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盲人与手杖的综合以及一般地说身体与用具的综合构成了所谓的“身体图式”（le schéma corporel）。梅洛-庞蒂说道，“习惯于一顶帽子、一辆汽车或一根手杖，就是安置于其中，或者反过来说使之分有本己身体的容积度（voluminosité）。习惯表达了我们具有扩充我们的在世存在的能力，或者通过占有新工具改变我们的实存的能力”。在此，所谓习惯就是身体图式，“‘身体图式’最终是表达我的身体是在世存在的一种方式”。当一位盲人习惯了自己的手杖，或者一位司机习惯了自己的汽车，新的习惯或身体图式的综合就宣告完成。必须再次强调，身体图式并不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客观身体，它指的是由身体与外部用具整合而成的作为知觉主体的现象身体。

“盲人的手杖”表明，知觉和认知不仅是涉身的，而且是延展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延展认知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致的。这反过来告诉我们，应当在现象身体的意义上理解认知的具身性。认知依赖于客观身体，更依赖于现象身体。认知的边界不是皮肤，而延展到客观身体之外的事物与工具。事实上，克拉克本人也意识到了延展认知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的共通性。他在《天生赛博格》（Natural-Born Cyborgs）中谈到，“盲人的手杖或体育明星的球拍很快就感觉像是使用者的身体和感官的真正延展。这是因为我们对紧密相关的行动和例行反馈——通过这些非生物外围运行——的连续经验，使得大脑能够暂时产生一种新的包含非生物构件的‘身体图式’”。

四、技术对认知的构成性意义

至此，本文论证了虽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延展认知之间不存在思想史联系，但二者具有共同的思想逻辑和旨趣。知觉和认知并非内在于头颅或身体，而是人与外部事物的协同成就。这条思路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即技术与认知的关系。依克拉克之见，奥托如果离开笔记本，便不可能抵达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依梅洛-庞蒂之见，盲人如果遗失了熟悉的手杖，它对世界的知觉能力和行动能力将严重退化。笔记本和手杖是“人工物”（artifacts），属于广义的“techné”（技术）范畴。当今是技术的时代，我们的认知活动伴随着大量的技术物，从手机、电脑、云存储到天文望远镜、火星探测器。倘若离开技术，便无法充分理解当代人的认知成就。梅洛-庞蒂与延展认知不约而同地主张，认知来自人与外部技术的耦合。我们不应如认知主义那样将心灵从异质性耦合系统中抽象出来。思考认知必须思考技术，技术对认知具有构成性意义。

在认知科学的发展历程中，认知科学家对技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经典认知科学将认知类比于技术，而且类比于最先进的技术，即计算机。根据认知主义，认知即计算，大脑即计算机。这一技术隐喻是20世纪50年以来“认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随着所谓的‘认知’科学的出现，技术在西方思想史上首次成为启发工具，新的解释范式在被设想为机器的认知概念中找到了自己的统一性”。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奠基之作中，图灵在讨论“机器能否思维”时所说的机器并非泛指所有机器。“当前对‘思维机器’的兴趣是由一类特殊的机器所引发的，通常叫做‘电子计算机’或‘数字计算机’”。明斯基（Marvin Minsky）则将大脑比作“肉体机器”（meat machine）。克拉克解释道，“现在应该清楚，‘肉体机器’这个说法不止是粗略的类比性暗示。从一类极为特殊的机器即计算机来看，这是说大脑（以及心灵——做一点并非没有问题的延展）事实上就是这样的设备。”可见，经典认知科学对技术推崇备至，计算机是理解认知的首要模型。

