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怎样记忆（三）

皮卡身居要职，在学界也享有名望，在20 世纪 30 年代才出版的伽罗瓦著作单行本中发挥着指南作用的皮卡序言及其中蕴含的明晰数学详论和个人思想给予 20 世纪初的这部作品以相当高的权威性。

1897 年后，数学家对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天才的伽罗瓦进行了系统化地描述，这成了延续到 20 世纪初期法国学者专门研究的基本问题和较为普遍问题中的一个谱系元素。除了伽罗瓦的学术遗产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关注之外，和高等师范学院联系甚密的法国数学家也因这本书而享有伽罗瓦“思想”记忆的某种垄断。

与具体阐释伽罗瓦思想同时进行的是保罗·迪皮伊为庆典而编写的传记使百年校庆促进了对伽罗瓦的记忆在师范学校的“再本土化” （relocalisation）。在这篇文章中，有关伽罗瓦个性的回忆，同李和皮卡所编写的有关伽罗瓦著作的回忆在篇幅上形成了完美对称。发表在《高等师范学院科学家年鉴》的这篇传记由这次百年校庆的发起者撰写，他们还把伽罗瓦铭刻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历史中，因为传记的作者希望广大读者了解到它，而专门刊物收录它只会吸引科学家的注意。正如李试图在自己的数学研究与伽罗瓦的研究成果之间建立联系那样，迪皮伊也希望在自己对师范学校的看法和伽罗瓦对师范学校的看法之间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前身——古老的预科学校（1826—1830）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卑微苍白的复制品”。因此，伽罗瓦被开除突显了严酷体制中的固有危险，突显了依附于政治势力的机构中固有的危害，两者都有悖于学校总管保罗·迪皮伊管理的自由原则。

另外，李是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来撰写的，而迪皮伊则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执笔的。这篇传记是以纪念活动为背景而创作的，但它并未被视为颂词或缺乏历史客观性的作品。历史学教授迪皮伊恪守着当时的戒律（Langlois and Seignobos 1898）。他提供了引用资料来源的索引，强调读者有必要查阅他所阅读的文献，并把其中一些文献附在他的文章之后。虽然迪皮伊的方法具有显著的历史特征，但他只是从一个历史视角来研究伽罗瓦的。他一门心思地对索弗斯·李的研究进行补充，事实上却忽视了与正统数学相关的一切内容及伽罗瓦与当时的学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偏见给人这样的印象：伽罗瓦一直是个被孤立的人物，在与数学规范和学科实践者相关的领域内被边缘化了，而强调了他与共和主义和“浪漫”天性之间的联系。虽然迪皮伊遵守着历史写作规范，但他的选择受到了数学家所持有的回忆传统和他自身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中一员之间的竞争性记忆传统的影响。这些选择导致了另一种伽罗瓦形象再现系统的出现——一种专注于他在政治参与而非数学方面的再现系统。此外，刘维尔从伽罗瓦被挥霍掉的才能方面入手来描绘这种政治参与，而迪皮伊则从他的政治罪行入手来撰写传记并赋予它们意义。伽罗瓦不再是把时间花在玩政治上的一名数学家，而是一位颇具数学天赋的共和党积极分子。

因此，高等师范学校的百年校庆活动为一种新型伽罗瓦集体记忆奠定了基础，还为其提供了专门的地域寄托。根据这些数学家群体的观点，这种再加工可以让他们在更广泛的阐释性背景中定位伽罗瓦的成果，特别是，它与数学现代性的某种形式之间有联系（其中，概括性观点与潜在用途的多样性之间有联系）。因此，有关伽罗瓦的记忆成了一种认识论的范畴。与此同时他的生平备受瞩目，尽管他的传记作者已很谨慎地躲避着圣徒传的误区，但是作品没能逃过高等师范学校校史书写中所涉及的问题。他的共和党生涯记忆被重新激活，而且对他的记忆也不再专属于数学家。但是，尽管高等师范学校的百年校庆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但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引起随之而来的伽罗瓦集体记忆的扩张，因为李、皮卡和迪皮伊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主要限于师范学校学生和数学家的圈子。正是通过他们的策略并调动高等师范学校与其他社会圈子的关系，伽罗瓦的宣传者才能把数学家的记忆转变成一种社会记忆。

