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刺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
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
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
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
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
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
上官桀:“皇上,是因为燕王告发的罪状,臣不敢来上朝了。”
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
刘弗陵:“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
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的女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
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
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
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
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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