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蒙学起，就爱揪着些事儿琢磨的我，眼里见的、耳里听的，总有些叫人转不过弯的。譬如先生二字，本应是束脩之礼的敬称，不知从何时，偏要分作成先生与女士这两般称呼。屠呦呦与杨绛这般皓首穷经的，倒要与三尺童子共享先生之名。

听的久了，我竟也分不清男女了。更可怪的是，逢着些要紧场合，众人多是西装革履，笔挺是笔挺的，就是那个西字过于扎眼了。西医、西药、西红柿，这也罢了，就连铁钉、蜡烛与圆葱也要冠个洋字，才会觉得高贵。原以为随年岁长，能慢慢解开，偏越琢磨越觉着里头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到现在便成了《辩症》的来由。

当我翻出教材，模模糊糊的，每页上都写着“封建迂腐”几个字，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反复翻看，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殖人”。那所谓封建，在一些人笔下，成了否定过往一切的由头，却忘了那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智慧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但遗憾的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倡导全盘西化的人士主张“废除汉字”和“摒弃传统文化”，这使得我国的文化自信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乱世当用猛药，药不猛不足医中国。

但如今，当中华民族再次复兴，当中国重新富强的今天，历史上这种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推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差别的摒弃，这个埋藏于一百多年前的祸端，也终于今日破土而出。

去年深秋监考，忽见某生在作文里写“漂亮国的空气里飘着自由的甜味”，我望着窗外梧桐叶簌簌落下，恍惚看见了她在费城领馆前晾晒裹脑布。更奇的是，如今连幼稚园的洋娃娃都要配三个学伴，说是要促进文化交流。

前日受邀参加学术会议，某教授在台上唾沫横飞，高谈阔论“ 我们的基因里缺少创新因子，必须引进某西方人种改良”，我盯着他西装袖口的校徽，分明看见了樱花树下，正跪着一排穿和服的童男童女。散会时经过宣传栏，留学申请信被穿堂风掀起层层涟漪。那些工整的楷体字突然集体患上软骨病，在全额奖学金的招牌下蜷缩成跪拜的姿态。

昨夜批改新生作业，发现某生竟把《本草纲目》注释成“迷信玄学”，我忽然想起药科大学的实验室里，穿白大褂的学生正把青蒿素装进贴有FDA认证的药瓶，瓶底沉着百年前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

在我自己，本以为历经世事变迁，早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了。然每当目睹地铁车厢里穿香奈儿套装的女子举着放大镜查男裤兜，仍免不了辩症一番。那些比急救箱更早抵达现场的摄像头，在判决书里化作两片互砍的菜板。

这或许是未消尽的愚妄罢，明知辩症在这个时代几乎没什么用，仍不免要在文字里凿出几个窟窿——给那些在键盘侠唾沫里挣扎的清醒者递根稻草。至于这文字是匕首还是钝刀，是投枪还是响箭，原也顾不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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