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与逻辑（问题）三

据我的多年观察和感受，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思维里没有：同一律，因果律，矛盾律。

后来我读到何祚庥这篇短文，瞬间完全认同。中国思想传统里没有［演绎法］，也没有［归纳法］。

何祚庥：《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配文：三个故事，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何祚庥

　　竺可桢先生在1920年发表《二童争日解》，认为中国学者观察自然界现象的方法，专恃演绎逻辑，此中国学者方法之误，所以无科学之发明也。他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话说：“中国之贫弱，由于科学之不发达，而科学之不发达，则由于缺少归纳哲学。”

　　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高度关注逻辑推演。为什么中国没有理论物理学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出现？因为中国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推演学。中国古代对事物的描述多是采用比喻，而不是逻辑推演。

　　竺、杨两位先生的观点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杨老先生认为古代到近代的中国缺少科学的演绎法，而竺老先生则认为缺少科学的归纳法。

最近彭桓武先生谈科学研究与创新，讲了爱因斯坦的两段话：

　　“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

　　爱因斯坦的两段话好像是冲突的。但彭先生认为这两段话非常深刻，两段话是互补的。前段话强调了理论对经验的依赖，后面一段话说单从经验进行归纳是不够的，还要构造理论。这就是说，有了归纳法不够，有了演绎法也不够，要把归纳与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够，这才是完整的科学。

　　如果从这些前辈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科学归纳法没有，演绎法也没有，两个方法辩证的综合方法也没有。这应该能说明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发展。

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带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邓正来晚年就是反对这个派别，建立［生存性智慧］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的思想传统的缺点，绝对非常严重，极端拒斥本体论。上面说的那些缺失，我在现实生活中体会至深。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众所周知，“逻各斯”（Logos）是西方哲学（甚或整个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由它出发而发展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修辞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从“逻各斯”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伴随着自伽利略以降的自然科学的兴起，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那种“逻各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作为智慧的“逻各斯”和科学应当说是同义的，其意图在于成为关于整个世界(也包括人的世界)的普遍的知识，亦即理性的知识，从而与广泛流行的“意见”区分开来。然而，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却把这种真正的“逻各斯”精神发展成了具体的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这样一来，西方哲学也由传统的“逻各斯”精神所主导的哲学类型转变成了由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所主导的哲学类型。[8]因此，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都打上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甚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烙印。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实是先行价值判断的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因为它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比如说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并通过前者否定后者。套用德里达的话讲，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而是“某个词语支配另一个词语，并占有决定的地位”。因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粹先于不纯粹，简单先于复杂……这并非形而上学的一面，而是其迫切需要，即是其最稳定、最深刻、最有力的步骤。”[9]显而易见，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带有意识形态前见或偏见，而且也无力探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生存性哲学，特别是中国文化中以“道”（而非“逻各斯”）为核心的哲学。[10]与之相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是“去价值判断”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它将在悬置它们的前提下直面并努力探究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为根本要旨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性的、逻辑性的、明确性的、原则性的，甚或是意识形态性的。因此，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还经由想象而成为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一如前述，“生存性智慧”是一种“默会知识”。所谓“默会”，乃是指“意会”，其所强调的是知道对象的方式（know-how），而不是陈述知道对象的能力（know-that）。正如哈耶克借用赖尔的观点所指出的，“知道如何”存在于根据规则行事的方式之中，而就这些规则而言，人们虽说可能有能力发现它们，但却不用为了遵循它们而必须有能力去陈述它们。[12]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这种“默会知识”还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方式乃是经由个人或群体再生产的方式而达致的。“默会知识”为人们在各种情形中行事提供了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但它却是独立于理性之外，并通过学习和阐释的经验、最基本的是通过那种由诸如中国式家庭教育这类制度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换言之，这种“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主要不是由形式制度储存和传播的，而是隐含于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之中的(informal institutional network of society)，而处于这种网络核心位置的便是人们遵循但并不知道其结果的日常社会行为规则。第二，它是高度个人化的智慧。虽然这种“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隐含于文化传统或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之中，但文化传统或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并不决定个人所拥有的默会知识的具体内容，因为个人拥有的默会知识乃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或者说它是相当依附于“知道者”本人的，因为这种知识所反映的乃是作为一个人经由非正式的家庭教育或口耳相传的方式而习得的智慧所感觉到的他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这种反映显然是极其个殊性的，从而也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传播的或被再生产的。[13]就“生存性智慧”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高度依附于每个个体的一种“默会知识”。因此，“生存性智慧”所探究的基本知识形态不再是传统“知识导向”之研究所注重的那种以确定性、普遍性为根本特征的“技术性知识”，而转向以不确定性、个殊性为特征的“默会知识”或“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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