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辅政

周武王创立了辉煌的周王朝，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后，他就因病撒手人寰。其子姬诵登基为王，即历史上的周成王。彼时，周成王年仅十三岁，而新生的周王朝根基尚浅，政局动荡不安。为了确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毅然肩负起辅佐侄儿治理天下的重任，实际上行使着天子的权力。在史书中，人们习惯以“周公”这一尊称来称呼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当时，管叔兄弟在国内散播流言，声称：“周公将对成王不利。”面对这样的非议，周公向太公望与召公奭解释道：“我之所以不避嫌疑，暂代国政，实因担忧天下人会背叛周室，无法向我们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了天下的基业，辛勤劳苦了许多年，如今方始成就。不幸的是，武王英年早逝，而成王又年幼无知。为了完成并稳固周朝的大业，我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

周公命令他的儿子伯禽前往封地鲁国接替自己的位置。尽管伯禽为人稳重可靠，周公依然心存忧虑。在伯禽即将启程之际，周公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道：“伯禽啊，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份尊贵，然而我从不因此而自视甚高。每当听闻有贤者来访，即便是在沐浴之时，我也要立即起身迎接；即使是在用餐之中，也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食物。即便如此，我仍担心会错失天下间的英才。因此，你到了鲁国之后，切记不可对百姓与臣子表现出丝毫傲慢，应当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行事谨慎，生活简朴，尊敬并善待每一位贤能之士。”

周公倾尽心血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然而他的两位弟弟——管叔与蔡叔，却在外散布流言蜚语，诬陷周公怀有篡位的野心。纣王之子武庚，虽被封为殷侯，但因受周朝严密监控，心中满是不满与束缚，渴望周朝出现内讧，以便复辟殷商的统治。于是，他与管叔、蔡叔暗中勾结，联合了一群殷商遗老及东夷数个部落，掀起了一场叛乱。武庚与管叔等人的诽谤，在镐京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连召公也对此产生了质疑。成王年幼无知，面对种种流言更是真假难辨，对这位忠心耿耿的叔父也开始心存疑虑。周公内心极度痛苦，他首先找召公坦诚相见，敞开心扉地表明自己绝无二心，希望召公能够以大局为重，勿轻信谣言。召公被周公的真诚所打动，误会得以消除，二人再次携手共进。

周公在稳定了内部局势后，果断地集结大军，亲自率军东征。此时，东方的几个部落，如淮夷、徐戎等，与武庚遥相呼应，蠢蠢欲动。周公下令给太公望，授予他全权，凡是对周朝不忠的诸侯，皆由太公望负责征讨。如此一来，东方的局势由太公望掌控，而周公则集中力量对付武庚。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并处死了这个叛乱的首领。管叔见武庚败亡，自觉无颜面对兄长和侄子，遂自缢身亡。周公平定叛乱后，将霍叔罢免，对蔡叔则处以流放之刑。在这场东征中，许多商朝的贵族成为了俘虏，因他们反抗周朝，故被称为“顽民”。周公深知这些人的存在是一大隐患；同时，他也意识到镐京位于西方，难以有效控制广阔的中原地区。因此，他在东方新建了一座都城，名为洛邑，并将殷朝的“顽民”全部迁至洛邑，派重兵严密监视，以防再起波澜。

自那之后，周朝便拥有了两座宏伟的都城。西边的是镐京，亦称为宗周；东边的则是洛邑，也被称为成周。这两座城市不仅承载着周朝的政治与文化，更成为了当时文明的两大中心。

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国家长达七年，终于使周王朝的根基稳固，并制定了一整套周朝的典章制度。待成王年满二十岁，周公将政权正式归还给了成王。成王亲政之后，周公担心他因年轻而治国不力或放纵无度，便撰写了《多士》与《毋逸》两篇著作以示警戒。在《毋逸》中，周公写道：“先辈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基业，然而他们的后代却常常因为骄傲奢侈而忘却了祖辈的艰辛，最终导致家业衰败。作为继承者，怎能不时刻保持警惕呢？”而在《多士》里，则提到：“从商汤至帝乙，历代商王皆恪守礼仪，敬奉神明，追求美德，以此获得了天命的支持。然而到了纣王时期，他极度奢华浪费，完全不顾及天道人心，因此被万民视为应当受到惩罚。”通过这些教诲，周公希望成王能够铭记历史教训，勤勉治国。成王及其子周康王共同统治的五十余年间，周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统一，这一时期被后世誉为“成康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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