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四）

康吉莱姆与福柯后来都对巴什拉用心理学或人类学术语来描述这些障碍一事表达遗憾。在《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巴什拉列举了现代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诞生时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由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图像构成：植根于日常经验、语词障碍（一个词或一个图像构成了解释），实体论或实在论的障碍、重视生命的泛灵论障碍、精确度的过度（excès de précision）。所有这些障碍都不是纯粹的剥夺，但它们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丰饶性——特别是从想象与诗性的角度来看。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巴什拉提出了一种“客观认识的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其实际上首先是一种“知性的净化”（catharsis intellectuelle），或者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改革”，以及，根据《应用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appliqué）的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是一种“自我的知性监视”。

然而，这种障碍的概念并不是纯粹负面的。障碍对于思想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思想需要通过与障碍的对抗来构成和形成。巴什拉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坚持“否定”（le négatif）的肯定性（positivité）——人必须“通过破坏来创造”。

因此，错误（erreur）的概念也具有相应的重要性。在各种意义上，它都是优先于真理的概念。错误在时间上是第一位的，它总是已经存在的。“真理不可能居于首位，错误才是首先的”。科学认识正是为了与这种首先存在错误而形成的。“科学认识总是对幻相的改革”。正如作为诗人的巴什拉所言，“初生者并不纯洁”。

康吉莱姆也坚持“错误的理论首要性”，因为他把这作为巴什拉的认识论的“第一公理”。对康吉莱姆来说，至少在其初始处，认识总是不纯净的。他甚至承认科学认识始于神话：“科学理论及其作为自身解释原则的基本概念是嫁接于古代图像之上的——如果说这个词今天还没有贬值的话，那么我们将这个古代图像成为神话”。“‘原生质’（plasma initial）难道不是产生出一切生命的神话液体的合逻辑的化身（avatar）吗？难道不是维纳斯自其中诞生出来的泡沫吗”？

后来，康吉莱姆越来越多地将科学认识的障碍设想为社会或政治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阿尔都塞和福柯那里借来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在1970年代形成了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按照他的说法，使用这一概念乃是“一种更新而不拒绝巴什拉的教诲的方式……无论我的年轻同僚们是如何对其自由发挥的，他们确实都受到了他的教诲的启发和加强”。

康吉莱姆将科学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紧盯着（loucher）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承认这种科学的威望，并试图模仿其风格”。科学史一方面要把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分离”，“主张并包含真（l'authen­tique）驱逐非真（l’inauthentique）这一关系的历史”。但它也必须将科学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避免“将一种科学的历史还原为沿革史的陈词滥调，或者说一幅没有立体阴影的平面图画”。

和巴什拉一样，在康吉莱姆这里也有一种真正的“否定”的肯定性。科学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它不单单只是幻相，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具备肯定性功能。因此，生机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表达了生物学自主性的合法要求——生机论使我们注意到“关注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于野心勃勃试图吞并其他学科的物质科学的独立性的一切生物学”。

科学意识形态也有预测的功能，是科学构成的“可能性条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新科学认识的逐步产生，都要求某种智力冒险对于合理化的先行性，要求一种自信的越界。这一越界基于生命和行动的需求，以审慎和不信任的态度超越了那些已经被知道和验证的东西”。



“各种区域理性主义”

正如历史认识论以时间上的断裂为其特征，它也以空间上的中断为标志。巴什拉合康吉莱姆都认为，根据学科以及知识的“区域”的不同，科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结论是由巴什拉得出的，他毫不犹豫地谈到了“各种区域理性主义（rationalismes régionaux）”（译注：以下直接表达为区域理性主义，但都是复数的），在“知识的合理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区域”。

同样，巴什拉在《应用理性主义》中研究了一种“电气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électrique）或“机械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mécanique）。针对有着“统一狂热”的理性主义，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将理性主义切分开来，以便将其与其赋予形式的物质、调节的现象、创立的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相联系起来”。

同时，巴什拉也认为，区域理性主义被赋予了某种整合的力量：“在所有区域理性主义中，都有一个一般理性主义的萌芽”。伊波利特正确地指出，巴什拉谈到了“不同的建筑、理性的不同领域——通过类比胡塞尔所谓的区域本体论”，因此他拒绝采纳一种“整体性的哲学”。

康吉莱姆也用过这种地理隐喻。他指出，为了描述历史认识论的特点，我们要看到“与科学哲学相反，它是一种特殊或区域性的研究……对科学的各种原则、方法以及结果的批判性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除了应用理性（raison appliquée）的部分，没有哲学批评。而所有的应用则必然是区域性的”。