但另一方面，经典认知科学在解释认知时又严格排除技术。认知主义把认知理解为计算，并进一步宣称认知过程发生在生物大脑内部，不受颅外环境的任何影响。因此，身体、行动、文化、工具等因素被完全排除出去，技术当然也不例外。对此，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批评，“考虑到其组合模型的技术本性，很奇怪，认知科学在建模中没有纳入技术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知主义的内在主义是反技术的。它将认知完全局限于“肉体机器”内部，否认外部工具或事物具有任何认知意义。这也可以说明“延展认知”将外部技术物纳入认知的做法为何激起如此广泛的争议，因为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内在主义的界限，违背了认知主义的工作假设。总之，经典认知科学一方面将认知理解为技术，另一方面又否认技术对认知有任何影响。

反之，基于梅洛-庞蒂和延展认知，本文主张技术对认知具有构成性意义。可以把任何有助于行动者完成特定认知任务的技术称为“认知技术”（cognitive technology），如笔记本、PPT、路标、搜索引擎、手机等。对于盲人来说，手杖是认知技术。对于奥托来说，笔记本是认知技术。对于大数运算，纸和笔是认知技术。对于教师来说，PPT是认知技术。对于学者来说，笔记和便签是认知技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手机日益成为形影不离的认知技术。“心灵性（mindfulness）或与人类物种特别的、高水平成就相关的特殊心灵性，出现于多种因素和力量的创造性碰撞点——身体的、神经的、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的。所以，理解人类思维和理性独特性的规划依赖于更开阔的视野，比认知科学通常熟悉的更开阔。它不仅包括身体、大脑和自然界，而且包括我们的生物大脑学习、成熟和活动于其中的支撑物和辅助物（笔、纸、电脑、机构）。”这些支撑物和辅助物构成了认知技术，它们为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提供了必要条件。比如，在嘈杂的酒吧里，资深酒保能够凭借酒杯的摆放位置精确记忆不同客人的酒水单，而新手不行。学者在写作学术论文时，必须参考、摘录、标记各种文献资料，而当他离开熟悉的书房，写作能力将大大下降。在大数运算时，比如348×5689，必须借助纸和笔，仅凭大脑无法完成。有些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在医院进行标准测试时得分很低，而一旦回到家，他们表现出来的独立生活能力远高于测试水平，因为环境中的记号、标签和事物摆放位置提高了他的认知能力。



学者的书房是其认知的构成部分

如果说梅洛-庞蒂和延展认知静态地突显了技术对认知的意义，那么进化生物学则为此提供了动态的视角。从进化论上说，人之所以具有高级认知能力，是因为人可以把认知任务卸载（offloading）给环境，创造具有认知意义的技术物。进化论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说道，“我想提出，[我们的高级智能的]首要来源是我们将认知任务尽可能卸载给环境这个习惯本身，这把我们的心灵（即我们的心灵规划和活动）扩展至周围世界。在此，我们建造的很多周边设备能够存储、处理和再表征我们的意义，提高、增强和保护我们思维的变换过程。这一广泛的卸载活动把我们从我们的动物脑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卸载需要技术去实现，比如印刷技术让思想得以卸载，制图技术让心灵对周围环境的标记得以卸载，手机通讯录让电话号码得以卸载。因此，对认知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生物大脑，而必须着眼于广阔的技术工具和事物网络。“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整合着一整套认知系统，该系统让所有别的大脑相形见绌”。对此，斯蒂格勒借助“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概念彰显了技术与智人（homo sapiens）之间的协同进化。

让我们稍作总结。本文主张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不仅影响了涉身认知，而且在思想逻辑上与延展认知是一致的。通过考察作为在世存在载体的身体及其延展性，这一点得到了具体论证。梅洛-庞蒂与延展认知均拒绝认知主义的内在主义，坚持知觉和认知是人与外物的协同成就。技术对于认知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手段，它具有构成性价值。认知科学不应排斥技术，而应承认技术具有举足轻重的认知力量。没有技术，人类无法进化出高水平的智能。忽略了技术，更无法对当代技术社会中的认知活动给出合理的解释。技术构成认知——这是梅洛-庞蒂和延展认知为我们提供的重要见识。相应地，认知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应破除学科壁垒，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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