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的革新（一）

Onto-Cartography：An Ontology of Machines and Media

作者 Levi R. Bryant

Introduction: For a Renewal of Materialism

本书试图为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革新。这不仅是对唯物主义的批评者，同样也是为它的支持者所作的辩护与革新。批判者认为唯物主义是还原的、机械的，认为人类、文化、思想和社会中存在着某种不同于物质的东西。然而，当今威胁最大的或许是唯物主义的捍卫者。在欧陆批判理论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中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他们的立场是”唯物主义的”，但在他们的分析中，物质的物质性却上升并消失了。在这些论述和理论取向中，“唯物主义”一词已经变得如此淡化，以至于它只能代表“历史”和“实践”。诚然，物质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因此也是有历史的，而诸如建造房屋之类的实践也是与物质打交道的。遗憾的是，在当代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在对马克思的高度选择性解读之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话语历史（discursive history），而实践则变成了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历史变成了话语史（history of discourses），变成了我们如何谈论世界、组织社会的规范和法则的历史，而实践则变成了通过符号、表演、叙述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形成主体性的话语实践。当然，这样的社会理论对人文学者来说很方便，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所使用的东西——文本——构成了世界最基本的结构，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所做的和研究的东西是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物质因素，如一个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量、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是否位于阿拉斯加的偏远地区）、通过特定媒介传递信息的速度、每天12小时进行数据录入的效果、人们是否有孩子、旅行产生的垃圾、计算机、家庭供暖方式、道路的布局方式、道路是否存在、特定饮食的形态发生效应，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完全被排除在考虑之外。随着“唯物主义”理论的转向，物质以某种方式完全消失了，我们只剩下语言、文化和话语性。

唯物主义一词变得如此空洞，以至于齐泽克可以写道：“唯物主义意味着我所看到的现实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不是因为它的大部分躲避了我，而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污点，一个盲点，表明我被包含在其中”（Žižek 2006:17）。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命题。物质有什么必要被任何人见证？盲点与物质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里不谈”东西”、”物理性”或物质机构？在捍卫者那里，唯物主义似乎成了一个技术性词汇（terme d’art），与任何物质都没有什么关系。唯物主义的意思很简单，即某些东西是历史的、社会建构的、涉及文化实践的，而且是偶然的。它与发生在恒星心脏的过程、癌症或化石燃料转化为温室气体毫无关系。我们不禁要问，唯物主义中的唯物在哪里？

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归因于知识分子历史脉络的不同——一边是希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的后裔，另一边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家——但不幸的是，这种对唯物主义的逆练，这种对文化和话语的还原，具有非常真实的分析和政治影响。在分析层面上，它产生了使实体机构隐形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马克思——他本人并没有犯今天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的影响，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与事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Marx 1990：165）。马克思是对的。当一个人买一件衬衫时，他不仅仅是在买一件东西，而是在参与整个涉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不知何故——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相反——这一论断变成了“事物并不真实”或“它们只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晶”（Marx 1990：128）的说法。基于批判理论的这一基本模式，批判的姿态变成了证明我们所认为的事物的力量实际上是经济、语言或文化的变相实例。万事万物都成了人类的异化镜像，我们的任务变成了证明我们在事物中发现的东西是我们放置在那里的。谈论事物本身的力量，谈论它们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所产生的超越其地位的效果，成为了天真的最高境界。

这让我们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我们本应是“顽固的唯物主义者”，相信一切都是物质的，理念或概念并不像黑格尔或柏拉图那样决定存在者的存在。我们不是应该颠覆黑格尔吗？颠覆黑格尔不就是要证明观念来自于物质关系，而不是物质的东西来自于观念吗？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化不知何故导致我们将话语性、概念、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文本和意义——理念——视为形成存在的东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我们甚至开始谴责科学和医学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话语性的社会建构（这并不是说这些实践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的批判）。

其分析和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从分析角度看，我们只能理解权力和统治如何运作的一半。历史唯物主义者、批判理论家、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教会我们如何辨别时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通过作为某些意义、符号资本等的载体来强化某些可憎的社会关系。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正如简-班尼特（Jane Bennett）所说，事物也有其力量（see Bennett，2010）。不幸的是，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话语主义转向无法解释地铁旋转门、山脉和洋流等事物如何组织社会关系并延续统治形式，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事物只是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的载体。由于事物已被抹去，因此几乎不可能研究事物在促成社会关系形式方面的功效。整个权力领域都变得无影无踪，结果我们失去了各种战略干预的机会，无法进行解放性变革。促成变革的唯一策略变成了首先揭示我们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某种现象的，然后揭示它是如何具有偶然性的，最后说明它为什么是站不住脚的。拆除“旋转栅栏”作为变革和解放的一种方式的想法甚至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一种奇特的反辩证姿态，不知何故，它未能同时认识到非人类、非符号机构与话语机构一样构建社会关系的方式。

