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第三、身体承载着“在世存在”。这是梅洛-庞蒂最具原创性的思想。主体涉身性地在世界之中,通过身体开辟一个空间并拥有一个世界。一切事物都必须通过身体而不是纯粹意识呈现。第四、承载在世存在的不是“客观身体”(le corps objectif),而是“现象身体”(le corps phénoménal)。身体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机器”或由“彼此外在的部分”(partes extra partes)构成的广延物,也不是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器官、细胞、基因等等。“客观身体不是现象身体的真理,即我们亲历身体的真理,它只是后者的贫乏形象。”现象身体是本己身体(le corps propre),它总伴随着我、为我所亲历,是能动的、具有意向性的知觉主体,是世界得以呈现的可能性条件。第五、通过现象身体呈现的世界不是客观世界,而是被知觉的现象世界。“本己身体在世界之中,犹如心脏在有机体之中:它持续地保持可见场景的生机,它赋予它以生命,并在内部滋养它,它与之构成一个系统”。总之,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知觉主体是涉身主体,这是梅洛-庞蒂为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
三、身体的延展:以“盲人的手杖”为例
一些认知科学家接受了梅洛-庞蒂的基本思想,打破了认知主义的局限性,将认知与身体相结合,承认认知的涉身性。涉身认知主张,认知活动不仅仅是大脑对外部信息输入的加工,认知伴随着身体的主动参与和介入。梅洛-庞蒂深刻影响涉身认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梅洛-庞蒂哲学的意义不止于此。下面将论证,它还能够为延展认知提供强有力的现象学支持。身体现象学与延展认知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身体的不同含义。《知觉现象学》区分了“客观身体”和“现象身体”,并主张现象身体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所谓客观身体,就是作为生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医学等客观科学之研究对象的身体。它由各种器官、骨骼、组织等构成。客观身体有明确的边界,即皮肤。这样,有生命的身体与无生命的外部工具完全不同,泾渭分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身体是不能延展的。认知可以依赖于身体,但止于皮肤,独立于外物。然而,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首先是现象身体,是体验着的、活生生的、知觉着的身体。现象身体基于客观身体,但超越客观身体。不同于客观身体,现象身体可以延展,可以将客观身体之外的技术工具纳入其中。正因为如此,梅洛-庞蒂从未将现象身体的边界等同于皮肤。从现象身体的角度说,认知不仅仅是涉身的,而且是延展的。对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梅洛-庞蒂的经典例子——“盲人的手杖”。

盲人的手杖是其身体的延展
在日常生活中,盲人离不开自己的手杖。盲人与手杖究竟是什么关系?最常见的回答是,手杖是一件物品,一个对象,是盲人知觉世界的工具。但是,工具主义解释是不充分的。梅洛-庞蒂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盲人的手杖”进行了分析。第一、当熟练使用手杖以后,“盲人的手杖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对象,对它的知觉不再为它自身,它的末端被转换成可感区域(zone sensible),它变成了看的类似物。”此时,手杖不是一个外在于身体的、作为感触对象的工具。相反,它获得了触觉能力,成为触觉主体即盲人的构成部分。第二、手杖拓展了盲人的触觉广度和范围。若手中无一物,盲人是脆弱的、孤立无援的,知觉范围狭小,行动充满危险。有了手杖,他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大大提高。第三、手杖不是盲人的焦点,它是透明的、无形的,犹如海德格尔的“锤子”,或鼻梁上的近视镜。盲人通过手杖感知世界,并不需要对手杖的长度、压力、位置等客观属性进行估算。对事物的感知不是通过物体-手杖-手的压力传导完成的,而是手与手杖共同实现对事物的感知。第四、熟练使用的手杖变成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身体的附件(appendice),身体综合的延展(extension)”。在此,梅洛-庞蒂明确将手杖视为身体的延展。就盲人而言,知觉主体并不止于皮肤,它是肉身与手杖的综合或耦合。第五、这意味着身体与世界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它随着手杖的介入发生变化。对于盲人来说,客观的对象世界后移了,它不再始于手,而始于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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