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六【续集】

• 历史拾遗

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休谟和艾耶尔为首的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承认先验与后验（或者说经验）、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这三项区分其实只分出了两类事物；而且，前两项区分可以被解释或还原到第三项。于是，我们不需要拥有某种获知先天知识的奇妙能力，必然真理的存在也没什么神秘的：所有这些都能用语义学来说明，用我们如何言说来说明。那些看上去实质上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相关的事情，其实只是与语言相关。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装备着弗雷格与罗素的更为有力的逻辑武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直至五十年代，都在发展这一观点，试图终结形而上学并给予认识论以新的明晰性。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67 [1928]) 与“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1950, in Carnap 1956) 和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 revised edition 1946) 都清晰地陈说了这一观点，并且影响深远。

克里普克与1971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同一性与必然性”，并于1980年出版了令他和他的观点广为人知的《命名与必然性》（实际上，它最先发表在1972年的《自然语言的语法》中，该书由唐纳德·戴维森与吉尔伯特·哈曼编辑）。与艾耶尔和卡尔纳普相对，他认为这三项区分其实大相径庭，并且举出了经验必然和先验偶然命题的例子。克里普克的观点影响甚众，这不仅是对语言哲学家而言，它在认识论哲学家，形而上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那儿也是如此。总之，他的观点可以说是解放性的：在卡尔纳普及其同侪拒斥形而上学的几十年后，哲学家们终于可以不必在公开发表形而上学理论的同时，加上但书称这些理论内隐于我们的概念之中，或称这些理论是分析的了。

尽管如此，与许多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一样，克里普克只不过是革命中最闪耀的一颗星；大卫·卡普兰、彼得·吉奇(Peter Geach)、基思·唐纳兰以及希拉里·普特南（见第六章）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了许多关于指称的所谓“新理论”的文章，而他们所蕴含的观点则可以追溯到Ruth Barcan Marcus 于1947年在其模态逻辑著作中，将名称刻画为没有描述的“标签”的思想。一则轶事是说，在1962年，科学哲学波士顿研讨会上，Barcan Marcus的报告展示了她1961年论文“模态与内涵语言”的成果。而听众中有W. V. 蒯因，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和年轻的索尔·克里普克——此时他已经在1959年，他18岁时以一篇关于模态逻辑的论文声名鹊起。那天发生了什么，谁具体理解了什么，以及克里普克从中还记得什么，依然饱受争议。但相对明确的是，即便Barcan Marcus已经发现了克里普克之后发表的观点，她也没能像克里普克那样深入地追踪到其深远的后果。

• 本章小结

可能性，就我们这里要讲的内容而言，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说p是可能的，就是说，即便实际上并非p，而且即便我们知道并非p，情况也或许可以是p。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利用了原子能就是个可能的但不现实的真理。可能性与必然性能够相互定义：p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其否定不是必然的；p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其否定不是可能的。至少，可能世界的概念是很有用的启发式，用以表达事物本可以，或者或许可以如何。

不用暴力解读，也能认为弗雷格和罗素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对任意日常专名N，它的意义都是在特定使用或理解它的场合，拥有“那个F”形式的某个限定摹状词。而克里普克对此提出了至少四点反驳：(1) 如果N的意义是那个F，那么N必然地是那个F，但一般而言并非如此；(2) 如果N的意义是那个F，那么N先验地是那个F，但一般而言并非如此；(3) 如果N的意义是那个F，那么N分析地是那个F，但一般而言并非如此；(4) 人们可以在不接受任何形如“N = 那个F”（F本身不是一个语言学的条件）的命题的情况下，也能理解包含N的句子。人们可以在不拥有对某事物的描述知识的情况下，用名字来指称那个事物。

克里普克给出了因果-历史理论，以替代描述论对决定指称的要素的解释。人们只用名字N就能进行指称。那他用N指称了什么？他从语言使用者A那儿获知N，他指称的就是A用N指称的东西；那么A又用N指称了什么？A从B那儿获知N，他指称的就是B用N指称的东西；那么B又用N指称了什么？我们从时间上回溯这条链，直至我们找到某个要么用起名仪式——说“我们就叫这东西N罢”或类似的行为——要么用摹状词——说“我会把那个F称为‘N’”——而固定指称的人。关键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摹状词仅仅指向这个对象；我们不该把摹状词理解为名字的同义词，因而名字并不从中获取任何概念性的内容。而且，确定名字的指称对象的原则并不需要进入人们对这个名字的理解之中；要使用这个名字进行指称，人们不需要知道这条因果-历史链如何回溯到固定指称的行动上。

