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之彩（一）

翻译说明：本文的作者为 MIT 哲学系的基兰·塞蒂亚（Kieran Setiya），于 2021 年发表于期刊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摘要：归纳问题（problem of induction）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情感层面的问题：我们该对人类认知的限度报以何种感情？H·P·洛夫克拉夫特在其1927年的短篇小说《星之彩（The Color Out of Space）》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通过借鉴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怀疑论与动物信仰（Skepticism & Animal Faith）》，探索了我们在认识论上的孱弱。他的叙事唤起归纳的眩晕（inductive vertigo），即对我们的概念没能沿着关节分割自然（carve nature at the joints）的恐惧。

正文

归纳的怀疑论问题（skeptical problem of induction）应该归功于大卫·休谟。我们怎么知道自然界的规律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又怎么知道观察能够可靠地导向未观察到的事物？归纳推理让我们推断曾经相互关联的性质会继续相关。日常生活和科学探究都依赖于这条假设。休谟警告我们它不见得成立：“我从前吃下的面包滋养了我；即，一个有着这样那样可感属性（sensible qualities）的物体在当时具备这样的隐秘力量（power）：但这是否意味着，其他面包也一定会在另一个时刻滋养我，并且类似的可感属性也一定伴随着类似的隐秘力量？这样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必然。”[1]

我们过往观察到的规律能够用来预测未观察到的事物——这是个偶然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另外的情况。进行归纳推理就是否定这种想象，也就是“基于未来将与过去吻合的假设继续前进”（休谟，第23页）。是什么支撑着这一前提？和逻辑或数学的必然真理不同，它并不是先验知识。就算它碰巧是真的，那也是经验事实。可基于归纳推理进行论证——既然归纳推理曾经管用，那它就还会奏效——“显然是在兜圈子，并且想当然地接受了问题之所在”（第23页）。

我们由此导出了归纳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ic problem of induction）。除非我们能够合理地认为未来会和过去相仿，否则我们就无权使用归纳推理。但这种权利唯一的可信来源就是归纳推理本身。故我们不应该进行归纳推理：科学和一般生活的基础都崩塌了。

休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从未考虑过这一结论。他平静地认可“一个【关于未来的】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关于过去的】命题合理地推断出来”，而且“这些【是】几乎所有知识都依赖的推理过程（reasoning）”（休谟，第22、27页）。休谟实际上没看到什么认识论问题。读者被误导了，因为他不断强调归纳推理的结论“不基于推理（reasoning）或者任何关乎理解（understanding）的过程”（第21页）。休谟的意思是它们不是演绎（demonstrative）证明或推理的产物，而不是说它们不合理。他探讨的话题不是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而是它的心理学。[2]他不认为归纳推理可以从逻辑上论证：这么做需要的前提会带着我们兜圈子。但正因如此，归纳推理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它是惯性联系或者条件反射的结果。因为先前吃过面包，我就会把面包的外观和气味与饥饿的满足联系起来，从而期待能再次从中获取养分。尽管休谟说这是一种“怀疑论的解决方案（skeptical solution）”，可他从未质疑过“经验的权威……人类生活的伟大指南”（第23页）。

故对休谟而言，归纳的怀疑论问题既不怀疑论也不是个问题。出乎意料之处不在于他对我们通过归纳得来的知识提出了挑战（他实际上对此心安理得），而在于他如此接近一个困扰后续哲学家的认识论难题——即，我们凭什么排除未来与过去不一样的可能性？——却对其毫不在意。休谟对科学知识仅仅依赖于人类的心理学事实、依赖于我们如何碰巧用过去预测未来的想法乐观得出奇。他似乎并不认为这种倾向需要得到辩护，也不担心我们的倾向会各有不同。相反，他为归纳推理的机制做出了诉诸于习惯和风俗的平凡解释。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于两个世纪后回顾道：“休谟以一种清爽且接地气的（non-cosmic）方式解答了对未来的预测如何与过往的经验相关联。”[3]