一种自主的社会记忆的形成

在 1895 年至 1910 年间，致力于重新发现伽罗瓦的那些人推出一种出版战略，每个参与者为把伽罗瓦的记忆延伸到高等师范学校之外都充分借用机构或社会杠杆之力。1903 年迪皮伊的传记再版于《半月手册》，它是由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查尔斯·佩吉主编的一个政治文学刊物（Dupuy1903）。巴黎科学院常任秘书、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数学家伯特兰对这篇传记做了评论，后来成了法国科学界和学术界之间的中介。该评论几乎同时出现在《科学家报》和《数学科学公报》上，前者是巴黎科学院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科学发展而策划推出的一本刊物，后者是面向专家读者群的刊物。1902 年，这篇评论在《学术颂扬》上再版（Bertrand1899/1902）。1906年至 1907 年，朱尔斯·坦纳在《数学科学公报》上首次公开伽罗瓦手稿，又于 1908 年在一本书中再次公开（Ga-lois 1908; J. Tannery1906- 1907）。1909 年，坦纳在巴黎近郊布尔勒雷发表演讲，该演讲后来刊登于《数学家公报》和《科学杂志》（也称《粉红色杂志》，一本流行的科学杂志，针对受过良好教育但不一定是专家的读者群），同年，伽罗瓦故居上悬挂了一块匾牌。后来，这篇演讲稿被收入 1912 年出版的遗作集《科学与哲学》（J. Tannery1909, 1912）。其他不太知名的历史传记资料也表明数学家和广大公众之间、信件与科学之间、与高等师范学校有交情的各类社会群体之间曾建立过一种对话，所有这些都成了伽罗瓦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欧内斯特·拉维斯编辑的著作《从四世纪到当代通史》第 10 卷的章节中（由科学史学家朱尔斯·坦纳和他的兄弟保罗·坦纳共同编写），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作为数学家之一被提及（P. Tannery 1898）。在1908 年，里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德赫玛的论文经由皮卡指导后发表在《本月汇编》期刊上，这本期刊是由曾师从数学家朱尔斯·坦纳的师范大学圣埃米尔·波莱尔创办的一本科学文艺期刊（d’Adhémard 1908）。

无论是从学术性还是纪念性来说，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都不如迪皮伊作品那么严谨，而且都未把圣徒传的笔法视为一种缺点。它们的面世有助于编织伽罗瓦这位有远见卓识的数学天才和传奇的共和党烈士形象的社会记忆。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出版材料，埃瓦里斯特·伽罗瓦才能在 20 世纪初期蜚声法国国内外和数学界。但是伽罗瓦宣传者的成功也标志着他们垄断伽罗瓦记忆的终结：曾经传播伽罗瓦生平和成果的那些人，正在远离最初的核心群体，而且在涉及到伽罗瓦的方面能够采用一种相对自主的话语形式来表达。

这种自主性可以首先从历史文章的作者选取素材的自由度方面来衡量。20 世纪初期的数学期刊和科学史中关于伽罗瓦的绝大多数传记作品都是基于迪皮伊、朱尔斯·坦纳和伯特兰的著作而写成的，但这类出版物的尺度要远远大于学术性和纪念性标准所认可的尺度。事实上，故事情节的选取以及文中所使用的语气，往往会导致科学史学家最近注意到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浮夸渲染（Rothman 1989; Taton 1993）。从这类文本的积累中浮现出一个神话人物，他的名望在数学家的虚构世界中有增无减。伟大的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在 1921 年捕捉到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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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中没有任何情节能比伽罗瓦的生平更让人感动了。伽罗瓦是一位像 1828 年的流星一样消逝的年轻法国人，花了几年狂热的时光致力于最激烈的冥想，于 1831 年死于决斗受伤，时年 21 岁……当一个人看到这颗热情的灵魂消逝得如此之快时，心灵会遭受打击和折磨，只能靠回忆某个夏日夜晚的美丽流星雨来安慰自己……没有任何人的遭遇比他的更悲惨了……（Sarton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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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李和皮卡把注意力放在伽罗瓦的数学方面，而且沿袭伽利略、高斯和维尔斯特拉斯的传统成功地把伽罗瓦改造成“大师”，从此以后，他的著作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种指导（Smith 1905）。例如，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德语原版《数学百科全书》中多次提到伽罗瓦，这证明伽罗瓦的著作被收入数学家的殿堂是基于其著作内容的丰富性（《数学百科全书》分两个部分，算术与代数学，1898—1904）。20 即便如此，某些作家仍拒绝承认伽罗瓦对当代数学研究有最重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的数学家，如吉·伯恩斯和乔治·阿米蒂奇·米勒，他们熟悉李和皮卡撰写的那些文章，并声明伽罗瓦的贡献仅在于为群增加了一种数学意义，而在他们看来，群是由柯西发明的（Burns1913; Miller1910）。对待伽罗瓦的不同态度上升到更为广泛的认识论上的分歧。事实上，李和皮卡归结为伽罗瓦思想的普遍性方面是与其潜在用途的多样性紧密相连的，而伯恩斯和米勒对普遍性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所强调的群论的价值完全是理论上的和抽象的（Miller1900）。因此，有关伽罗瓦的记忆是以数学领域内和认识论方面的争论为背景的，这些争论关乎任何一种新的群论研究方向，关乎归因的意义是否恰当，而且更笼统地说，关系到一组数学研究成果在成形之前是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理论”（Corry 1996; Ferreiros1999）。在这种背景下，伽罗瓦研究的后继者与伽罗瓦著作的本质内容无关，而与由不同数学家群体所采取的重现形式及其传播其观念的能力有关。

