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上:1.论教原则。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
他指出: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玄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 (《毛诗正义》卷一)。
郑玄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尊师重道也 (《礼记正义》卷二)。
《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尊道艺。(《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
马融曾说: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师善则善。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 (《礼记正义》卷一),这种 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也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2.教育学生。《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六十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
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著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贻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禘也。”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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