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与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热情洋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战争真正结束的消息被证实之后,已经对战争感到非常厌恶的欧洲人开始反思这场带给欧洲混乱与饥饿的战争,战胜国的政治家门认为,如果要想使这场战争变得有那么一点意义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战胜者的优势签订一份足以遏制战争野心并警告那些战争狂人的终战协议,换句话说,必须签署一份严惩战败国的协议。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作为它们发动战争的惩罚,战胜国决定对这些战败国施以严厉的制裁,其中既包括领土的割让,也包括战争赔款的支付,战胜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表明它们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同时也打算利用这些割让的领土和战争赔款迅速恢复本国遭到战争重创的经济。除了一份必要的和平协议之外,战胜国的政府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政治信念,那就是组建一个能够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利用这个国际组织制裁那些试图发动战争或者已经发动战争的国家,保障集体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胜国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和平的大会,但更是一次决定对战败国进行惩罚的大会,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将最终决定战败国的命运。
出席和平会议的都是参加了一战的战胜国,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和历史上一样,李默涵派出了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临行前,李默涵对这些胸中热血激荡的年轻人说道:“我们这次参加巴黎和会,主要的任务是为中国争取权益。至于其他,我们大可以冠冕堂皇一些。现在,德国虽然战败了,但是我没必要落井下石。既然美国政府主张宽大对待战败国,那么,我们就坚决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发言的时候,诸位务必记住,要尽量的表现出中国人对和平的渴望。我们支持美国宽待战败国,那么既卖了美国人的好,也卖了德国人的好。”
顾维钧点了点头
李默涵又说道:“诸位此去欧洲,诸位除了参加巴黎和会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战败国搜集人才和技术,根据目前使馆方面传回的消息,柏林、维也纳仍是一片混乱,游行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仍是此起彼伏,由于失业率非常高,许多有优秀技术的德国人、奥地利人找不到工作。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人请回中国,楚才晋用,利用这些流失的外国人才为中国的工业技术进步做贡献,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使中国的工业技术能够与世界水平比肩。我希望你们认真对待,不放过任何真正的人才。”
说罢李默涵又让人拿出厚厚一摞文稿,说道:“此行的要点都在其中了,你们路上可以认真看看,但是切记,要记在心里,看完之后立刻销毁。”
李默涵又嘱咐蒋方震、蔡锷等人,说红俄军战斗力很强,把白俄军打得丢盔弃甲。恐怕早晚要杀到远东来,蒙古和新疆、东北要早做打算。可以接受白俄白军,但是一定要解除武装后方能进入,并且要集中居住,集中管理,免得白俄军逃进我们国内祸害地方。
顾维钧等人开始准备参加巴黎和会,而李默涵则着手开始收拾西北和西南的军阀割据势力。
话说西南军阀主要是滇军和桂军,其中的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但是后来蔡锷去美国治病了,临行前,蔡锷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
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1917年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到了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的时候,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四川靖国战争。
四川靖国战争以滇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告终。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
唐继尧的野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李默涵的一统大计。
对此,蔡锷一直很自责,他说道:“如果不是我去国外看病,只要我在,对他是个约束,谅他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实际上滇军已经沦为唐继尧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如果军人勇于内战而怯于国战,勇于争权夺利而怯于奉献牺牲,还配称得上是军人吗?”蔡锷言语中,颇有些愤慨
“在统一中华这个大前提下,任何人胆敢阻挠,都只有死路一条。”李默涵说道:“虽然唐继尧在西南已经羽翼丰满,但是论资历人望,他终究是比不过松坡你的。所以,湖南的事情,你暂时要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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