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五）

然而，在相对主义这个问题上，康吉莱姆似乎也可以受到与福柯相同的批评。当英美圈的读者攻击福柯的相对主义时，他们积累了一定量的，可以用于针对整个法国科学认识论的反对意见。但是，反过来说，当其他评论家为在“理性的”意义上解释福柯这一观念进行辩护时，他们同时也在“拯救”历史认识论。

根据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或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说法，福柯是一名“相对主义者”，而且在普特南看来，福柯更具危险性，因为他是精巧而有文化的。而在罗蒂看来，福柯是一名“极端相对主义者”，一名尼采主义者，他想“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对大写真理的统一性的直观”，“对他而言，真理隶属于权力”。

最后，查尔斯·泰勒（Charlers Taylor）认为，福柯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禁止任何解放行动，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实践后果：“因此，以‘真理’为名的解放，只有通过用另一种权力制度取代这种权力制度来实现”。同样，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把法国科学认识论者看作是理性毁灭的使徒：“在其最激进的版本中，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可以支持逻辑学的多元论：每一种科学，或者如阿尔都塞所言，每一片科学‘大陆’，或者像福柯那样说，每一种认识型（épistémè），都有其各自的逻辑法则与推理规则”。

然而，我们也有可能以某种具有可信度的方式支持另一种观点。我们可以和加里·古廷一样，认为福柯的考古学“不是摧毁了所有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要求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工具”，而是留下了“客观真理的实质性内核”。福柯的怀疑论只涉及那些他认为“可疑”的科学。福柯承认，“如果我们向理论物理学或有机化学这样的科学提出它们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我们是不是提出了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甚至不需要被视作问题。医学本身“确实拥有比精神病学有更强的科学结构”，反对那种“禁止围绕个人产生科学话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律法”，甚至还提供了一种个体科学（science de l’individuel）的模板。因此，福柯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科学史家，而不再是一个“极端的先知”。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这当然是一种“语义通缩式（déflationniste）的解释”，但它至少很适合解释福柯早期的“考古学”工作。

在这方面，他最好的作品《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尤其如此——该书明确内在于历史认识论的法国传统之中，并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作《正常与病理》的一种历史补充（au Normal et au pathologique）。（译注：斜体的书名很明显是康吉莱姆《正常与病理》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其定冠词le与介词à缩合后变成了au，所以变成了auNormal et au pathologique，但并未感觉这种表达有何深意。）

同样，伊安·哈金也提出了一种合理解释。他在福柯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对康德问题的历史性重提：福柯的考古学是“历史化的康德，但是以巴什拉而非黑格尔的方式历史化的”。这无疑是“历史先天”（a priori historique）这一矛盾且诡秘的概念的含义。福柯解释道，考古学分析是“一项努力探索认识与理论是何以成为可能的研究……在哪种历史先天的基础上，在哪些实证性的要素中，各种观念得以显现、科学得以构成、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理性得以形成，以便它们很快就解决和消失”。

伊安·哈金本人则延续了福柯后来的“谱系学”研究——他解释说，人类科学的各种门类具有“塑造人”（façonner les gens /making up people）、改变现实的效果，因此它们是一些直接有效的科学（science directement effi­cace）。然而，与此同时，伊安·哈金还解释说，这些“知识”并没有被还原为“权力”：通过他对“记忆政治”（mémoro-politique/ mémoro-politics）研究，伊安·哈金旨在证明“生命政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认识既是、也不是一种权力”。因此，我们无疑是可能利用法国科学认识论的工具来书写一部并不必然导向相对主义的概念史的。



Michel Foucault at Vaugirard Apartment，

Bruce Jackson©，1975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三人的科学哲学尽管具有风格上的共同性，但互相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着重反思的是不同的科学。巴什拉的断裂和障碍的认识论与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相关。非欧几何、相对论和量子革命在现代科学与过去的科学还有常识的表述之间，引入了真正的断裂（césure，译注：诗歌的顿挫）。巴什拉并不掩饰他受到“一种典范科学的历史，即数学的历史”的启发。他的理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数学理性主义。

而在生物科学史，也就是康吉莱姆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则很难找到“一些与相对论物理学或量子力学那样具有同等级革命性效果的概念断裂”，甚至可能连达尔文主义都不具有这种意义。而在他更加关注的医学科学史中，康吉莱姆注意到了科学与技术的交织，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乃至伦理问题之间联系。他的理性主义以规范问题为中心，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生机理性主义”。

最后，福柯从未宣称过自己是要处理人类科学以外的东西。而这些学科还尚未“跨过形式化的门槛”，并且对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产生反馈效果，甚至还会对这些对象起到构成效果。

这三位思想家的例子让我们想到，每一种科学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推理（raisonnement）风格，而且还诱发了某种科学哲学的风格。



注  释

见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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