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之彩（二）

我们能否符合时代背景地认为洛夫克拉夫特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呢？他有没有担心过，我们划分世界的方式或许过于狭隘？有证据支持肯定的回答。桑塔亚纳的著作中就提到过，存在不同的归纳推理模式，以及基于不同范畴的动物信仰：“环境决定了直觉诞生的场合，心灵（psyche）——每个动物继承下来的组织架构——决定直觉的形式，而远古时期地球上的生存环境则无疑决定了哪些心灵应该崛起并繁荣；说不定有许多人类无法想象的直觉形式在向其他动物的心灵表达自然的事实与节奏”（桑塔亚纳，第88页）。于桑塔亚纳而言，不仅各类动物的意识可能与我们的意识有着天壤之别，就连这些动物回应着的“自然的节奏”本身也可能如此。

这一观点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信中得到了进一步刻画：“就连猫的世界都和我们的世界非常不同，而甲虫的世界则与两者都大相径庭。外星生物的世界——尤其是位于另一个星系中的那些——更是与我们能够想象的一切都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可能很难识别除时间、空间、变化等基本概念之外的任何属性。”[18]再进一步，如果这些外星属性甚至是类律的，其本质上的运作原理却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那又会怎样呢？

洛夫克拉夫特在《星之彩》中就设想了这样一种属性。教授们在陨石里发现了一个球状物，它的“颜色与陨石的奇特光谱中的某些条带相似，几乎无法形容；实际上他们只有通过类比才能勉强称其为颜色”（《星之彩》，第175至176页）。除开与陨石的相似性，我们也能以类似的方式描述古德曼的格鲁色。然而陨石的颜色在“外界的法则”中发挥了作用（第176页）。

从一开始，叙事者就对语言与世界、我们的概念与大自然的关节是否匹配耿耿于怀。“‘炸坏的荒地’这个称呼在我看来非常奇怪且戏剧化，”他抱怨道，暗指《麦克白》中的典故。但等他到了荒地，他又承认“其他称呼都不适合这么个地方，其他地方也都不适合这么个称呼”（《星之彩》，第171页）。在故事的前三页里，“炸坏的荒地”和“奇怪的日子”各出现了六次。其效果类似于语义饱和，因为不断重复的词语最终听起来就像无意义的噪音；熟悉的事物逐渐变得陌生。

同样奇怪的是叙事者的措辞；即使考虑到洛夫克拉夫特沉闷的行文风格，它也显得反常。这是某人艰难地试图将一个难以驾驭的世界套进晦涩范畴时所用的语言——对他来说，约定俗成的表达不再适用。陨石被“嫁予（dower）”了外物；“dower”指嫁妆，也指丈夫死后留给寡妇的财产。春天长出的颜色奇异的草是“虎耳草（saxifrage）”，源自拉丁语中的“saxum”（岩石）和“frangere”（打破）（《星之彩》，第176页）。“除了绿草和树叶，完全找不到健康的颜色；到处都是某种不属于地球的病态色调狂乱（hectic）、光彩夺目的变体”（第180页）。“hexis”在希腊语中意为“习惯”，对休谟来说是归纳推理的基础；但“hectic”一词不仅可以暗含惯性，还有消耗性——肉体组织的缓慢耗散，热病。它可以用来形容病人身上的潮红。当陨石的光芒离开“那口邪恶至极（nefandous）的井的边缘”（“nefandous”的词根来自拉丁语，字面意思是“不应被提及”），它被“一股上升的风”裹挟着，那“似乎是从星际空间席卷而来的阵阵漆黑、冰冷的（frore）狂风”（第197、196页）。洛夫克拉夫特的词典，即1864年版的《韦氏词典》，引用了《失乐园》中的一句话：“那灼人的空气/冰寒（frore and cold）地燃烧施展着火的效果。”[19]所以“frore”的意思是“冰冻的”，但又让人想起休谟那来自云端的东西，像雪，又像火焰一般灼热。