另一方面，从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变体的话语主义的转变，使我们无法解决我们时代的核心政治问题之一：气候变化。要思考气候变化问题，就必须进行生态学思考，而生态学思考则要求我们思考我们是如何嵌入到更广阔的自然世界中的，以及非人类事物是如何拥有自身的力量和效力的。然而，由于我们或明或暗地选择了将事物简化为人类话语活动的载体，我们就不可能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进行理论化，因为我们只有文化这个范畴可以利用。在符号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迷雾中，物质被消解了，化石燃料、污染物、汽车、阳光与地球反照率的相互作用等的真正物理功效也就无处思考了。甚至在人文学科的生态论者中，我们也发现他们更倾向于讨论文学和电影中对环境的描绘，而不是蜜蜂在农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关系系统。

我写这些东西时，带着皈依者的狂热，因为我自己曾经是历史唯物主义阵营的一员。2006年之前，在我还没听说过什么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或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之前，我就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话语主义。我深受齐泽克、拉康、德里达、阿多诺以及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我完全相信社会关系是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符号所带来的差异瓜分了世界，而改变则是通过揭穿这些符号组合来实现的。我读过我的叶姆斯列夫（Hjelmslev）的书。

2006年11月，我从教条式的麻木中解脱出来，只因为玩了一款电脑游戏：模拟城市4（SimCity 4）。这款游戏彻底动摇了我的信念。对那些不太熟悉的人解释下，《模拟城市》是一款模拟游戏，你可以建造和设计一座城市，并看着它成长。不过，如果你从“设计”一词中得出结论，认为你可以完全控制城市的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你可以决定如何划分不同区域（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在哪里铺设道路和电线，在哪里建造工厂和发电厂，是否建造博物馆和体育场馆，等等。但是，城市会自行发展，吸引或不吸引居民，吸引或不吸引企业。如果你的道路布局有误，就会造成交通拥堵，市民会愤怒，你也会失去可以投资其他事物的税收基础。如果把能源工厂建在错误的地方，就会造成污染，市民会生气、生病，并开始离开，因健康问题而无法工作。如果你忘记正确连接和添加电力线，城市的商业和工业区就无法发展，你也无法吸引新人搬入住宅区，因为那里没有工作机会。你可能会选择建造一个体育馆来让市民高兴，但随后他们又会因为税收增加和交通拥堵而生气。除此之外，你还必须定期应对自然灾害。

模拟城市教会我的是，符号、意义、信仰等并不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唯一机构。一个商业区的发展与否，取决于发电厂提供给该区的能源量，这并不是一种符号或文化差异。垃圾、燃煤发电厂和工业废料产生的污染是否会导致人们死亡或搬迁，这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差异。人们是否因为对交通拥堵感到愤怒而投票让你下台，也不是符号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存在着社会关系，因为是人们生产了所有这些东西，也是人们涌入这座城市、搬离或投票让你下台，但问题是，在这些情况下，城市的形式并不是符号、文本、信仰或叙述的结果。它是道路、电线、污染等真实属性的结果。

虽然听起来平凡可笑，但我还是被这种遭遇吓了一跳。我关于社会关系、权力和统治的全部理论都受到了威胁。尽管我是通过电脑游戏这种表面上看似非物质的东西——在这个词汇的两种意义上都是如此——进行中介的，但我还是接触到了真正的物质性，接触到了有形的东西，接触到了事物，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这颗种子，最终引领我进入了客体导向本体论，写出了《客体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Objects）（Bryant，2011），并提出了本体绘图学（onto-cartography）的概念。我在下文中捍卫的唯物主义是毫不掩饰的天真。我并不试图确定物质本身可能是什么。一方面，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因为使用概念的哲学不具备回答此类问题的工具。这个问题最好留给物理和化学去解决，如果历史有任何指示性作用的话，每当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提供物质本质的概念时，他们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物质是事物的一种类型。相反，一切似乎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物质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同样，我也不试图解决诸如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关系之类的深奥问题。我认为，这些抽象概念会导致我们忽视物质，将其转化为一种概念，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事物。

