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6章.晋朝7(23)司马八达(四)
未尝预谋: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政,率宫人讨伐司马昭,于宫门处被杀。百官不敢奔赴,司马孚前往,首枕其股(将曹髦的头部枕于自己大腿上),失声痛哭说:
司马孚:“让陛下被杀是为臣的罪过。”
上奏请求捉拿主谋者,正赶上太后下令以平民的礼节安葬曹髦,司马孚、司马昭同群公上表,请求改以王礼安葬,得到批准。
司马孚性格十分谨慎,司马懿执政之际,他就有意避免过多地参与政治。而后司马氏废立皇帝,他也未直接参与其中的谋划。司马师、司马昭因司马孚是长辈,也不敢逼迫他,后来进封他为长乐公。
终身魏臣:泰始元年(265年),西晋代魏,魏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迁往金墉城。司马孚前往拜辞,握着曹奂的手,泪流满面,不能自制,说:
司马孚:“臣到死的那天,也是纯粹的大魏之臣。”
晋武帝司马炎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设置官属。每次元会时,司马炎下令让司马孚乘车上殿,司马炎则降阶相迎。等到就座后,司马炎亲自献酒祝寿,以家人之礼对待。司马炎每次下拜,司马孚都下跪来制止,司马炎又赐予他云母辇、青盖车。司马孚虽被如此尊宠,却不以为荣,常有忧色。
泰始八年二月壬辰日(272年4月3日),司马孚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司马炎于太极殿东堂为他举哀三日,赠“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绯练百匹、绢布各五百匹、钱百万,谷千斛”以助丧事。葬礼规格,比照东汉东平献王刘苍的旧例。司马孚临终时,遗令:“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咸宁元年(275年),已故的司马孚与太保何曾等功臣十二人都得以配飨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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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成就:司马孚常被当作忠臣和长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他的军事才能虽然没有司马懿父子那样突出,但是也还算出色。他也曾统帅部队支援关中、合肥新城,同蜀汉、吴国的部队作战,这其中以救援合肥新城一役最为有名。
吴国太傅诸葛恪指挥二十万大军,挟东关大胜之势攻打合肥新城,大将军司马师命司马孚统帅二十万大军救援合肥新城。
司马孚到达前线寿春后,淮南大将毌丘俭、文钦等要求立即进攻,司马孚说:
司马孚:“凡是进攻的,都要借助敌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功绩。要使用计谋和策略,不能仅凭力战。”
恰好司马师也下令把合肥新城让给诸葛恪进攻。司马孚移驻合肥附近,城中守军知道援军就在附近,人心巩固,并且用计拖延时间。吴军中流疾横行,许多士兵染病,再加上攻打坚城不克,部队都无心作战。诸葛恪围困新城数月,反而日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个月后,司马孚摸清了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吴军败退。
《三国志·诸葛恪传》称:“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在困于坚城之下,人员染病众多的情况下,无力同司马孚统帅的二十万养精蓄锐的援军作战,在撤退中,很多伤病人员倒毙,大批落后的士兵被俘,这次战役以司马孚胜利结束。
这一战例的特点是,诱敌犯难攻坚,挫伤敌军的锐气,并且在敌人精疲力竭的时候,使用新锐部队对疲敝的敌军进行打击。司马孚能够把握战场的主动权,采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策略,保存增强自己的力量,让敌军消耗力量,猬集在只有数千人的小城下,合肥新城是满宠特意选择的地势险要的地方修建,城小坚固,容易防守。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也不能同时投入攻城,天气炎热,聚集在一起的部队容易传染疾病。守城的张特、乐文指挥得力,战斗从五月打到七月,诸葛恪也没能象司马懿那样用昼夜不停,连续作战的战术,速战速决,最终内外交困而失败。司马孚在援助新城战役中的战术在古今中外经常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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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品:《全晋文》收录有司马孚的作品及相关言论共十一篇:《请造沁口石门表》、《奏吊陈群母》、《奏永宁宫》、《奏请葬高贵乡公以王礼》、《奏请易服复膳》、《重奏》、《奏止诣陵》、《重奏》、《又奏》、《皇后铭旌议》、《临终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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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被认为是一个伪君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言行不一致和政治立场的不坚定。尽管他在曹髦被杀时表现出悲痛,并上书请求追究主谋的责任,但实际上,真正的幕后主谋贾充和司马昭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了升迁。此外,司马孚在曹魏灭亡后仍然自称“大魏忠臣”,但并未阻止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这进一步让人质疑他的忠诚。
具体来说,司马孚在曹髦被杀时,虽然表现出悲痛并上书请求追究责任,但实际上的主谋贾充和司马昭并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贾充得到了晋升,这让人怀疑他的行为动机。
网友把他称为“晋影帝”。
司马孚被称为“晋影帝”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善于伪装和欺骗,多次成功自保并最终获得高位。
司马孚在政治斗争中展现了高超的伪装和欺骗技巧。在曹爽和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中,司马孚选择隐退,表面上对魏帝忠心耿耿,但实际上却在关键时刻支持司马懿,参与高平陵之变,帮助司马家夺取了曹魏大权。这种表面上忠诚,实际上却为自家利益谋划的行为,使得他被称作“影帝”。
此外,司马孚在政治生涯中多次成功自保并最终获得高位。他在曹丕时代担任中庶子,明帝时代担任度支尚书,曹芳时代则隐退自保,最终在西晋建立后,担任太傅,总管皇家事务,并都督中外军事,地位显赫。他的这些政治手腕和生存智慧,使得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屡次化险为夷,最终成为最大的赢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