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终结

原文链接： The End of Analytic Philosophy --- 分析哲学的终结

原作者： Liam Kofi Brigh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副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逻辑、计算和方法论博士

译者注：分析哲学在中文世界似乎还处于一个上升期，这导致对于分析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项目（而不是一种行文风格）的整体印象很容易被扭曲。实际上北美教职市场中分析哲学核心领域（即LEMM，尤其是和科学与社会关联较弱的LEMM）的招聘几乎已死（ 就业市场需求领域的趋势？- The Philosophers' Cocoon），所有试图入行分析哲学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中文世界中对于哲学前沿的报道较为缺少，这篇文章介绍了这个在当前时刻具有需要被了解的紧迫性的关键话题。

正文：

拥有博客和工作保障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自己编造东西。因此，这是我对广义上可以称为分析哲学的近期历史轨迹的看法，我认为这说明了当前的情况。

分析哲学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分析关键概念的共享项目或对语言学转向的共同承诺了。但是缺乏这样的共同项目本身并没有给这个领域带来真正地困扰——罗蒂在 1982 年愉快地指出，分析哲学主要是由某种风格和社会学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更详细但同样令人同情的元哲学分析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我也不觉得分析哲学有什么特别的制度危机，除了现在人文学科的普遍困境之外--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可能做得比较好。那么，为什么我还是认为现在是分析哲学的一个痛苦的时刻呢？

分析哲学遭受了信心的三重失败，尤其是在年轻的哲学家中。人们不相信它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相信它可以被修改以在前一点上做得更好，也不相信它的问题一开始就值得解决。前两个问题是由内部压力引起的，后者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混合。然而，没有一个后续的范式能够真正利用这一弱点，因此这个领域无精打采地漂移，焦虑和不安，充满了自我指责。

这两个内部因素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20世纪后期分析哲学的架构方案似乎已经失败，但又没有任何明确的工作替代方案。如果分析哲学是对克里普克的一次伟大进军，那么问题是我们现在都不太确定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试图在刘易斯式的理论得分表上尽最大努力，那么实际上还不清楚这是否值得。初级和高级学者在模态（现在越来越多的超内涵（hyperintensional））形而上学、指称理论、概率认识论和语义学方面做了大量（真正好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之前的内容是连续的，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些东西需要研究。然而，最初的领军人物认为他们正在玩的游戏早已被放弃，没有人敢认为他们会做得更好。

因为我认为已经消失了，不会再回来的是任何希望，即从这一切中产生一个经过充分验证的、能理性地产生共识的、关于感兴趣的重大话题的理论。我们可以，也将继续为给出的任何特定答案制造困惑，我们永远不会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事，我们永远无法最终解决对简单案例的看法，以便能够继续讨论哲学的重大问题。我的轶事印象是，初级哲学家非常清楚这些黯淡的前景，比如创建一个共享的科学范式。

这种警觉引发了对该领域前景的普遍悲观怀疑，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状况。（事实上，我甚至敢打赌，这种转变背后的物质条件变化与利奥塔所设想的类似——技术变化使人们很容易快速看到和听到人们可能合理地反对自己喜欢的理论的各种方式。)分析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有追求科学地位的野心——经常在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的作品中表达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笑的、不安的拙劣模仿的地步。在我看来，许多哲学家就像1983年的波兰官员一样——他们来上班，做昨天做的事，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而不是因为他们认真相信自己所维护的制度。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分析哲学的科学野心越来越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对该领域年轻人的信心是多么的打击。

对学院内的项目价值的信心丧失有更复杂的内部外部混合原因。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一直存在招聘问题。如上所述，相对于其他学科，哲学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但随着学院关闭和预算收紧，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感受到了压力。从那时起，一连串政治危机或多或少地动摇了主导分析哲学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信心，这些危机本身就在学科中感受到了。人们普遍渴望，哪怕只是一种感觉，自己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自己的世界没有失控。这两个事实，再加上我们上述内部研究项目的明显地失败，导致人们渴望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做出一些解释或辩解，这些事情使我们看起来与我们的时代相关。当我们的行政主管来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另一个学科的时候，当学生问我们为什么在世界燃烧的时候，他们应该主修哲学这样明显虚幻的学科时，我们希望除了“坚持下去，我们非常确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指称磁力论（reference magnetism）的有效理论”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这导致了Brandon Warmke所说的“应用转向”。现在的工作更多地流向了伦理学或社会政治学候选人。许多对初级哲学家来说似乎最令人兴奋的项目都涉及不公正、压迫、宣传、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哲学分析可能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就目前流行的方法论创新而言，它涉及概念工程、解释或改善性分析——所有对概念的干预主义和修正主义方法。一些试图改变世界的尝试，而不仅仅是理解世界，在年轻的分析哲学家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项目。

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社会政治野心，这对分析哲学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在罗尔斯的工作之后，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分析政治哲学传统（尽管也有争论表明了内部压力）。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最近的应用转向是不同的——我的感觉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与其说人们普遍认为分析哲学中的工作会有一个自然而可取的政治结果，不如说人们相信，只有将这些问题与应用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哲学才能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曾经，该领域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可以自然地用这个领域的术语表达出来，或者认为这个领域的推理模式最适合解决他们的担忧，我认为现在的情绪并不乐观。我的感觉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绝望的争夺，以表明我们所拥有的技能或工具可能会找到一些问题空间，在那里他们、我们的价值可以得到体现。如上所述，尽管这是我自己工作的地方（也许这一切只是我向外投射我的不安全感！），但我认为这样的问题空间还没有到来。

但尽管如此，分析哲学在制度上一直都很成功、孤立和珍惜其资源，以至于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竞争范式，这些范式在制度上很强大，并且与实践者有足够的定期联系来带来活力。也许一些新星即将出现，他们将用一套新的项目来激励人们——这不是我喜欢的社区解决问题的首选模式，但迄今为止分析哲学就是这样组织自己的，通过一些这样的人物进行更新可能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实践中，分析哲学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请看这里*，我自己的一些赞美之词——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失去它的优点。不管它的价值如何，我想我们最好的内部变革是通过与哲学史的互动来实现的。他们在制度上站稳了脚跟，因此与分析哲学家保持着定期的友好联系，并对不同的哲学方法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些方法可能会让我们走向新生。

但老实说，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哲学将只是勉强地蹒跚前行，无法解放自己，被固定在一种它不再相信的世界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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