洛夫克拉夫特的叙事者努力使自己的言辞跟上在纳胡姆的农场上演的事件的宇宙级它者性，而农场中的居民却疯了。精神错乱转化了他们的言语，影射着外来的概念，解析现实的新方法。纳胡姆的妻子首当其冲：“它发生在六月，大约是陨石坠落的周年日。这可怜的女人尖叫着述说空气中那令她无以言表的东西。她的谵语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名词，只有动词和代词”（《星之彩》，第181页）。纳胡姆把妻子关进阁楼，接着就是他的次子萨德斯。随后是默温：“他们在紧锁的门后尖叫的方式非常可怕，尤其是对小默温来说。他总觉得他们在用某种不属于地球的可怕语言说话”（第183页）。用外界法则进行思考就是去追踪那些塑造与我们全然不兼容的另一种心灵的相似性，也因此就是去抛弃原本的心智，即发疯（lose one's mind）。

阿米位于事件的边缘，距离这一切仅一步之遥。他活了下来，尽管“他的思想稍稍受到弯曲（bent）”（《星之彩》，第185页）。（另一个巧合：类似“格鲁”的词项叫做“曲谓词（bent predicates）”。）洛夫克拉夫特的叙述主要涉及阿米的故事——他的所见、所闻、所想——可采取的却是无名叙事者的二手说辞。这位勘测员提醒我们注意这种间接性：“我常常不得不把说话人从漫无边际的讲述中唤回，试图从他仅凭鹦鹉学舌般的模糊记忆重现的教授们的谈话中拼凑出科学要点，亦或填补因他的逻辑与连续性崩溃而产生的空白”（第173页）。整个叙述诡异的连贯性、过度的具体性，以及科学家进行化学试验的繁复技术细节：这些都是事后的重构，并且小说明确地表明它们似是而非。

整篇小说的结构都与此类似。虽然它以与阿米的口头谈话为原本，但在近20页的篇幅中，我们都找不到直接引语。即便等到了引号，对话也不是与叙事者进行的，而是取自阿米和纳胡姆。后者说的话以精确到难以置信的视觉方言（eye dialect）呈现：“没了……没了……这颜色……在烧……又冷又潮但它在烧……它住在井里……我看到过……一种烟……就像去年春天开的花……它来的地方和这儿不一样……之前有个教授这么说过……他说对了……阿米，要小心，那玩意……不止如此……它会把生命吸出来”（《星之彩》，第188至189页）。[20]阿米和纳胡姆的语言不是叙事者的语言；或许除了这些简短的片段，我们读到的都是他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这样的叙事距离表明一种无法直接把握或传达，反而被错位的词项所掩盖的体验。我们像是在读一份从其他语汇或概念体系转译过来的文本。

小说之所以在其语言的渐强中以奇特、紧绷的方式使用自由间接体（free indirect style），是因为叙事者在行不可能之事，试图基于这种并非颜色的“色调对他来说称不上不熟悉”的事实，占据目前被它塑形的阿米的视角（《星之彩》，第191页）。经常有人嘲笑洛夫克拉夫特（有时恰如其分），说他发了浮夸的“形容词炎（adjectivitis）”，但一直到结尾之前，叙事者的行文都相对放松且不动声色。[21]再然后，当调查人员从纳胡姆家的窗口望向某棵树摇曳的枝条时，他们看见“无数微弱而亵渎的光点……巨大、丑恶的一组非自然光，仿佛一群饱食尸骸的萤火虫于饕餮后在遍布诅咒的沼泽地上跳着地狱般的萨拉班德舞”（第193至194页）。从它深埋地底的故乡涌出的颜色是“发亮无形的暴动，那来自井底的谜样毒药陌生而无尺寸的彩虹——在它宇宙的、无法辨认的色性中沸腾、感受、拍打、抓取、闪烁、拉紧、恶毒地冒泡”（第196页）。叙事者疯狂的措辞从内部描述着疯狂的经历。其实他本人使用这些词语毫无意义；他没有道理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如此动情。这一切就好像他的语言风格被阿米的用语污染了，被一种强烈到必须以其主体的内部视角来表达的经验给扭曲了。然而，这些自由间接体写就的咒语又明显不同于阿米可能说出的任何东西。外界的视角既具有传染性，又无法传达，正如那种颜色本身。

