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令亦有威:一代名将陈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他既不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贵族将军,也没有李广、李陵那样的显赫军人世家作后盾,他仅仅是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的一个普通平民,祖上毫无功荫可袭,必须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努力打拼。
按照史书记载:陈汤年少时好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贫时常四处向人借贷,偶尔欠账不还,同乡都因此鄙视他。在汉朝首都长安求官期间,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于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上荐他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之父突然去世。做官心切的他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被人检举不守孝道,为司隶所究,小尝牢狱之灾,好不容易才被人给保举出来。因其确实有才,他后来又被推荐为郎官。
但饱经坎坷的陈汤并不以此为足,按照汉朝的规定,成为郎官仅仅意味着进入官场,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升迁。出身卑贱如自己者,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因此陈汤多次主动请求出使边塞。
直到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他终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顺的他总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机会。
必须说明的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36年,汉王朝在对待谷吉之死的问题上,除了外交手段交涉外,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甘延寿、陈汤所领受的任务是到西域都护正常换防,所带领的仅仅是一支护卫军队,并非大汉王朝的西征大军。
不通地理者,不为将才。在奔赴西域都护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陈汤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
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后,甘、陈二人接触到关于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郅支单于已经在康居站稳脚跟,且因驱逐乌孙之功,日渐骄横,气焰愈发嚣张,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百姓几百人;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发500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还勒索大宛(西域城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
陈汤:“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陈汤:“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发出征召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
陈汤:“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延寿、陈汤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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