按照这样的逻辑，伽罗瓦的法国宣传者会觉得他们占优势。事实上，李和皮卡编写的有关伽罗瓦数学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独立于学科之外的：第一篇文章所发表的刊物并不是针对专家读者的；另一本则是从其序言的地位中获益的，是从根本上把这种遗产赠给了它所介绍的作品。因此，它们为伽罗瓦的著作提供了一种阐释性框架，是本身就很容易因非数学家群体的阐释而受到影响的一种网格状系统。因而，李和皮卡所传达的认识论说辞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关联空间来论述，因为它与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主题相关，并且能够影响到各种各样的代言人。另外，对伽罗瓦记忆的再加工也得益于 20 世纪早期巴黎知识分子圈的环境，在这个圈子内，和高等师范学校内同步进行的培训和对科技进步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圈子，如哲学家布特鲁、数学家庞加莱以及数学家朱尔斯·坦纳 （Castelli Gattinara 2001; Nye 1979; Rollet1999）。因 1901 年法国哲学学会的成立而被制度化的这些纽带，被改造成一种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当前科学思想和合理性的常见哲学方法（Brenner 2003;Heinzmann 2006）。这个圈子的存在及其所应对的问题在用认识论术语传播伽罗瓦记忆方面有尤为重大的影响力。

因此，20 世纪初伽罗瓦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杂志上，该杂志主要以莱昂·库蒂拉和马克西米利安·温特、皮埃尔·布特鲁以及莱昂·布伦斯维克撰写的文章为主要特色，此外，它还出版过由圈内人士编写的两本著作《数学的哲学阶段》和《数学家的科学思想》，它们将成为从认识论方面来了解数学的参考标准（Boutroux1920; Brunschvicg 1912; Couturat 1898; d’Adhémard 1900;Winter 1908, 1910）。所有这些文本采用了相同的重现系统：伽罗瓦作为现代数学的奠基人占有一席之地。但 20 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伽罗瓦记忆的再加工远远超出了对原始文本的研究。一方面，具体阐释伽罗瓦的思想涉及把它们放在哲学家们自己所捍卫的立场上。因此库蒂拉和温特坚持探寻伽罗瓦“感知各种思维过程之间的类比”的能力，以及为了“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而“充分地阐明这种机制……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的能力。这符合当代的进步理念和学科间的对话。同样，布特鲁和布伦斯维克让伽罗瓦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利用他的著作来为他们的直觉主义立场辩护（Largeault 1993, pp.37- 66）。另一方面，基于李和皮卡等人对伽罗瓦思想所作的阐述及基于坦纳近期发表的关于伽罗瓦的作品所作的这些阐释，塑造了一个数学哲学家形象，一个现代版的帕斯卡或笛卡尔。他是哲学家可以在作品中合法援引的一位作者，是现代数学发展的启蒙者。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再加工符合作者的心理和利益，因此，它为伽罗瓦记忆开辟了一片新的空间。1909 年，为了回应德赫玛为伽罗瓦撰写的一篇传记，《综合期刊》发表了亚伯·雷伊的一篇颇具洞察力的文章，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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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哲学结论……谈及近年来因科学阐释而引发的种种辩论；结论表明伽罗瓦的精神占据着直觉和逻辑之间的一个折中位置，作者认为这似乎是该问题的定论（Rey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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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哲学已成为研究伽罗瓦这个人物的一种合理方法，也是解决他与数学学科之间现存关系意义及更根本问题的合理方法。因此，像数学家一样，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伽罗瓦记忆因其现代性及伽罗瓦对它所发挥的作用而著称于 20 世纪初期的知识界。

