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皇上已经不耐烦,吕芳不敢再装假,沉吟着说:“诚如严老先生所言,海瑞在朝野清流士林中颇有人望。依奴婢之愚见,若是将他罢官撤职,势必会招致朝野上下的非议责难;但若是下旨褒美,既拂了夏老先生的面子,更令天下藩王宗室寒心,也不妥当。只是,海瑞任职湖广期间,与同僚多有不睦,今次受了荣王千岁那样的当众羞辱,那些没有识见的小人势必轻慢于他,他也万难再在巡按任上有所作为,主子还是给他挪个位子为好。”
接着,他又赶紧补充说道:“海瑞既有才干,又有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主子一直看好并悉心栽培他,也正是看中了他慷慨任事,不计家身的千古名臣风范。将这样的人调任闲职,既是浪费人才,又有违主子初衷,更让人觉得主子处事不公,有损主子千秋圣名……”
朱厚熜感慨地说:“朕为难的就是这个。他这人最是迂腐顽固,抚民一方难免与上司衙门生出龌龊;又一向鄙视经济之道,不利于推行朝廷重商恤商的新政。朕思虑再三,也只有把他放在监察御史的位子上,用他来举劾不法、惩贪肃奸。可你也说了,他已万难在湖广官场立足,要么调任他省,要么回都察院,可这么一来,朕总是觉得有些亏欠了他,毕竟他是为了朝廷之事受辱的嘛!以他那样至刚至阳的性格,没有一死以全名节,朕还要感谢荣王世子朱载昀和赵隐连夜去给他登门赔罪呢!”
听到主子这么说,吕芳心中有了底,便说:“奴婢闻说张居正在奏疏中提到银贱铜贵之事,马老先生及户部商议之后,奏请朝廷增设云贵铜政司……”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厚熜就抚掌大笑起来:“好我的吕大伴啊!原来你是要把这天字第一号肥缺给海瑞啊!”
原来,当日张居正听海瑞说起银铜比价的变化,觉得事关朝廷财政根本制度,就放在了心上。回到昆山之后,他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了近年来出现银贱铜贵现象的原因之所在:
其一,国朝废弛海禁,增开海市之后,大量的白银从东南亚和日本流向中国,虽说缓解了朝廷实行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而造成的货币短缺的压力;但由于贸易大量出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贬值;
其二,恢复对日贸易之后,日本大量进口中国的钱币,还大量收购铜器,商人把铜钱收来熔炼铸成铜器,卖给日本,转手就是十几倍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铜币的短缺。
接到张居正的奏疏之后,朱厚熜想了很久,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由于明朝严禁私铸制钱,那些因成色不足而被俗称为小钱、恶钱的铜钱无法进入流通领域,由官方货币发行宝泉局和宝源局铸造的制钱还能维持相应的购买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日常使用的货币主要为铜钱,银贱铜贵的问题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此,它的危害一时还看不出来,只是让征收赋税的官员差役从银铜差价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从长远来说,银贱铜贵的问题对国家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危害——所带来的两大弊端一是由于白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银价贬值,购买力下降,等于变相抬高了商品的价格,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和竞争能力,不利于对外的贸易倾销;二来也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使得本来就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极大的冲击。
银两制度是一种适应中国封建经济的货币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白银自汉朝起就被充当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但一直是按重量行使,属于称量货币,不但麻烦,还有种类繁多、形状不定,成色不一、难以折算等诸多缺点,很难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尽快建立统一的本位货币,取代银铜铸币、尤其是以重量为单位的称量货币,这是经济发展的显示需要,更是货币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
可惜的是,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明朝却是万难施行,这个祸根还是朱元璋当年埋下的,那就是大明宝钞。
明朝开国初始,推行铜钱,后因数量不足,改行纸币。洪武八年设立户部钞局,发行纸币,是为大明宝钞,此后近两百年里,只发行这一种纸币,票面只印洪武年号,最大面额为1贯,官方定价宝钞1贯合铜钱千文或白银1两,4贯合黄金1两,但金银不得流通,只准用于领钞。
为了推行钞法,明朝采取了种种强制性措施:其一,停止铸造钱币,严禁铜钱流通,违者以阻钞罪论处;其二,禁用金银交易,违者全家戍边,直至死刑;其三,实行户口食盐法,即计口纳钞买盐,成年人每月可买1斤盐,交纳宝钞1贯,未成年人减半;其四,增税和开征新税,一律用钞缴纳。此外,还对不用宝钞交易的、不开店铺私下交易的、哄抬物价的、私下交易用钱的、对用钞不用钱一律处以罚钞;官员贪墨受贿,也按40倍价格罚钞。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宝钞,可谓是煞费苦心。