叙事者的文字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关键时刻，它们变得和加德纳夫人的疯话一样，“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名词，只有动词和代词。”那些光线离开的时候就是这样，“沸腾、感受、拍打、抓取、闪烁、拉紧、恶毒地冒泡”，不带修饰的动词阵列被仅仅一个副词打乱。纳胡姆死时同样如此，只不过不那么引人注目：“那曾说话的再不能说话了，因为它塌陷得彻底”（《星之彩》，第189页）。

从故事一开始，动词就表现得很奇怪，不断将建筑、风景和植被拟人化。我们在“炸坏的荒地将继续沉眠之处”看见“披着青苔的矮胖小屋永恒地沉思新英格兰的古老秘密”（《星之彩》，第170页）。“杂草与荆棘统治”着山坡（第171页）。在纳胡姆的农场上，黑色的井在“那块从天而降的巨大岩石将自己嵌进地里”的位置附近“张着深深的口”（第173页）。归纳失败的早期迹象包括一些特殊的能动性（agency）形式，彼时动作而不是动词变得异常：“兔子的跳远能力超出了他和他的马的接受范围”；一只土拨鼠的尸体“似乎以无法形容的古怪方式轻微地变了，而它的脸则发展出一种从未在土拨鼠身上见过的表情”（第178页）。

很快，大自然就不只被拟人化了，更被赋予了生命力。“纳胡姆的次子、十五岁的小伙子萨德斯发誓，【那些树】就算没有风也会晃动”（《星之彩》，第179页）；“一团独立的磷光似乎在院子里鬼鬼祟祟地搅动”（第181页）；我们还发现“光秃秃的巨树带着精心准备的恶意对十一月灰蒙蒙的天空张牙舞爪”（第186页）。当调查人员看到农场周围的光时，大自然的活力在另一段烈焰般的自由间接体中达到顶峰：“可在那紧张、神弃的平静中，院落中每一棵树高秃的枝条都在动。它们病态、痉挛似地抽动着，对着被月光照亮的云层癫痫般疯狂撕扯；这有毒空气中的无力抓挠好似与黑色树根下蠕动、挣扎的恐怖之物相接、陌生而无血的一根根连线的抽动所致”（第193页）。

无生命世界中的能动性似乎与归纳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桑塔亚纳明确地将两者联系起来。他通过剖析使我们得以将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归给他物的动物信仰的结构，认为“【表明】世界上的其他活物也有灵、而且它们私下的沟通至少和我一样刻苦、荒唐的源自自然的类比”与接受“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够思考”的泛灵论（animism）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差别：“我无法想象这种普世的灵性或思考能力的特性，因为它的器官或对象与我自己的不同。它的形式无疑与物质存在的形式一样纷繁；只要石头像我一样生活，它就会像我一样思考”（桑塔亚纳，第250页）。在1916年写给克莱科莫洛（Kleicomolo）（包括莱茵哈特·克莱纳（Rheinhart Kleiner）、艾拉·科尔（Ira A. Cole）、莫里斯·莫伊（Maurice W. Moe）和洛夫克拉夫特在内、由其姓氏首字母命名的书信团体）的信中，洛夫克拉夫特预先呼应了桑塔亚纳，也许带着点讥讽：“我们怎么知道叫做‘生命’的原子运动形式是所有形式中最高级的？说不定最具优势的生物——最理性、最像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看不见的气体呢！又或者，它是一团灿烂火红的熔融状星尘。谁能说人有灵魂，而岩石就没有？”[22]

无论洛夫克拉夫特相信些什么，他的想象力都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吸引，即存在着能动性、生命、思想形式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它们可能就在我们周围。休谟的问题教导我们无法决定性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古德曼的谜题则告诉我们，这些生命也许遵从或承认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自然法则。桑塔亚纳和洛夫克拉夫特把这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将陌生心灵现象的可能性与外来物理现象的可能性合二为一。他们共享一种类似罗素的“中性一元论（neutral monism）”的唯物主义：反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性，但对仅有的单一形式的物质及属性之本质持不可知论。[23]终极现实既不是心灵的，也不是物质的，又或者两者皆是；无论如何，其内在实质我们都无法触及。归纳推理可能失效；它或许在某些地方管用，可依赖的说不定是全然陌生的概念；而即便在最成功的时候，它也只能阐明事物间的关联模式，而非现实的本质。