严格指示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总是指称同一对象的词项（除非这一对象在该可能世界中不存在）。其他词项被称为非严格或宽松的指示词。前者如“矩形的边的数量”，后者如“第42任美国总统”。日常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因此“查尔斯·道奇森 = 刘易斯·卡罗尔”是个必然真理；而“刘易斯·卡罗尔 =那位《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为真，但不是必然为真。“刘易斯·卡罗尔或许不是查尔斯·道奇森”为假，而“那位《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或许不是那位《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则为真。

内涵语义学试图通过可能性概念来说明意义。人们发现，知道句子的意义，令人们能够决定在任何可能世界中这句话是否为真。这一事实鼓励人们将意义与模态真值条件同一起来。麻烦在于，好像没法说，知道某个句子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真值，就足以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因为，比如说，并非所有必然真理都相互同义。

• 研究问题

1 考虑下面这个站在专名描述论立场上的建议：有一则摹状词，可以被任何使用名字N的人使用，并且会指称到正确的对象；它是“语言社群现实中用N指称的那个对象(the object that the linguistic community actually refers to by N)”。

考虑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四项反驳，看看这个建议能否通过检验，会不会陷入循环论证。

2 一个人需不需要任何概念性的资源来指称某个对象？似乎人们还是需要点概念性的资源，来令自己说的话不至于仅仅是一些噪声。那么，要让语言使用者通过专名来指称对象，他必须理解什么或拥有什么意图？

3 假设史密斯女士去医院生了个男孩。这时咯咯笑的小玩意儿已经抱到她手里，她说：“我给他起名叫‘罗杰’。”他被抱走、称重、检查身体，洗了个澡。但在这个过程中，护士不慎将他跟另一个同时出生的、叫“山姆”的男孩儿抱错了。没人发现这个错误。之后交还给史密斯女士的这个被起名叫“山姆”的男孩儿，在一声声“罗杰”中不那么幸福地长大了。这个男孩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如果在好几年后，抱错的事故被发现，这个男孩会知道他不是罗杰而是山姆吗？

4 在巴黎有一根被称为“标准米”的金属，曾被当作一米长度的最终标准。因此，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理解有人支持这样的命题：“‘标准米尺的长度 = 一米’是必然真理。”但克里普克并不同意。与维特根斯坦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在某个给定时刻）标准米尺的长度是一米”这个命题是先验但偶然的，因为这根金属尺完全本可以长一点或短一点。不过这倒是真的：这个命题被用于固定“一米”的指称。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得对吗？

5 考虑“雪是白的”与“雪是白的且所有袋鼠都是袋鼠”。它们有相同的内涵吗？从内涵语义学的角度出发，该如何容纳我们对二者意义不同的强烈直觉？

• 一手文献

Kripke, S. (1980)Naming and Necessity. 【译者注：当然是《命名与必然性》。现在的中文版就还是以前黑皮那一套重印的，不便宜，建议使用网络资源。】

参考

1. 一些人相信，克里普克专名观背后的思想，最先由Ruth Barcan Marcus 在他探究模态逻辑的先驱性著作中孕育而成；详见本章末尾的“历史拾遗”。

2. 再或者，作为最后一招，你也可以把副词‘可能地’与‘必然地’当成是原初的概念，完完全全无法用世界或场景来进一步阐释。

3.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弗雷格会同意这一点。在我看来，他确实同意。但这种分歧并不会对克里普克所关心的问题造成影响：克里普克的攻击点在于描述论本身，而非持有描述论观点的某个人。

4. 卡普兰认为，诸如“我在这儿(I’m here)”这样的句子分析地为真——按照语言的规约，这种话本身不可能为假——而由它表达的命题确是偶然的。比如说，假设某人在温布利球场；因此，当他谈到“我在这儿”的时候，这句话表达的是他在温布利。但‘某人在温布利’不必然为真，因为他本可以在别的地方。我们会在第六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5. 实际上，这一点有点争议；假使莫扎特从未出生，那“莫扎特 = 莫扎特”是否没能表达一个真命题？我们可以坚持认为“莫扎特 = 莫扎特”即便在莫扎特不存在时也为真。又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如果莫扎特存在，那么莫扎特 = 莫扎特”。与之相似，我们也可以写成”如果《唐璜》的那位作曲者存在，那么《唐璜》的那位作曲者 = 《唐璜》的那位作曲者”。但这将会给不必要地把讨论复杂化。

6. “为真”在这种意义上是某个命题与某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但“为真”在日常用法中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为真”，也就是“现实为真”。

7. 说得更准确些，我们可以说，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其指示对象存在的世界中指示相同对象。而卡普兰所称的顽固严格指示词则在所有世界和时期中指示同一个对象——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对象就是个必然的存在者。

8. 相关更多例子，详见G. Evans, ‘The Causal Theory of Names’, in his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4; “马达加斯加”例子可见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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