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完结）

9. 哥白尼世界中的视觉

　　第五部分“哥白尼世界中的视觉”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在提出这个未决问题的时候，它首先继续考察了第一部分的导言中所提出的哥白尼革命的“人类学”预设和含意，然后又提出了一些关于当前这个“太空时代”的哥白尼教益的相当新颖的建议。

　　虽然第一部分也相当多地涉及了视觉，但与之不同，“哥白尼世界中的视觉”这部分并没有把古代和近代关于“对天的静观”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这里所进行的历史对比是关于前近代的“可见性假定”：真实的东西必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可见。哥白尼对宇宙的扩张，以及后来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共同把这个假定破除了。理解这个事实颇费了一番周折。在望远镜中看到的新事物使伽利略感到狂喜，但他却并未意识到其无限可改良性所隐含的意义：我们的官能与实在的等级毫无关系，所以他所无法看到的东西的无法估量的范围至少是与仪器第一次能够使他看到的有限范围同样意味深长的。尽管伽利略的发现及其著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他仍然固守着这样一个前近代的信念，即视觉是把握实在的清晰样式的途径——因此他没有能够认真地看待开普勒关于行星轨道，以及与其宣布木星卫星有关的问题的纯粹量的研究。（布鲁门伯格详细考察了弗朗西斯科•希兹[Francesco Sizzi]对这一宣布所作的一个批判，使其显得非常合理。）

　　帕斯卡用他的两种无限（无限大和无限小），以及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用他的关于人只是在与事物的“表面”打交道的观念，开始对望远镜所揭示出来的哥白尼世界的真实含意进行概念化。布鲁门伯格说，“可见世界不仅是物理实在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而且从质上说，也只是这一实在的前台和无关紧要的表面而已，各种过程和力的结果只是在其上展现出来罢了。可见性本身是一种古怪的形态，是各种物理事件序列的偶然结果。”布鲁门伯格发现，蒙田第一次预感到了人的知觉的优先地位有可能会崩溃。他在对望远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强烈地意识到——在中世纪晚期“神学绝对论”的余波中——我们不能把宇宙的适当性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提醒我们，并不是作为技术上的一个“偶然事件”的望远镜引起了近代对人的官能的适当性的怀疑，而是望远镜进入了一种随时准备接受它的形式（而古代可能并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我们又一次看到，宗教、哲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如何（至少是过去）在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与“科学和技术”纠缠在一起，而不是一种单向的过程，其中一方“从外部”决定另一方。

　　在最后一章中，布鲁门伯格讨论了一个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新近的例子：对太空的探索，以及关于我们自身和地球，我们（反思性地）从中学到了哪些东西。他认为，在月球无生命的表面上空看到地球的——“似乎是活生生的”——体验（他把这种体验看作“真实的”，即便只有通过精密的技术手段才能使我们大多数人“拥有它”）第一次使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宇宙荒漠中的绿洲”的明显的独特性（这已经把我们的“兴趣从遥远的世界转向了近处的世界，从一个离心的方向转到了一个向心的方向”），并通过向我们显示单纯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从而实际上“把哥白尼关于地球的地位仅仅是一个点，以及通过宇宙的浩瀚来取消其重要性的精神创伤抚平了。”

　　如果这样一种“向心的”转向果真发生了的话，那么它很可能会被人说成是一种新的“地心说”，并且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布鲁门伯格并不担心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不过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探索地外心智——即当前被讨论的最引人注目的“离心”计划——的怀疑性问题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建议，它又一次（就像他对我们在史学中应用“被从中心移开”这一隐喻的分析那样）使得通常对“哥白尼革命的训诫”的应用显得有些草率。布鲁门伯格说，他所担心的是，“从先入之见证明人在后哥白尼时代的自由的重任”没有落在那些怀疑地外心智存在的人身上，而是落在了那些为之进行论证的人身上，因为认为理性是有机进化的自然顶点，这一假定（所以如果这种进化在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发生，那么它将最终产生理性存在物，我们也许有朝一日能够与之进行交流）可能本身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幻觉（一种对“人要把创造的极致交给自己妥善保管的古老偏爱”的重复）。布鲁门伯格写道，如果一个人遵从“人类学的所有暗示，那么理性就将不是自然成就的顶点，甚至也不是其逻辑上的延续，而将是一条缺乏调节的危险道路、适应的一种代用品、由于以前使人安心的实用安排以及对周围稳定环境的长久不变的专门化不再有效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此一来，被十八世纪当成哥白尼主义本质的东西——即理性作为其他一切事物的目的在所有“世界”中都普遍存在——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前哥白尼的”错误；而接受地球可能的独特性和人的理性将是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中的下一个期待已久的步骤。

　　以这种方式“让理性归于其位”（无论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上），当然也是布鲁门伯格针对笛卡儿/启蒙运动/实证主义把科学理性（相对于人的其他思维模式）奉为一种已经掌握的超越于其他一切的合理观察而一直在进行的“相对主义”批判的推进。这种批判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推论就是，最后一章把从太空（更具体地说是从月球）看地球的活生生的体验当成了其出发点。“开普勒已经预先描述了它，但如此一来，知识就不是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在布鲁门伯格所认为的这个“太空时代”正在经历的向心的、“向地性的”转向中，视觉的“直观”又重新把自身肯定为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在这里（也是既没有指责，又没有拒斥我们思考这些主题的历史中的任何阶段），布鲁门伯格又一次用被现代性（经常是以“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的名义）斥之为过时的偏见的前近代假定重新建立了一种连续性。就像在《近代的正当性》和《神话研究》中那样，他在这里也是要努力把近代的本质性成就与其修辞性的伴随物区分开来，并且表明这些成就是如何从人的经验的其他方面发展出来，而不是使它们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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