最后，与 19 世纪末它的发起者相比，伽罗瓦社会记忆的这种自主性体现在没有把数学作为阐释的主题。伽罗瓦的形象开始同一些与科学毫不相干的价值和符号联系在一起。

尽管迪皮伊和坦纳难免会对伽罗瓦的政治献身产生同情，因为两人都是德雷福斯的护卫者，而且与卢西恩·赫尔和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他们在著作中串通一气。充其量，迪皮伊的传记中有一处关于皮埃尔·勒鲁的注释表明他同伽罗瓦一样曾加入过“人民之友”。事实上，广大民众对勒鲁一无所知，但是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当权时乐意追认他为一名先驱。迪皮伊提到伽罗瓦只表明了自己在精神上与 1830 年共和党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鸣（Fourni ère 1901, pp.170- 172,192）。但是迪皮伊的读者不会对这种政治层面的意涵视而不见，这一点有助于重新激活对伽罗瓦共和党身份的记忆。激进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方斯·奥拉尔声称这篇传记是“对共和思想历史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献”，能够让读者“准确了解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思想状态”（Aulard 1897,pp.86- 87）。

同样，通常会发表不同题材类型文章的《半月手册》再版了该传记，这说明查尔斯·佩吉读过这篇文章后对伽罗瓦产生了兴趣。(《半月手册》从一开始就宣称它的德雷福斯风致。佩吉最终让自己远离这种潮流，但该刊保留社会主义者的视角（Leroy 1975, pp.17- 30）。)事实上，佩吉并没有把伽罗瓦作为数学家看待，而是把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价值观与思想的捍卫者。1911 年，佩吉曾批评拉维斯领导下的高等师范学校，并拿它和自己学生时代那“洋溢着最高尚的法国传统、共和传统、自由和革命传统”的学校进行对比，把它形容为“心灵的归属地、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家园” （Péguy1969, p.230）。

最终，伽罗瓦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占了一席之地。从两个作品的对比来看，两者的灵感无疑都来自于坦纳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纪念性演讲，阐明了曾脱离作品历史背景的伽罗瓦社会记忆的主要特点。首先是本文开篇提到的维克多·塞加朗的文章（Segalen1906）。塞加朗在伽罗瓦和兰波之间所进行的平行对比是基于双重人格、早熟和对现行秩序的反叛上的，没有引起数学和政治方面的回忆。因此，埃瓦里斯特·伽罗瓦只有经过重塑，抹去其特有的性格特征才能符合一种文学原型。第二个文本是阿兰在 1909 年发表的《前言》（一篇简介）。(编者注引用阿兰的一封信，信中称他已从《粉红色杂志》（《科学杂志》为人熟知的昵称）中了解到伽罗瓦的情况。)文章第一段中简述了伽罗瓦的数学，随后这位哲学家总结说：“……这差不多是我能说出的全部内容了。但我还是把他的传记留给善于描绘说教形象的道德学家和杜撰者吧。”（Chartier1909, 1994, pp.295- 296）

阿兰更对这位年轻数学家的个性以及有关他的各种不同描述感兴趣（而非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他的《前言》的剩余内容贯穿了伽罗瓦的一些生平事迹：寄发给科学院的论文、未能进入巴黎理工学院的挫折、被预科学校开除、投身共和事业、监禁岁月的状况以及最后决斗前一晚的状态。阿兰从伽罗瓦之死中提炼出故事的道德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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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前，他夜以继日，修改有关方程式的伟大著作。看来，他遇到了一个杀手，因而不得不死。这段时间内他的脑中思索着什么样的景观呢？来不及用笔写下，它只是海上一闪而逝的亮光。但它的光芒照亮的不只是一艘三桅帆船，或一只失事船只。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我往往觉得在某些时候人们只是在思考自己想到什么，想追求什么，而没有时间拿起笔。监狱、酒精和女人，这些始终可取可用。监狱，时常让人安逸。舆论和习惯的禁锢、稀释的酒精、阿谀奉承、男婚女嫁、功成名就、尔虞我诈、工资待遇、首饰配饰、言谈话语、冤枉和舆论都是沉重的负担，有多种因素可以导致一个人在 21 岁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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