休谟的心安理得为H·P·洛夫克拉夫特宇宙尺度的（cosmic）视野提供了背景。洛夫克拉夫特将恐怖与科幻小说融合起来；这被解读为其形而上学的某种寓言：机械唯物主义、对目的论的否定，以及人类在广袤又冷漠的宇宙中的渺小。[4]他对哲学有着严肃的兴趣，范围从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一直到叔本华与尼采，再到伯特兰·罗素。然而，根据洛夫克拉夫特权威S·T·乔希（Joshi）的说法，“认识论是他哲学思想中最薄弱的领域，单纯是因为他没怎么注意到它”。[5]

洛夫克拉夫特也像休谟一样心安理得吗？是，也不是。和休谟一样，他并不怀疑归纳推理的权威性以及其得出可能结论的能力。与休谟不同的是，他对归纳的非必然性、归纳可能失效的事实以及归纳如何依赖于人性中偶然的一面非常警惕。在归纳的认识论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被大部分哲学家忽略的存在主义式的问题（existential problem），即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认识论资产的脆弱。该问题启发了洛夫克拉夫特最有力的小说之一——《星之彩（The Colour Out of Space）》——一扇通向我们归纳孱弱病（inductive frailty）的感性窗口。[6]

没有证据表明洛夫克拉夫特读过休谟的著作，尽管说不定事实如此（IAP，第318页）。他的认识论更可能来自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他在一封信中称其为“当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7]那时洛夫克拉夫特的判断并不显得古怪。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1926年出版的畅销书《哲学的故事》中将桑塔亚纳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并列为美国哲学巨匠，而洛夫克拉夫特正好读过这本书。[8]他建议他的收信人“从【桑塔亚纳】的《怀疑论与动物信仰（Scepticism \& Animal Faith）》开始”。这本书出版于1923年，同年洛夫克拉夫特就在全国业余新闻协会（National Amateur Press Association）的主席致辞中首次引用了桑塔亚纳的观点。[9]桑塔亚纳在《怀疑论与动物信仰》中介绍了一种类似于休谟的认识论。[10]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可证明或确定的东西，我们将一无所剩；在此意义上，怀疑论者是对的。关于物质对象、未来、乃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都依赖于所谓的“动物信仰（animal faith）”，一种超越给定事实的适应性倾向：它让我们假定一个物质世界，也让我们推断面包会滋养我们，因为它曾经滋养过我们。桑塔亚纳呼应了休谟的心安理得。他的目标不是去质疑动物信仰，而是要搞清楚动物信仰在认知中的作用。

洛夫克拉夫特在他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写给同为科幻小说家的弗里茨·莱伯（Fritz Leiber）的信中概述了他的认识论。他借鉴了桑塔亚纳，但更踌躇不决，也更悲观。他写道：“感知和推理的能力，作为起初仅为了满足原始的需求与满足而发展起来的品质，始终受制于唤出它的原始本能和情感。”[11]就算我们不得不使用这种能力，“【我们也】永远无法了解我们的自然法则多大程度上能在时空的鸿沟中保持功效，以及我们的这种能力会在何时改变其表现形式。”[12]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测。洛夫克拉夫特与桑塔亚纳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对科学的质疑，而在于对动物信仰的失望。洛夫克拉夫特热切地渴求确定性。他说，“我的心理构成中最主要的情感”——“那种通过敏感的想象力将自身及其限制与广阔而富于煽动性的未知深渊放在一起衡量，从而体验到的混合着惊奇与压迫、炽热而无法熄灭的感觉”——助长着对不知的焦虑。[13]这种恐惧赋予了《星之彩》活力。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中，不知姓名的叙事者为勘测水库的预定选址来到一座虚构的新英格兰小镇阿卡姆的西边。这位勘测员被该地点如同“炸坏的荒地”般寂静、灰烬色的景象所惊扰；他找到当地的农民阿米·皮尔斯（Ammi Pierce），了解到了所谓“奇怪的日子”中发生的事情（《星之彩》，第170页）。40年前，一颗陨石曾坠落于纳胡姆·加德纳（Nahum Gardner）的农场。它奇特的颜色和各种飘忽不定的性质让科学家们大惑不解，然而它很快就消失进了土地里。第二年，加德纳的农场迎来了很不自然的大丰收，还有灰枯病、腐烂和死亡。加德纳一家支离破碎，阿米无能为力。尽管留在加德纳农场水井中的那部分陨石最终自己发射回了太空，但地球上还是剩下了一些东西。

