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1.重视文教。光武帝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2.提倡儒学。光武帝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
光武帝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
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光武帝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
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3.谦和纳士。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建武五年,光武帝征召名士周党、严光入朝,想起用他们。结果是周党,入见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志向,隐居村野。
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而自愿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钓。对于周党、严光的“狂放”,光武帝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
当博士范升上奏对其二人进行贬斥之时,光武帝却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
周党隐居黾池前,光武帝赐予他帛四十匹;严光老死家中,光武帝为他哀伤,下诏赐给钱百万,谷千斛。
光武帝的“谦和”,还表现在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
太学生出身的任延,被光武帝征用。在调任延任武威太守时,光武帝告诫他说:
刘秀:“要好好地对待上级官员,不要损坏自己的荣誉。”
任延回答说:
龙套:“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坚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能接受您这个指示。”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官员。
对于任延的“犯颜忤旨”,光武帝并未因此而发天威之怒,他冷静地倾听这逆耳之言,虚心地接受了任延的批评,极有感慨地说:
刘秀:“你的话是对的。”
民族关系上: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外交上:鉴于王莽的教训,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
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评价: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乐此不疲。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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