凭借一系列的空间隐喻——边界、位移、概念的输入和输出——康吉莱姆能够描述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意识形态相较于科学未来将要占据的位置是处于被“驱-逐/未-抵达”（dé-portée）的状态。“当一种科学来占据似乎由意识形态所指明的地方时，意识形态却并不在人们所预料的地方”。

至于福柯，他把《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作为“严格的‘区域’研究”，把“考古学”作为“总是有限且区域性的比较”。相较于历史研究，他特意将这种空间研究加以特权化。这是一个绘制“考古学领土”和描述“与其说是我们各种科学的源起（genèse），不如说是这些科学特有的认识论空间”的问题。

阿尔都塞也采用过空间隐喻，并将其激进化。他在《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中提到过科学“大陆”：“如果我们考虑过人类史上的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当作是各种区域形成，与我们将称之为伟大理论大陆的东西联系起来”。“两片大陆”，即数学和物理学，通过泰勒斯和伽利略向科学认识开放。而马克思将开启“第三片大陆，即历史大陆”。正如阿尔都塞更喜欢切断而非断裂一样，他更喜欢大陆而不是区域，因为大陆的这种隐喻突出了一种切断的观念，而区域的隐喻却没有。

这种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多元性，似乎与科学的多样的，不可缩减的复数性特征相一致。统一，或对统一的寻求，将是一种在错误意义上本质的“哲学”特征，而正如英美圈的作者常说得那样，科学总是“不统一”的。

而这正是康吉莱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他将孔德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置，而前者对各种科学分类中的“不可还原性”极为敏锐。与科学哲学相反，康吉莱姆的认识论因其自身乃是一项区域性的研究而感到自豪。科学哲学“以知识的统一为目标”，“尽管不是没有危险，但它可以将自己扩展为一种认识理论”。



Louis Pierre Althusser

理性的历史和地理

由这些作者所发展的新认识论使得他们对理性的生成展开了反思，而理性只能通过科学来认识。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则倾向于使理性的形式依赖于历史或“地理”条件。因此，巴什拉解释说，由于“理性必须服从科学”，它必须遵循那些“辩证法”——“那种认为理性是绝对和不变的理性的传统教条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过时的哲学”。巴什拉提出的新理性主义或“超理性主义”（surrationalisme）仍旧有待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论争对于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philosophie）来说显得非常陈旧。

福柯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参与到这种论争之中——“扮演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阵营中任意一种无聊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关于理性的历史性的教诲，并承认他“受益于”巴什拉关于“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的观念。这是一个“确定理性的形式的问题。这种形式被表现为主导形式，并被赋予了理性的地位，以便使其作为合理性（rationalité）工作的可能形式之一出现”。

福柯拒绝了“在对理性的和合理性的历史的进行任何批判或者批判性质疑时经常出现的那种威吓”（译注：指要么接受理性，要么陷入非理性），他认为我们可以考察“合理性的偶然历史”，正如我们可以进行“对合理性的理性批判”(critique rationnelle de la rationalité)。

如果说，福柯多次回到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运动？”（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向理性提出“它的历史和地理，它的直接过去和它的行使条件，它的时刻，它的地点和它的现在性（actualité）”的问题——合理性虽然总是宣称自己是普遍的，却也知道自身在历史上被决定的各种形式。

同样，理性也是由其应用领域所决定的。因此，康吉莱姆将“传统的法国理性主义”，即基于数学科学的“清晰观念”的理性主义，与植根于生物学的“生机理性主义”区分开来，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定义：“如果说，理性与其说是一种把握包含于事物或精神的实在之中的本质关系的统觉能力（pouvoir d’aperception），不如说是一种在生命经验之中建立规范性关系的制度化能力（pouvoir d'institution），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说，我们也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认同巴什拉先生在《水与梦》（L'eau et les rêves）中的优美公式：‘理性主义者？那是我们努力想成为的人……’”。

在1947年的“关于生物哲学的笔记”（Note sur la philosophie biologique）里，康吉莱姆就已经在对同时代生物哲学的批评中，唤起了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在我们看来，对某些哲学态度的剧烈谴责是与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相关，而非与理性的普遍性相关”。

在福柯看来，这种理性的空间化也使得我们可以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起更清晰的联系。“只要当我们可以用区域、领域、植入（implantation）、位移、转移这些术语来分析知识，我们就能掌握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发挥功能，并继续其效果的过程”。正是围绕着这种空间表现，福柯著名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联系被编织出来了。

从真理到诸规范

福柯并未停留在对理性的历史性的简单考察。因此，他多次强调，阅读尼采让他知道了“光是书写合理性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书写真理的历史”。因此，福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相较于去问说一种科学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使它更接近真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说，真理所包含的话语、知识与真理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是不是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历史”？《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提出的正是关于“求真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的历史的轮廓。