农场里发生的事情首先是一种归纳的失败。这并不单纯表明从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来采集陨石样本的科学家们无法理解陨石的怪异性质——就连大自然的进程都发生了改变：“梨与苹果慢慢成熟了。纳胡姆发誓他的果园从未这么热闹过。果实的大小惊人，呈现出不寻常的（unwonted）光泽，而且数量多到需要订购额外的木桶来存放未来的收成。然而失望也随之而来，因为这些看似可口的绚丽果实没有哪怕一颗适合食用”（《星之彩》，第177页）。“失望”可以仅仅是认识上的，即期望的落空。在这里，“失望”还令人沮丧，正如 “不寻常（unwonted）”既表达不适应（unaccustomed），同时也是“不需要（unwanted）”或不想要（undesired）的双关语。水果之后是臭菘：“从来没见过这种尺寸的东西……它们形状骇人，气味前所未闻，让马狂打响鼻”（第178页）。树丛“绽放出奇异的色彩”，“昆虫……的外形和动作看起来都不太寻常，夜间的习性也与以往的经验相悖”（第179页）。颜色奇异的植物很快就变暗了，“结出的果实又灰又小又没味道”（第182页）。疾病莫名其妙地传染给了“上了锁且无人打扰的牛棚”中的奶牛（第184页）。

对休谟而言，正是通过想象归纳法的失败，我们才揭示了其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我难道不能清晰而明确地设想，”他问道，似乎是在预言洛夫克拉夫特的陨石，“一个从云中坠落的物体，在其他方面都与雪相似，却具有盐的味道或火的感觉吗？(休谟，第22页）。在《星之彩》中，一个人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他受到的创伤就会有多重。当纳胡姆的小儿子默温发疯时，我们被告知他“变得非常善于想象”（《星之彩》，第183页）。如果阿米仍然神智清醒，那么他“很幸运……没有那么强的想象力”（第184页）。而随着纳胡姆的身心逐渐瓦解，“【他】已经不再想象（past imagining）”：不再被想象，不再能够想象，通过想象进入了一种可怕的信念状态（第185页）。“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爬行、爬行、等候着被看到、感觉到、听到（Something was creeping and creeping and waiting to be seen and felt and heard），”叙事者警告道，并重新点出人们回避“炸坏的荒地”的理由：“不是由于任何可以看到、听到或触摸到的东西，而是因为某种想象到的东西（It is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that can be seen or heard or handled, but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is imagined）”（第185、170页）。这些句子把玩着句式与节奏的中断；连续的扬抑抑格（“creeping and creeping and waiting to”）突转为抑扬格（“be seen and felt and heard”），“seen or heard or handled”的扬抑格则在想象到的事物中支离破碎。

归纳推理的失效——事物间既定秩序的崩塌，正如纳胡姆农场中肿胀、有毒的水果——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无疑令人恐惧。但意外事件带来的震撼对探寻真理来说有它的两面性。在桑塔亚纳看来，经验知识的前景“在【内在经验的进程】被震惊打断时就被凸显了出来……我可能会经受某种短暂、有意识的死亡（因为我幸存下来，感到构成我的宇宙的一切已然灭亡），继而面对一片空白或峭壁。震惊的体验，如果不全然虚假，……确立了记忆与传递性知识（transitive knowledge）的有效性。它确立了实在论（realism）”（桑塔亚纳，第139、142页）。在这里，实在论指的就是对物质世界的信念：“动物信仰是饥饿、追求、震惊或恐惧的一种表现，它以事物为对象；换句话说，它假定有独立于知识、能够自我发展的外来存在”（第214页）。我们的现实感本身取决于经验之顽固，取决于它足以挫败我们期望的力量。