可笑的是,明朝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却惟独没有想办法来解决货币发行的最根本的问题,即设立发行准备和控制发行数量。结果,发行过滥的宝钞急剧贬值,到成祖永乐年间,1贯宝钞只能值钱几十文;到宣宗宣德年间,已跌至10文以下。
朝廷律令甚至棍棒刀枪从来都不能战胜经济规律,纸币贬值,禁钱禁银的法令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民间反而用得更多,宣宗宣德十年,明朝只好解除了钱禁;英宗正统元年,又解除了银禁。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宝钞虽未停用,但已失去实际意义,在经济生活中根本无法通行,只能用于折付官员俸禄或赏赐九边军卒,也就是说,国家厚着脸皮耍起了无赖,拿那些已经一文不值的宝钞去哄骗官员和兵士。“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么?”于是,官员大肆贪墨、军队战力低下,也算是对无赖朝廷的一种报复。
要说明朝人并没有意识到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是在替他们开脱罪责——自北宋发行交子,使纸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一直注重设置发行准备和限制最高发行额度,还专门制定了被统称为“称提之术”的一系列纸币发行和流通管理办法,维持国家信用。元朝以纸币为主,也有一整套的纸币管理制度。虽然宋、元两朝最后都因战乱四起,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靠发行纸币过日子,纸币越发越多,形同废纸;但都不象明朝这样,打从一开始,就铁下心来当无赖,把国家信用践踏无余。
这样就给朱厚熜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国家信用已经在老祖宗的手中破产,如何能发行百姓乐于使用的纸币?就算动用国家权力强制发行,一来势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强烈抵制而无法进入流通领域,重蹈大明宝钞被市场淘汰的覆辙;二来势必会严重危害刚刚发展起来,还显得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甚至还会引起百姓的不满,激起席卷全国的民变——国民党政权发行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对于前些年所谓“大刀阔斧”实则一味蛮干的改革所引发的朝局动荡、天下大乱,朱厚熜心有余悸,根本不敢轻易触及关系到全国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货币制度,赶紧打消了发行纸币的念头。
但是,他也知道,银贱铜贵的问题若是放任不管,一旦恶化,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不能不趁早解决。为此,他责令内阁会同户部尽快拿出解决办法,并吩咐他们认真研究宋、元两朝的纸币管理制度——这两年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此前发行的国债都能如约承付利息并按期兑付本金,勉强建立起了一点国家信用,官民商户购买新发行的国债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或许以后还能尝试一下,未雨绸缪地做一些调研论证和前期准备还是必要的嘛!
钱法关系到国家的根本财政制度,内阁和户部也不敢怠慢,很快就上呈奏疏,建议朝廷一方面严厉打击熔毁铜钱、扰乱钱法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户部增设铜政司,选择能吏干员任铜政御史,在云贵择地开府建衙,加大铜矿开采,多铸铜钱并适当控制白银流通。双管齐下,维持国家货币流通领域中白银和铜钱的适当比例,平准银铜比价。
这样的作法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却是目前最为可行之法,朱厚熜也就准了奏,但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的人选却让他颇为踌躇——大明官场的天字第一号肥缺原本是各地盐务司的巡盐御史,手中掌握着国家专卖的食盐,那些盐商要从他们手中批出盐引,就得奉上孝敬,所以官场上的人都戏称各位巡盐御史“放屁都能蹦出银屑子”。现在看来,跟即将增设的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比起来,巡盐御史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巡盐御史要捞钱,还得通过盐商转手倒卖盐引;铜政御史连这一道工序都省了:铜政司开采出的铜矿是什么?那就是钱啊!
因此,吕芳的建议可谓是深契圣心——说真的,这个衙门,不交给海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一心追求精神财富,鄙视甚至痛恨物质财富的人掌管,朱厚熜还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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