对真理的类似质询也出现在康吉莱姆这里。他是一位“无证尼采主义者”（nietzschéen sans cartes）。在他看来，科学真理不反映任何客观性，而是科学陈述/命题（énoncé）本身的历史及其一连串的修正。“科学的真言性（véridicité）或说真话（dire-le-vrai）并不在于忠实地在生产某一从最初就被刻在物或知性中的真理。真，乃是科学言说（dire scientifique）中被说出来的（le dit）。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真呢？“靠的是其原先从未被说出来过”这一观念，导致康吉莱姆将真理定义为一次决断、一个事件。“在数学之前——在构成数学的一连串的发明和决断之前，不可能有数学的定义”。这不仅适用于数学，也适用于科学史的其他领域。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康吉莱姆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科学判断都是一个事件”。

因此，康吉莱姆只在科学话语的历史中提出真理的问题。“一种科学是由它的批判性修正所规范的话语”，而真“不是一个在前面的-位置/命题（pro-position），而是一个规范性的预先-作为基础的-位置/前提（pré-sup-position）”。科学史对过往的陈述/命题总是不断表示质疑，并对其话语进行不断重组。可以肯定的是，康吉莱姆的这种科学史概念只能从他的生物（le vivant）概念中来理解，而他的生物概念则是由其规范性特征所定义的。

在他的经典作品《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康吉莱姆解释到，“生命实际上是一种规范性活动”，它“建立了规范”。就科学是人类这一生物（le vivant humain）的表达而言，它们也具有这种规范性能力的特征。科学史就其本身而言是规范性的，就像生命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样。

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在生命之中扎根发芽，对人类意识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规范性将无法解释”。当他借用生物学术语“形成/发育”（formation）和“变形/畸变”（déformation）将科学史定义为“科学概念的形成、变形和更正的历史”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生物学在康吉莱姆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但在将科学与真理视作同一的同时，康吉莱姆与尼采一样，也认为科学是诸如艺术或道德等等其他人类这一“生物的活动”中的一种，“在哲学判断方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特权”。在他最具尼采风格的文章“论科学与反科学”（De la science et de la contre-science）中，康吉莱姆指出，存在着“来自于科学的选择以外的选择可能性”。科学并不具有必然性的特征：“矛盾律并不强制导致科学的构成”。

因此，他得出结论，就像美或善一样，真理是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一个“比真理更一般的术语”，而且，“真理并不是人类可以拥抱的唯一价值”。康吉莱姆在这里明确提到了尼采和他的“真理的价值论偏见理论（théorie du parti pris axiologique pour la vérité）”，尼采“从未停止过将真理作为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在这些问题上，康吉莱姆似乎还受到了尼采的另一位细心的读者，马克斯·韦伯及其关于“价值多神论”（polythéisme des valeurs）的评论的启发。

这种认为科学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的观念促使康吉莱姆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意味的公式，例如“不存在哲学上的真理”，因为“真理的价值明确只能适用于于科学认识”。或者肯定说，“‘真认识’（connaissance vraie）”、‘科学认识’（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或者‘科学和真理’都只是一些冗词（pléo­nasme）”。

面对他的哲学家读者们的讶异，康吉莱姆自我解释并说明，只有科学真理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哲学是一个没有其有效范围的游戏”，并不是认为哲学没有对象。哲学的功能是在各种价值之间，在科学、美学、道德或政治这些价值之间进行仲裁。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在哲学这里，科学的真理与其他价值（如美学价值或伦理价值）相互对抗。

“哲学价值”是“一种观念，一种整体的观念。在其中每一种价值都会相对于其他价值处于各自的位置”。但康吉莱姆的结论是：“以上……也许说得不是很清楚”。在康吉莱姆看来，巴什拉文本中“合理性意识”和“诗人的创造性意识”是否共存并不清楚：巴什拉仍然“对这种成功的配置（économie de cette réus­site）保持着完全谨慎”。

同时，康吉莱姆拒绝了可以从他对“真”的定义中得出的相对主义后果。在他看来，一种规范性话语、一种科学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话语之间是有区别的。正是这一规范问题将康吉莱姆的认识论与福柯或库恩的认识论相互区分开来。

康吉莱姆在他对《词与物》的评论中指出，“在今天，没有一种哲学比福柯哲学更不具备规范性”：“就理论知识而言，是否有可能只在其概念的特殊性中，而不参考某些规范来思考它呢”？同样，康吉莱姆批判库恩忽视了“哲学批判”的概念，并只停留在了“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尽管库恩使用了“正常科学”（science normale）一词，但他却忽视了“各种特殊的科学合理性”。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