菲利普·费舍尔（Philip Fisher）将在柏拉图看来催生出哲学本身的惊奇与前所未闻之事带来的震撼联系在一起。[14]惊奇驱动着科学好奇心，是“思想或灵魂对新事物的盛情款待，但只可能出现在自我已经被深深地保护起来、以至于安全感——一种意味着恐惧的现实性、却最终将恐惧悬置的感觉——本身可以被遗忘的场合”（费舍尔，第49页）。意外之所以刺激，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能成功解释各种现象：好奇心往往会得到满足。正如费舍尔所说：“面对未知事物时，恐惧与快感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经验事实，因为它取决于智力劳动的成功史，以及一种近乎寰宇的（cosmic）而非单纯漫布于社会中的和平氛围”（第50页）。

陨石起初并不带来恐惧：“【教授们的样本】顽固地不肯冷却，这让整所大学兴奋不已；当它于加热后在分光镜前显示出不符合正常光谱中任何已知颜色的色带时，人们气喘吁吁地探讨着新元素、奇异的光学特性，以及科学工作者在被未知事物迷惑时常会说的其他东西”（《星之彩》，第174至175页）。即便科学家们最终一无所获而就此放弃——还被讥讽地称为“智者”“圣人”——阿米的态度仍然“本质上是科学的”；叙事者也是如此，他呼吁化学家和植物学家去研究炸坏的荒地（第174至175页，第192页）。“我们这种自然法则”的失败暗示着其他的法则。[15]那块陨石“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东西，而是广袤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外界的性质，服从外界的法则”（第176页）。[16]这些法则决定了纳胡姆农场上污染与疯狂的无情蔓延。归纳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从休谟那里继承的问题，即未来可能与过去并不相似，而是即使相似，能够丈量这种相似性的尺度也不一定属于我们。

在近期的哲学中，对后一个问题的经典阐述是古德曼的“新归纳谜题（new riddle of induction）”。古德曼将“绿色（green）”和“蓝色（blue）”拼接成“格鲁色（grue）”，定义如下：如果一个物体在某个时间点（比如2037年）之前被看到过，并且是绿色的；又或者它是蓝色的，但在该时间点之前没有看到过，那么就称这个物体为格鲁色的（古德曼，第73至74页）。（一个很精妙的巧合：“格鲁（grue）”在古英语中意为“因恐惧而颤抖”。）乍一看，归纳推理的模式似乎很简单：一个一般性陈述（generalization）通过它的实例得到证实。因为我们看到的每块翡翠都是绿色的，我们就推断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可我们看到的每块翡翠也都是格鲁色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推断其他翡翠也是如此呢？根据这一假说，我们在2037年后首次看到的翡翠将是蓝色的。

这样的推断似乎很糟糕。正如古德曼所言，有些概念，比如绿色，适合出现在归纳推理中；而另一些概念，比如格鲁色，则不适合出现在归纳推理中。并不是每个一般性陈述都能通过其实例得到证实。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提出如下质疑。我们凭什么假定我们在归纳推理中使用的概念像“绿色”而不像“格鲁色”？我们又凭什么觉得——用柏拉图的话说——这些概念是在沿着关节分割自然这头野兽？[17]古德曼提出，当一个概念与我们词汇中根深蒂固的（entrenched）谓词相对应时，它就会出现在“类律（lawlike）”的一般性陈述中，而这类陈述是可以由其实例证实的。他对自己的提议颇为乐观——就像休谟没觉得自己诉诸于人性有什么问题一样——尽管它将科学知识基于社会学事实。其他人则感到更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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