在《星之彩》中，运动（movement）成为了接下来这组概念的转喻。“移动（moving）”可以指产生运动、改变位置或姿势，也可以表示感人、可悲。[24]它能模糊心灵与物质领域间的界限，又或者将其融合。当加德纳夫妇向井内望去，他们被“‘其中移动的（moving）色彩’”给吓坏了（《星之彩》，第183页）。而当阿米走进阁楼，发现纳胡姆的妻子正在解体时，“【奇怪的】色彩在他眼前舞动”（第187页）。“但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那东西在不断崩碎的过程中很缓慢却肉眼可见地挪动了（moved）……角落里的形状再也没有作为移动的东西重新出现在他的故事中。有些事情是不能提及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有时会受到法律的残酷审判。我觉得阁楼里没有留下任何会动的（moving）东西”（第187页）。把“移动（moving）”理解成双关语——即移动的物体或颜色既有生命、又很可怜——是否显得不自然呢？洛夫克拉夫特给了我们暗示。故事快结束时，久经沙场的调查人员来到纳胡姆的农场搜查他的房子：“尽管【他们】已经对可怖的经历习以为常，可没有一个人对阁楼里发现的东西无动于衷（unmoved）”（第190页）。看来一件令人感动的（moving）东西到底留在了那里。

桑塔亚纳在探讨动物信仰时也用了同一个双关语；这或许不是巧合。论及动物，他在书中早早地写道：“动物固有地携带着运动中的（moving）世界的概念；它们探入自己无所事事的心灵——一个幽暗的小宇宙，在内部默然旋转——并从其深处将它取出”（桑塔亚纳，第38至39页）。它们的世界充斥着运动中的实体，同时也遍布饥饿与恐惧。另一方面，洛夫克拉夫特的《韦氏词典》在“moving”词条下列出“舞草（moving plant）（植物学），岩黄芪属的一种植物（Hedysarum Gyrans）；因其侧小叶的自动运动而得名”可能同样不是巧合（韦伯斯特，第864页）。[25]难道这就是洛夫克拉夫特笔下抽搐、张牙舞爪的树的灵感来源吗？

植物是《星之彩》中一个重要的恐怖元素，包括树木，以及光洁臃肿、而后萎缩灰化的水果/果实。“果实（fruit）”本身也是个双关语，在阿米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出现。当陨石被闪电击中并消失后，纳胡姆想找些残骸出来，但“【挖掘】没有结果（had borne no fruit）”（《星之彩》，第176页）。此外，叙事者如此艰难地总结他从阿米那里听来的事情：“这【译注：指从陨石里出来的东西】不是由人类天文台的望远镜和照相底片可观测到的任何世界及其太阳能够结出的果实（fruit）”（第199页）：果实既是产品，也是种子的浆状容器。对桑塔亚纳来说，“果实”为动物心灵提供了一个形象。“精神（spirit）是一种结果（fruition），”他写道，“而结果的特性自然就和待成熟果实的类别一样多”（桑塔亚纳，第275页）。

那么，洛夫克拉夫特在归纳推理上的成果又是什么呢？他提出的问题关乎情感而非认识论。在归纳的认识论方面，洛夫克拉夫特和桑塔亚纳以及休谟站在一边。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自然法则的确定知识，但支撑我们所做的概率估计也用不着这种知识。仰仗动物信仰在认识论上已经是合理的。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该对这种依赖回以什么样的感情？它应该如何影响或者打动（move）我们？

洛夫克拉夫特以坚信人类在宇宙尺度的渺小而闻名；该观点在一封写给《诡丽幻谭（Weird Tales）》的编辑法恩斯沃斯·莱特（Farnsworth Wright）的信中得到了典范的表达：“我所有的故事都基于一个根本前提：人类的一般法则、利益与情感在浩瀚的宇宙中没有任何效力或重要性。……为了达到真正的无论是时间上、空间上还是维度上的外在性之本质，人们必须谨记，诸如有机生命、善与恶、爱与恨等的事物，以及所有类似的、属于所谓人类这短暂且微不足道的种族的局部属性，压根就不存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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