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和平岁月(1922-1926)

1922年的魏玛共和国算是自1919年以后获得了一段勉强可以说是繁荣和得以巩固的岁月，那段时期特别是英美提供的不少经济援助和贷款，给予了当时的魏玛政府一定的稳定表现。

坦白来说，那段时期由于我个人的错误决定导致那段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和支持，相反的，由于我盲目学习墨索里尼那个有些独特的经验导致的啤酒馆政变失败，而国社运动在短时间内一度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也就是那段时间我写了《Mein gross kampf》一书并一版再版。

那段时期美国和英国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们一方面敲诈勒索那些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大批的贷款资金援助，似乎是为了维持魏玛德国的经济稳定而不崩盘，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这一行为也可以有效组织德国布尔什维克政党乘乱夺权。

那段时期的资料已经有待考证了，不过按照我特意从财政部翻录出来的文件显示，英美等胜利国从我们德意志这里各种敲骨沥髓的盘剥走了将近10亿英镑的财产和各种物品，而后他们又贷款贷了15亿英镑。这些在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前的确给当时的魏玛德国带来了经济预算与货币的稳定，但是这些对于当时的德国民众是不会认可并试图和解的，因为那个时候政局的混乱掩盖了这一丝光辉，而且，那些胜利者并没有做任何试图让德意志民族的怨恨消除的尝试，而是恰恰相反。

这段岁月对我来说可能只是我掌权之前遇到的一个困难之一，暴力夺权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而走合法路线却因为短暂的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获得多少支持。

在英国，却有了不少改变，哪位早期帮助了我的国社政权得以扩大机会的英国首相－鲍德温上台了。而我将来的老对头－温斯顿·丘吉尔则在英国财政部供职，不过说句公正话，英国劳合·乔治政权和华盛顿方面在1922年协商出来的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从而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国际经济问题－世界复兴受阻，因此魏玛德国的债务又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减免，从而推出了道斯计划。不过由于魏玛德国的经济困境而又不得不进一步推出杨格计划。

那段时期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街边的汽车或者救济站变多了，此外我和我的国社党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英美的援助和索赔一定意义上左右了魏玛德国的经济，而且国际机构的介入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丘吉尔说的如果想要在战后维护和平，那么采取宽大的政策消除战败者的怨气是最恰当的行为这句话相当正确的原因之一，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才能体会这一切，因为我在欧盟政策上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让我们说回德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1925年兴登堡元帅上台组阁，这就导致了短暂的，保守势力和中央党以及社民党短暂停火并得以巩固政权的机会。

那段时期的外交档案大多都被或多或少的销毁，我能够找到的相关档案很少，比较重要的几条是当时德国政府提出的外交谈判，试图形成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的条约，并维持莱茵兰的现状，以及相关的国际裁军会议，当时的施特雷泽曼负责与他们谈判，这位能干的外交部长的确争取到了一定的面子工程，洛迦诺条约和德国进入国际联盟便是出自他的手笔。只不过在此之上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搁置以及协约国军队从科隆撤退的这些条件却没能实现，而这一切直到我和我的国社党上台之后3年的1936年才得以一页页的撕毁。

客观来说，魏玛德国和德意志第三帝国不同在于其内政稳定，以及运气和国际环境，我克服了混乱和秩序并了解英法美三国间的矛盾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我能做到前人没有做到的，这的确属于我们国社运动的荣耀，但单独把荣耀归功于我个人，我就有些不胜惶恐。我也认同当时那些欧洲政治家们看到的，只有德国，法国和英国联合起来，欧洲和世界便能保证和平。为此我也在1941年以后着手这么做了。

很快，我和我的国社党时代，就要到来了，因为在1926年，我就嗅到了哪一丝寒意，经济大萧条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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