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历史观。王充指出了历史进步的发展观念。他认为“今胜于古”,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必定会比古代强,并且他还反对儒家的"是古非今”,认为历史的方法对现在并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历史的治理方法放在当今未必管用,时代是进步的,要不重新选择正确的治理道路。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⑤人性说。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分别是善、无善无恶、恶,并且还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后期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就是承认后天学习和环境对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⑥命定论。“命定论”是王充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探究,内容包括人的死生寿天、富贵贫贱以及一切遭遇。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认为,一切皆由“命”定,它并不是人力所能干预和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命论和国命论存在着一致性。“命定论”使人产生消极的处世态度与汉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人感应说殊途同归。这也是后代研究者认为命定论是王充思想最大局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诸篇。其出发点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谶纬、天人感应等学说即所谓的命定论思想的正宗,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王充在阐述命定论的同时,着重批判了以君权神授论为核心的谶纬神学。在命定论中,王充尖锐地抨击了社会的腐败黑暗,鞭笞了统治集团的贪婪无耻,并注意到社会治乱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
虽然王充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
2.文学思想。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
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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