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撰写医书。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
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
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
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
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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