相反，我所说的“物质”指的是“东西”和“事物”。我认为，世界完全是由“东西”构成的，而“东西”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甚至思想和概念也有其物质性。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未决问题。它可能是各种形式的能量、弦、基本粒子等等。我把我的假设描述为毫不掩饰的天真，只是想说，世界是由树木、岩石、行星、恒星、袋熊和汽车等物理事物组成的，思想和概念只存在于大脑、纸张和计算机数据库中，思想只能通过光缆、烟雾信号、富含氧气的大气等物理媒介传播。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过为什么我认为唯一连贯的本体论是承认离散的、突现的实体存在的本体论（see Bryant，2011：Chapter 1），因此我不会在这里重述这些论证。以下内容的前提是，世界是由存在于各种不同规模层次的单位或个体实体组成的，而这些实体本身又是由其他实体组成的。我称这些实体为“机器”，以强调实体动态运作输入产生输出的方式。

虽然讨论了一些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但下文的主要目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本体绘图学试图分析的是机器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和物理层面——组织社会或生态关系的方式。我之所以说“社会或生态”，是因为本体绘图学认为，社会既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态，又总是与它们所处的自然界建立更广泛的生态关系。“onto-cartography”——其中“onto”，意为“事物”，“cartography”意为“地图”——是我对机器间关系地图的命名，它分析了这些组合体如何组织世界中其他机器的运动、发展，以及如何成为其他机器。换句话说，“本体绘图学”试图解释为什么权力会如此运作，为什么社会组织形式会持续存在并抗拒改变，为什么社会不会因为熵而解体，并制定改变压迫性社会体系的策略。本体绘图学的论点是，社会关系或生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物理和话语机器对居住在集群、世界或生态中的元素施加了引力（我自己对“力量”的术语）。

尽管本体绘图学与地理制图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和主题有重叠之处，但它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绘制地理空间图，而本体绘图学则是绘制机器或实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以及它们如何构建彼此的运动和生成。尽管如此，本体绘图学的确认为地理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因为它是社会理论中最不将世界和社会关系非物质化的分支，避免了将社会生态转化为话语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地理学认识到社会关系总是以特定空间或地点的方式嵌入其中，交流/传播需要时间以及媒介的辅助，物质世界的地理特征对社会关系的形式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和政治哲学需要更加地理化。

虽然本体绘图学对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将社会关系归结为话语或符号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它并不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当这些理论的范围得到适当澄清时，它们就是错误的或虚假的。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哲学的失败很少是由于推理不当或完全错误，而是“......哲学的主要错误在于言过其实”（Whitehead 1978:7）。批判理论的共同论点是，话语性以各种方式促进了现实的结构化，这一论点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被夸大了。有鉴于此，在下文中，我试图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框架，以整合批判理论的发现，同时也为非还原性地说明实体媒体在社会关系结构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留出空间。

尽管本体绘图学的目的是政治和伦理性质的，但我并不在下文中倡导任何特定的伦理或政治范式。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元政治学和元伦理学作品。它并不规定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倡导什么伦理，而是试图勾勒出思考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本体论框架。最近，亚当-米勒（Adam Miller）提出了“移植”（porting）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理论化（Miller 2013:4–5）。在计算机程序设计中，移植包括对程序进行再加工，使其能够在其它软件环境中运行。我希望各种政治预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对威权和权力的批判、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对本质的解构主义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性恋理论对异性恋正统主义的批判、生态学对环境实践的批判、后人类主义对人类例外论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种族主义的批判，等等——都可以卓有成效地移植到onto-cartography的框架中，帮助发展新的探究途径和政治实践，揭示其他理论框架中的盲点，并帮助使某些概念和主张更加精确和严谨。本体绘图学的目的不是要关闭探究方式，而是要扩大我们干预世界以产生变化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并制定策略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压迫。

Chapter Outline

第1章认为世界完全是由机器构成的，并大致概述了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机器（话语机器、物理机器、有机机器、技术机器和无机机器）。在这里，我试图回应“世界完全由机器组成”这一说法可能引发的批评，并提出了一种后人类媒介生态学，在这种生态学中，媒介被理解为任何有助于另一个实体成为实体的实体，它提供并限制了与世界上其他实体进行移动和互动的可能性。第2章阐述了机器的一般本体论。我认为，应该从机器运作的角度来理解机器，机器可以转换流经机器的输入，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输出。就机器在流动中运行而言，它们应被理解为“跨实体”（trans-corporeal）的，或通过从其他实体接收的信息流、物质流和材料流，与其他机器互动关联。在第3章中，我认为我们必须运用“外在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来理解机器是如何与其周围世界的其他实体相互作用的。正如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所阐述的（see Bogost 2012），外在现象学的目的是观察一个实体如何观察或与周围世界互动。最后，第4章指出，机器是其他机器的装配，并认为每台机器都面临着熵或潜在解体的问题。我认为，为了让机器能够跨时间持续存在，它们必须参与每一个实体的运作，从而维持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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